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有点怕过节了，尤其是春节。
还记得小时候在林区过春节时的情景。那时我母亲虽然离开故乡多年，可还保留着江南迎接新年的习俗。
母亲是个很勤劳的人，平日里浆洗衣物，照顾我们饮食起居，很少有见她坐下来休息的时候。而到了过年，只会让她更忙。光是把所有的被褥拆洗，就要耗上一个星期的时间，再加上她的细致，人家洗了几床的工夫，她连一床尚未完成，以至于我的父亲总是摇着头笑着说她「滴细」意思是太过细致。
好容易把所有该拆洗的弄完，她又要带领着我们擦玻璃了。那时候没有现在专用擦玻璃的一套工具，用的全是老法子。先要用湿抹布把窗上的浮灰擦掉，等它略干些再用另一块干净的抹布去擦拭，玻璃正中比较容易，而角角落落最是麻烦。我总贪着和小朋友出去玩耍而没有耐心，母亲总是很温和地说，你看你擦的多么干净，有你的帮助，我很快就可以完成了，这样我才有时间去做糖翻角，为你们炸年糕啊。想着那些好吃的东西，我和姐姐于是又静下心来慢慢擦。
妈妈说，做事情不做则已，要做就要做到最好，所以要想把一块玻璃擦干净，一定要正反两面反复对着光看过多次，才能完全擦得和她的要求。可是因为想到要早点吃到那些只有新年才有的好食物，我似乎就有了力气，又因为帮妈妈分担了一些劳累，因而心里特别高兴
每到春节临近，各地的亲戚都会寄来食物和衣服，让我们这唯一生活在林区的相对贫困的家庭，也享受一点新年的喜庆，更加上我出生后，文革已接近尾声，政治上的松动让大家心情都渐渐变好，想到林区的艰苦，我们家由于孩子多的艰难，因而更要在新年寄包裹的时候多加一份关心和爱护。
这些包裹里，有堂哥表姐们穿小了的衣服鞋袜，也有姑姑、姨妈们连夜赶制的新衣；有南方人过年少不了的年糕，爸爸爱喝的咖啡，也有南方特有的小食；有我们生活中需要的零碎的小东西如咖喱，更有他们想不到，可因为我们需要而特意购买的童车。因为我的顽皮，会在大家吃饭的时候，抓起一把饭扔在地上，笑着跑开，过后又回来，所以要小车把我「锁」在里面。
除了这些好东西，母亲还会做上几桶糖角，由我们兄妹四人做，父亲负责油炸，母亲承担杆面的重任，有时候她力气不够，总要父亲再帮上一把。那时电力尚不发达，日常多用蜡烛照明，即算有时供电，也时常因为电压不稳而忽明忽暗，但新年前后的电压，无论如何会是一年中最稳的。我们一家围坐在灯下，父亲说些轻松的笑话，母亲则抿着嘴在一旁微笑听着，我们四个孩子，年龄越小越爱搞破坏，帮倒忙。火墙烧得暖暖的，灯光明亮，大家围坐一起，虽是清苦却全然不觉，只觉无限的快乐和满足。
除了糖角，还有豆包等应节食品，当然更少不了饺子。说林区生活艰苦并不为过。就是那一年一次的饺子，我们所能买到的肉也只有痘猪肉，这种病猪，肉上长满了痘，要母亲的细致和耐心才可以把痘一个个挑干净，说是这样人吃了才不会生病。那时候父亲已经坐下休息，而我们早疯跑到外面去玩雪，提着灯笼去各家拜早年去了。
父亲因为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小镇上的所有对联几乎都出自他手，所以我们走到哪家，都会受到好招待。在我们用玩耍和休息等待「放焰口」的时间里，只有妈妈还在「牛拴在槽头一样会老」地没有停下休息，就好像每次请客一样，她总是最后一个上桌，并说，你们先吃，凉了就不香啦！好像她生下来就喜欢吃残羹冷炙一样。
在北方的新年，自有它的特色，最少不了的就是冰砖和冻梨。说是冰砖，其实是上好的冰激凌，只不过它的形状象砖，故而得名。坐在暖暖的屋子里，和家人朋友一起吃冻梨和冰激凌，饿了就吃糖角或是豆包。到了三十晚上，午夜十二点的时候去雪地里放鞭炮，不用问我也知道，早晨醒来，枕头下必有新崭崭的压岁钱，是父亲特意去银行事先换来的，而为新年准备的新衣也会静静地躺在那里等我们去穿。
