发表时间： 2008-02-01 17:12:56作者：乐之史
这几天，大范围的冰雪灾害袭击了中国许多省份。铁路断运、公路结冰、机场停飞......；千百万的老百姓受到冰雪灾害的严重打击，数以万计的民众在冰封的高速公路上冻得瑟瑟发抖，数以十万计的民众挤在混乱的火车站盼着能回家，而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或出门的路全被封堵，或面对飞涨的物价无可奈何。灾难的发生经常是突如袭来的，但是，在今天天天喊着"高科技"的时代，天气变异，却是可以预先得知信息的。但是，为什么这么一场本来可以预知的灾害，却给人民带来如此巨大的损失呢？
由于历史的原因，今天中国救灾的工作已经完全要由政府来承担。而从中央到地方各层级的官员，他们的反应速度与应对能力，就直接决定着千万百姓的生死。乐之这几天一直在关注政府对这场雪灾的反应。然而，观察下来，感觉各地官员的反应是迟钝的。实际上，这场严重的天灾，在本月中旬就已经露出凶象。暴雪1月16日就已经在湖北出现，接下来道路结冰情形也已经在一些地方出现。中西部一些省份，如贵州、云南、广西等地，20日前后，便已经遭遇强降雨雪，许多山区县份交通电力完全中断，许多村镇与外界隔绝，甚至面临断粮的危机。然而，我们却没有看到政府有太大的救济反应，或作好严格的预防措施。至少中央与省一级，好象没有做出立即的反应。
从24日晚开始，京珠高速韶关多处道路和湖南境内全段已出现大面积结冰，高速被迫封闭，数万车辆滞留在路上。同时，由于湖南一些地方电网中断，几十列旅客列车数万旅客也滞留京广线各小站，客运乃出现大的混乱，许多列车超长时间甚至无休止延误，火车也无法发出，广州站出现大面积旅客滞留。也许京珠高速线与京广铁路的中断，以及广州站积压的大量旅客，才使得灾害严重程度渐渐为人们所知悉，从26日之后，这两个地方也成为新闻报道的焦点。然而，我们仍然不能从新闻中看到有省以上的高级官员直接到灾害第一线去指挥抗灾，慰问民众。当时仅有一条温家宝到京石高速公路河北涿州服务区和北京西站实地考察的消息，然而，即使是此条消息，其重点也仅仅在"考察"春运秩序，而不是赈灾。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只能看到一些"职能部门"在解决问题，电力部门抢修输电线路，高速公路部门也尝试着去清除路上冰雪，铁路部门在尽力疏导旅客，调运方便面矿泉水卖给受难的人们。然而，面对如此重大的灾难，是急需要各地最高当局协调职能部门，并且动用公权力，调集可用资源救济危境中的人们。然而，至少在29日前，我们却很少看到此类消息。人们似乎都在自己无望地等候，等着老天爷赶快结束惩罚。
一切似乎从29日开始有变化。这一天，最高当局终于开会商议冰雪冻灾的对策，好象也正式肯定这场严重数十年不遇的严重冰雪灾害真正存在。于是，温终于从北京登机前往湖南勘灾，几乎同时，一些省市最高官员也开始有了一点动作。此前没有什么动静的军方也终于有了一些行动。全国媒体的内容也终于丰富一些，从报灾扩展到赈灾。可是，巨灾发生后，为什么一定要最高机构开会，然后才能有所行动呢？各个地方官员的主动性究竟到哪去了？
其实，这场大灾来得真的不是时候。当然，首先是阴历年底，大家都要忙着过年，官员们大概也没有太多的心思。其次，也许是更重要的是，刚好又赶上"两会"--权力分配游戏的最高潮。可能不少官员，此时的注意力都在自己的位子问题，他们更为关心的可能是权力的"天"怎么变，而对自然界的变天却缺乏敏感度。另外，雪灾与其他灾害也真的不一样，其他灾害，也许可以开车出去巡视一番，而雪灾却最能考验官员对职务的勤勉心与忠诚度，如果他们决定要出来慰问指挥，自然要忍受严寒冰雪，甚至要摔倒在结冰的道路上。也许还有其他原因，反正，在前些日子里，我们真的很少看到这些高级官员出来面对这场数十年不遇的大灾。也正为如此，温的南下勘灾，相信引起许多人的感慨。因为至少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哪个省的一把手跑到那些真正的重灾区去。
