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佳在河南的照片，手里的娃娃是要送给一个因为艾滋病失去父亲的孩子。
最初，胡佳的名字是和可可西里的旷野，奔跑的藏羚羊联系在一起的。而后，我们看到这位年轻的牛仔走下青藏高原，走入千疮百孔的人间，和那些患病的、挨冻受饿的、含冤受屈的、遭受政治迫害的人们在一起，分担他们的疾苦并为之抗争。终于，在一个寒冷的冬日，他抛下他所挚爱的妻女，带着日趋严重的肝硬化，走进不可测的黑暗囹圄之中。
这个新年，因为胡佳的被捕而蒙上阴影。在忧愤不安的心境中，我思索这个像邻家男孩一样瘦小普通的年轻人，是怎样经过他生命中的几番转折，怀着一颗向善的心并付出行动，终于在精神上，达到了一个我们难以企及的高度。
◎ 从大自然走向人权前沿
36年的生命履历，胡佳有着不同寻常的丰富。在环保尚未被中国人所重视之时，这位首都经贸大学信息系的毕业生，就因为热爱大自然和动植物，自愿和一位日本老人到内蒙古去植树。他捐款做义工，看护大雁，参加拯救麋鹿行动，保护藏羚羊，较早成了中国最大的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会员。可以说，胡佳是当今中国环保运动的先驱者。
从2000年起，胡佳开始关注中国的艾滋病状况。在拯救藏羚羊的志愿者团体工作时，他曾面对一千多张血淋淋的藏羚羊的皮，面对制造罪过的盗猎者。但是，当胡佳深入河南乡村，他接触到的是：成千上万在生命边缘挣扎的绝望的艾滋病人。
连一只蚂蚁都爱惜的佛教徒胡佳，对需要帮助的艾滋病人掏出了他的赤子之心。他经常引用孙思邈《大医精诚》中的一段话，作为他献身艾滋病救助工作的座右铭: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研茧，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借身命。……”
这时，胡佳所面对的，就不再是几个蓬头垢面的盗猎者了，他开始面对一个愚顽而说谎的政府。因为对艾滋病人的悲悯大爱，他不能不站出来，以非同寻常的勇气揭露真相，批评当地政府管理血液混乱不严，指责河南法院不给妇女输血感染艾滋病人群立案。
诚实而勇敢的胡佳，就这样，从对大自然和动物的关注，转到了对人的关注。在关注艾滋病人的命运时，他看到人们失去基本人权的悲惨，因此他参与了中国公民的维权运动，走上了一条光荣而危险的道路。
◎ 因仁慈成为“制度的掘墓人”
在北京朝阳区国保队队长的电脑里，保存着胡佳给他发送的一条短信：“我是你们这个制度的掘墓人。”一贯被人认为是温和而谦逊的胡佳，此时激愤地向一个制度发出宣言。
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傻孩子的偏激之辞。是的，这个傻乎乎的大男孩，不是那种熟读政治理论、在纸上洋洋万言的精英学者，也不是那种高瞻远瞩、纵横捭阖的领袖人物，他只是一个单纯的有爱心的行动者。从环保、艾滋病事业到人权，他做的大都是一些琐碎而繁杂的日常事务性工作。
然而，这个专心致意为他人做小事的胡佳，在现实中看到了什么呢？———他热爱的大自然被人为糟蹋得满目疮痍；他呕心沥血为之服务的艾滋病人，其权益得不到保障：他关注的上访者求告无门、无处伸冤？他牵挂的拆迁户失去家园；他支持的太石村村民罢免村官事件，在暴力高压之下流产；他结识的维权律师朋友被当局施以残忍的酷刑，……。这一切，迫使他追问中国社会的弊病所在，毫无疑问，这一切都和当今中国的制度有关。
这个信仰东方佛教的大男孩，信奉的也是西方哲人所说的人类两种最基本的道德：“正义和仁慈”。他不是政治的，他只是仁慈的。心怀慈悲的他，带着一个要帮助弱者的简单愿望，童言无忌地揭露和指责侵犯人权的现象，结果不可避免地，和一个与正义和仁慈为敌的政府较量上了，他成为权势者的眼中钉。
这大概是所有真诚而彻底的理想主义者的必经之路。自1989年发生六四屠杀之后，胡佳食素至今。“与哀哭者同哀哭，与捆绑者同捆绑。”这个病弱的男孩，身不由己地，站到了民主与专制交锋的的最前沿。
◎ 他为父母曾经的厄运不再而工作