初一这天，劳累了一年的母亲终于得以休息。按照习俗，这一天不可以动针线，也不可以扫地，以免把好运气扫走；不劳作，以免来年整年都会辛苦。而我们三十夜里，已蒸好了敬灶王的甜糕，母亲说，灶王爷吃了一定会去玉皇大帝那里说好话，保佑我们来年万事顺遂。而这几天说话尤其要注意，免得冲撞了什么，带来不好的运气。可是如果我们说错做错什么也不要紧，妈妈从来不会生气，她只是纠正我们，然后用别的办法去化解。
其实这些都是美好的愿望，母亲在接下来的日子还是一样操劳，然而我们的日子也终于因为邓小平的出来主持工作而渐渐好了起来。
文革结束后，我们举家回南。几个孩子日渐渐长大，开销自然也大了起来。为了让我们能过得更好一点，父亲忍着白内瘴的折磨，接多了翻译的外快，这样他除了要应付日常繁重的教学工作之外，还要深夜伏案，因为视力衰退的折磨，他几乎整个人都伏在那细小的外文字上。而母亲则接下了一切加班的机会，工作的辛苦，家务的繁重和她做事的认真，再加上她从来把好吃的让给我们，终于让她因为身体的过分透支而昏倒在班上，而她那一年还不到50岁。
父亲一向被她服侍惯了，她这一病，让他顿时慌了手脚。想做一碗莲子汤，却终因缺乏经验而糊掉，可是又没有别的东西带去医院给肚子饿的妈妈吃。糊了的莲子，加了很多糖也还是去不了苦味。父亲结婚很晚，所以我们都很小，哥哥在外地读书，而我和姐姐才上中学，母亲望着床边都是要靠她的人，也只有拖着虚弱的身体提前出院了，那时候离春节也就十天左右了。
大病一场后的母亲，身体大不如前，也许是因为那一病，让她想到少年丧父的凄苦，中年无所依靠因而倍觉身上担子的沉重，特别是病在春节前，人人欢天喜地，她却还要为着春节，强打精神做新年的准备的缘故，让她感怀身世，因而倍感凄凉吧。
从那以后，她就再没有以前的兴头。南方冬天多雨，我总记得，到三十的时候，朋友们都要回去吃年夜饭，而我家里必定是十分冷清，母亲忙得这时候才有时间拖地，而潮湿的空气使地板更难干，厨房也没有动静，她的心情不好，我们也不敢作声，所以我总是拖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回家。
后来的春节因为母亲身体日益下降而变得更糟，我们和父亲连手，推翻她「进书房不进厨房」的规矩，把家务事接下来一部分，她才有了喘息的时候，而年夜饭也才有了一点盼头。
这几年我们相继出国，过年只得他们两个，家务事虽少了，可是气力也因为退休多年和半生劳碌而所剩不多，尤其在过年时节，除了在电话旁等来自各地的儿女的电话外，再无精力顾及其它。屋顶的微尘已是多年未扫了吧？
我时时想起在林区的日子，虽是清苦，可是一家人和和美美的聚在一起，年轻而美丽的母亲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而她也永远不会因为生活的重压和我们的顽劣而动气。
和当年比起来，如今我们的物质生活有了质的飞跃，可是一家人聚在灯下守岁的时候却几乎再也没有可能。
总是要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在习惯和家人团聚里追忆无可追的过去，而也总是在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想起父母的好处，后悔当初一定要飞出去闯荡的固执。离开了父母的羽翼，从此硬着头皮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才懂得父母亲那从不求回报的哺育之情。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古人因失地被收回而得以归乡尚会喜极而泣，更何况我们这离开中国多年的游子。他们不惧一路上的舟车劳顿，只盼星夜兼程，能早日见到故乡的一草一木。如今有了日行千里的飞机，倘若我们真有回家过年的心意，又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回乡的旅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