官员救灾既然很不容易，那么，社会呢？好象也没有什么动静。那些明星、那些企业家、那些著名"文人"，好象都没有什么实际的行动。社团呢？好象更没有什么反应。这与五六十年前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
在中国的帝制时代，除了官府主导的灾歉救济体系外，民间就一直存在普遍性的社会救济网络，宗教团体、慈善机构、同乡会馆、宗族会社等等，都是救灾的主力军，而每当灾害发生，也总能看到一批批的大善人涌现出来，毁家纾难的故事其实真的很常见。到了近代，这种民间救济网络更形发达，每当大灾发生，首先起来的都是各地有责任心的士绅，他们会一面采取赈灾措施，一面呼吁外界救济，于是各种不同的救济手段齐头并施，认捐、劝捐、放赈......都是那个时代大多数绅商士人也是社会团体主动自觉的行动。当然，那时的政府对民间社会活动也更为宽容，其办法也似乎比现在聪明得多，哪个社团办赈出的力多，或者哪个士绅贡献大，政府会在灾后论功行赏，既鼓励当事人，也激励后来者。
然而这一切，大概自五十年代那些运动之后，便全都烟消云散了。救济灾民，渐渐成了政府的专属权力与职责。尽管最近这些年，气氛也慢慢开放，当局似乎也开始鼓励社会各界人士出来多做善事，但是，数十年的"新文化"熏陶下来，加上制度又没有健全，因此，社会自主救济力量仍然非常有限。每当灾害发生，除非政府强力动员，很难看到社会组织或企业或个人，主动自觉站出来进行救济的工作。
于是，在这场巨大的雪灾面前，官员救济缓不济急，社会救济无从谈起，真不知道那些与外界几乎隔绝了的村寨里究竟有多少人会因缺乏防寒措施而冻死？有多少被封堵在路上的人在挨冻受饿？有多少民工固执等着要回家（对他们许多人来说，一年只能回一次的家，是他们没日没夜在异地拼命打工生活中最重要的精神安慰！）............，也许我们只能期待各级官员们良知发现，先把权位问题扔开，不要怕吃苦，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地去做好灾害救济工作了。也希望政府能够从此次灾害得到一些真正的反思，虽然不一定要像古代的皇帝那样颁"罪己诏"，但是，乐之觉得为政者确实需要认真想想：究竟为什么我们的防灾御灾能力总是那么薄弱呢？！
由于历史的原因，今天中国救灾的工作已经完全要由政府来承担。而从中央到地方各层级的官员，他们的反应速度与应对能力，就直接决定着千万百姓的生死。乐之这几天一直在关注政府对这场雪灾的反应。然而，观察下来，感觉各地官员的反应是迟钝的。实际上，这场严重的天灾，在本月中旬就已经露出凶象。暴雪1月16日就已经在湖北出现，接下来道路结冰情形也已经在一些地方出现。中西部一些省份，如贵州、云南、广西等地，20日前后，便已经遭遇强降雨雪，许多山区县份交通电力完全中断，许多村镇与外界隔绝，甚至面临断粮的危机。然而，我们却没有看到政府有太大的救济反应，或作好严格的预防措施。至少中央与省一级，好象没有做出立即的反应。
从24日晚开始，京珠高速韶关多处道路和湖南境内全段已出现大面积结冰，高速被迫封闭，数万车辆滞留在路上。同时，由于湖南一些地方电网中断，几十列旅客列车数万旅客也滞留京广线各小站，客运乃出现大的混乱，许多列车超长时间甚至无休止延误，火车也无法发出，广州站出现大面积旅客滞留。也许京珠高速线与京广铁路的中断，以及广州站积压的大量旅客，才使得灾害严重程度渐渐为人们所知悉，从26日之后，这两个地方也成为新闻报道的焦点。然而，我们仍然不能从新闻中看到有省以上的高级官员直接到灾害第一线去指挥抗灾，慰问民众。当时仅有一条温家宝到京石高速公路河北涿州服务区和北京西站实地考察的消息，然而，即使是此条消息，其重点也仅仅在"考察"春运秩序，而不是赈灾。
