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学语文教科书上的一篇文章，夏衍的《包身工》，已经从教科书中悄悄地消失了。《包身工》是一篇报告文学，写的是三十年代上海日本人开设的纺纱厂里来自农村的女工的悲惨遭遇。
据美国之音报导，夏衍写道：“旧历四月中旬，清晨四点一刻，天还没亮，睡在拥挤的工房里的人们已经被人吆喝着起身了。一个穿着和时节不相称的拷绸衫裤的男子大声地呼喊：‘拆铺啦！起来！’接着，又下命令似地高叫：‘“芦柴棒”，去烧火！妈的，还躺着，猪猡！’” 夏衍在文章中描写了这些从农村来到上海干活的包身工的住宿条件：
七尺阔、十二尺深的工房楼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十六七个被骂做“猪猡”的人。
长方形的用红砖墙严密地封锁着的工房区域，被一条水门汀的小巷划成狭长的两块。像鸽笼一般，每边八排，每排五户，一共是八十户一楼一底的房屋，每间工房的楼上楼下，平均住宿三十多个人。──这工房区域的墙圈里面，住着二千个左右衣服破烂而专替别人制造纱布的“猪猡”。
夏衍写道：“包身工，每一分钟都有死的可能，可是她们还在那儿支撑，直到被榨完残留在皮骨里的最后的一滴血汗为止”。
在这千万被压榨的包身工中间，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人道。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体制忠实服役的十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
*华南当代包身工*
很多人看到了夏衍的这篇包身工之后，都不约而同地会和中国媒体报导的有关中国黑砖窑里干活的苦工，以及在华南一些工厂里干活的农民工的状况。
接下来举的例子不是什么“境外敌对势力”为了妖魔化中国而故意摸黑，这些都是摘自中国官方媒体的报导。
新华社的一篇报导说：“广州市康乐村，狭窄昏暗的地下工厂，数百名稚气未脱的孩子在日夜颠倒中劳作，他们一年才能结到一次工钱，一年也未必能添置一套衣服，还经常挨饿，有些甚至疾病缠身。”
康乐村位于广州市海珠区，这里的家庭作坊一般都在出租屋的一二层，面积大多在8到40平方米之间，九成以上为“三无厂”。
那么康乐村的“三无”作坊到底有多少家？童工到底有多少呢？新华社的记者也无能为力。新华社的报导说：“这里的很多工厂被层层铁栅封锁，外人无法接近，也无人知晓。这就是康乐村的秘密！”
*华北黑窑奴隶工*
除了广东的三无作坊之外，最近山西黑砖窑民工的惨状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潇湘晨报报导：在被黑工头承包的砖厂里，“工人们被拘禁在工棚内，每天早上天亮就开锁让工人干 活，直到深夜又锁回工棚，工人的大、小便都在工棚内，中间三顿饭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平时吃饭、上厕所都有专人看管，干活稍慢就惨遭毒打，许多人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伤痕。”
除了山西之外，河南也有夏衍笔下的当代包身工。《燕赵都市报》报导：“近日辉县在新乡市200余名武警、特警配合下，共出动警力362人，对辉县20个砖窑场强迫劳动和非法用工的情况进行了集中清查。”记者援引一家砖窑场会计的话说，在这里“干活的都是外地人，包工头介绍过来的。哪家窑场没有孩子和傻子？”
在《人民日报》的一篇报导中，在山西砖窑里做苦工的工人，由于干活慢受到的毒打和惨无人道的对待，比夏衍笔下的包身工更加恶劣几分。人民日报报导说：“为追求砖厂的生产量，在砖还未降温的情况下───就硬逼民工出砖，致使很多工人被严重烧伤......”
《人民日报》报导说： 他们“非法拘禁强迫民工超长时间超长负荷劳动”，“殴打和提供交通工具追找逃跑民工，他们还“饲养了4只狼狗在砖厂看场护院”。
夏衍在《包身工》一文中描写的工头殴打工人的情景以及让工人“顶皮带盘心子罚站”的处罚，比起六十年后在“社会主义盛世”私人老板承包的砖窑的打手们的狠毒，只能是小巫见大巫了。
人民日报报导说：“2006年农历正月的一天上午，在山西黑砖窑工作的民工刘宝干活慢，受到殴打。在追打过程中，包工头用铁锹打击农民工刘宝的头部和腰部，致其倒地，后被人扶回工棚。第二天下午刘被发现死于工棚内。当晚12时许，工厂主将刘宝的尸体掩埋于砖厂背后山坡的一旧墓穴内”。
“山西新闻网”的一篇报导，直截了当地把黑砖窑的农民工的遭遇和夏衍的包身工直接联系了来。山西新闻网2007年5月22日报导说：
“中学课本里，著名作家夏衍的《包身工》描写了旧中国包身工的悲惨遭遇。如今，运城市临猗县北景乡的一个黑砖窑里，上演了一出现代版的《包身工》活剧。四十多名来自四川、河南、内蒙古自治区等地的农民工在这里被强迫劳动达数月，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稍有懈怠，就会被监工用铁锹、棍棒毒打。他们中最小的十五六岁，最大的六十多岁，甚至还有残疾人和智障者。4月下旬，他们被运城警方成功解救，5月初，陆续踏上返乡之路。”
*因为现实中有 所以课本中无？*
把夏衍的包身工从中学教科书中删除，不让刚刚接触社会的孩子们看到社会的另一面，让他们幼小天真的心灵对“伟大光荣正确”，对“社会主义盛世”产生怀疑。
然而，他们的这种做法，在媒体上和互联网上，招致了不同的评价和评论。
朱长超在一篇题为《教科书两篇文章怎么不见了？》的文章中分析说，如果夏衍的文章照样登在中学的教材上，学生们对照着看革命前后的两代包身工，很容易会产生联想：现代中国一些所谓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老板们，在剥削工人方面，一点也不比日本纱厂的老板逊色。
文章中分析说，同学会们会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革命成功了半个多世纪，为什么这大批工厂的工人却成了奴隶？为什么中国还会出现新的奴隶？难道革命就是为了让新的包身工替代老的包身工吗？是为了防止这种联想，我们的教科书果断地删去了《包身工》。
网友朱长超问道：靠删除文章就平安无事了？就说明你正确了？似乎不能。就是把一切杂志上书籍上类似的文章全都删了，觉悟的工人就不会意识到自己受压榨、受剥削的现实了？
另外，有些网友注意到，在中国几乎人人会唱的“国际歌”，后面有几段歌词被删掉了。有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七年版的“巴黎公社诗选”中，找到“国际歌”被删掉的歌词：
“政府在压迫，法律在欺诈，捐税将民脂民膏搜刮；豪富们没有任何义务，穷人的权利是句空话；受监视的‘平等’呻吟已久，它需要别的法律，它说：‘讲平等，有权利就有义务，有了义务就有权利。’”
朱长超在文章中说：“不去消灭或者改变丑恶现象，却去删除旧时代写的揭露丑恶现象的文章，这岂不是本末倒置，倒果为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