今年，胡佳已经36岁了，已经有了妻儿，但长期没有经济收入，一直靠父母养活。前年他和志同道合的曾金燕结婚，妻子去企业工作养家，而胡佳的医疗费还需要父母资助。有人因此指责他经济上不自立，不孝顺年迈的父母。
这些指责他的人不能理解的是，胡佳不是没有能力挣钱，他本来在北京电视台有很不错的工作。当初搞环保时，胡佳曾参加装饰工程专案经理的培训，想用自己挣来的钱做环保。然而，正直而清纯的他，无法适应商场上尔虞我诈、花天酒地的环境，而现实中，中国的环境一天天在恶化，艾滋病人一个个在死去，政治犯一个个被关押监禁。
这就逼着他一刻不停地辛勤地义务工作。面对那么多人的绝望、痛苦和恐惧，他顾不上考虑为自己挣钱的事情。没有人能够否定胡佳工作的价值和效率，他本来应该被中国有关与环保和艾滋病的机构所重用，他本来应该被海内外的人权机构所资助，但是，他的这些重要工作没有换来报酬。即使偶然获得一些津贴、稿费和奖金，胡佳也把那些钱送给病人和穷人了。
美国作家爱默生曾说，人文知识分子不把自己的追求当作获取报酬的职业，他们可以去做灯塔守望者谋生。但胡佳几年来被当局绑架、殴打和长期软禁，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中国大地哪里还有一座清闲的灯塔，可以让他去守望呢？
从另一个角度看，胡佳是天下最孝顺的儿子。1957年，他的父亲在清华大学被打成右派，他的母亲在南开大学被打成右派。作为老右派的孩子，胡佳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为使父母遭受厄运的时代不再重演而工作。
◎ 胡佳被捕所引起的社会反响
在胡佳被捕后，为他发出呼吁之声的，有一些是我们料想不到的人物，例如，几百位上海冤民发表绝食声援书《与胡佳共受难》，广东寺庙的妙觉法师发表了《一封关于释放胡佳致主席菩萨的公开信》，深圳的圣观法师也呼吁释放胡佳。这些说明，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胡佳的所作所为是超越政治、具有广泛的意义的。
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在获知胡佳被扣以“涉嫌煽动颠覆政府”的罪名入狱之后，写下他们的肺腑之言：
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说：“胡佳之被捕，让我想起佛教中以身饲虎的故事。”“暗夜里本来有几颗蜡烛，如今，敢于闪亮的蜡烛就要给掐灭了。”
早在2006年胡佳被绑架失踪时，作家余世存就写道：“我梦见了胡佳。……这个高尚、纯粹、勇敢的年轻朋友，比我认识的许多学者教授更让人尊重。”
姚遥先生质问道：“是什么样的社会，总是把理想主义者作为头等的敌人；什么样的监狱，是最彻底的理想主义者的归宿？”
已经被当局威胁多次，被要求在胡佳一案上“彻底闭嘴”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师、人权律师腾彪，最近接连写下几篇声援胡佳的文章。在文中，腾彪如此表明心迹：
“胡佳是我见过的最纯洁、最勇敢的中国人（而不是之一），他捍卫的是生活的真实和人性的尊严；像那个说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一样，他说出的仅仅是人们想说而不敢说的简单的真相。如果胡佳的文章算是‘煽动’，那我么愿意继续胡佳的事业。东海一枭兄有诗曰‘我来了，我颠覆’，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也愿意面壁十年，吼一声：‘我来了，我煽动！’”
爱因斯坦曾说：“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假如中国还要有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那么，我们海内外中国人就都有义务，保护胡佳这样向善而行的人不致因摧残而凋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