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只能看到一些"职能部门"在解决问题，电力部门抢修输电线路，高速公路部门也尝试着去清除路上冰雪，铁路部门在尽力疏导旅客，调运方便面矿泉水卖给受难的人们。然而，面对如此重大的灾难，是急需要各地最高当局协调职能部门，并且动用公权力，调集可用资源救济危境中的人们。然而，至少在29日前，我们却很少看到此类消息。人们似乎都在自己无望地等候，等着老天爷赶快结束惩罚。
一切似乎从29日开始有变化。这一天，最高当局终于开会商议冰雪冻灾的对策，好象也正式肯定这场严重数十年不遇的严重冰雪灾害真正存在。于是，温终于从北京登机前往湖南勘灾，几乎同时，一些省市最高官员也开始有了一点动作。此前没有什么动静的军方也终于有了一些行动。全国媒体的内容也终于丰富一些，从报灾扩展到赈灾。可是，巨灾发生后，为什么一定要最高机构开会，然后才能有所行动呢？各个地方官员的主动性究竟到哪去了？
其实，这场大灾来得真的不是时候。当然，首先是阴历年底，大家都要忙着过年，官员们大概也没有太多的心思。其次，也许是更重要的是，刚好又赶上"两会"--权力分配游戏的最高潮。可能不少官员，此时的注意力都在自己的位子问题，他们更为关心的可能是权力的"天"怎么变，而对自然界的变天却缺乏敏感度。另外，雪灾与其他灾害也真的不一样，其他灾害，也许可以开车出去巡视一番，而雪灾却最能考验官员对职务的勤勉心与忠诚度，如果他们决定要出来慰问指挥，自然要忍受严寒冰雪，甚至要摔倒在结冰的道路上。也许还有其他原因，反正，在前些日子里，我们真的很少看到这些高级官员出来面对这场数十年不遇的大灾。也正为如此，温的南下勘灾，相信引起许多人的感慨。因为至少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哪个省的一把手跑到那些真正的重灾区去。
官员救灾既然很不容易，那么，社会呢？好象也没有什么动静。那些明星、那些企业家、那些著名"文人"，好象都没有什么实际的行动。社团呢？好象更没有什么反应。这与五六十年前的中国形成鲜明对比。
在中国的帝制时代，除了官府主导的灾歉救济体系外，民间就一直存在普遍性的社会救济网络，宗教团体、慈善机构、同乡会馆、宗族会社等等，都是救灾的主力军，而每当灾害发生，也总能看到一批批的大善人涌现出来，毁家纾难的故事其实真的很常见。到了近代，这种民间救济网络更形发达，每当大灾发生，首先起来的都是各地有责任心的士绅，他们会一面采取赈灾措施，一面呼吁外界救济，于是各种不同的救济手段齐头并施，认捐、劝捐、放赈......都是那个时代大多数绅商士人也是社会团体主动自觉的行动。当然，那时的政府对民间社会活动也更为宽容，其办法也似乎比现在聪明得多，哪个社团办赈出的力多，或者哪个士绅贡献大，政府会在灾后论功行赏，既鼓励当事人，也激励后来者。
然而这一切，大概自五十年代那些运动之后，便全都烟消云散了。救济灾民，渐渐成了政府的专属权力与职责。尽管最近这些年，气氛也慢慢开放，当局似乎也开始鼓励社会各界人士出来多做善事，但是，数十年的"新文化"熏陶下来，加上制度又没有健全，因此，社会自主救济力量仍然非常有限。每当灾害发生，除非政府强力动员，很难看到社会组织或企业或个人，主动自觉站出来进行救济的工作。
于是，在这场巨大的雪灾面前，官员救济缓不济急，社会救济无从谈起，真不知道那些与外界几乎隔绝了的村寨里究竟有多少人会因缺乏防寒措施而冻死？有多少被封堵在路上的人在挨冻受饿？有多少民工固执等着要回家（对他们许多人来说，一年只能回一次的家，是他们没日没夜在异地拼命打工生活中最重要的精神安慰！）............，也许我们只能期待各级官员们良知发现，先把权位问题扔开，不要怕吃苦，认认真真实实在在地去做好灾害救济工作了。也希望政府能够从此次灾害得到一些真正的反思，虽然不一定要像古代的皇帝那样颁"罪己诏"，但是，乐之觉得为政者确实需要认真想想：究竟为什么我们的防灾御灾能力总是那么薄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