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新科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广东提出"思想解放"，于是，又有人兴奋起来。写文章的写文章，解读的解读，总想从汪洋先生的话语中读出点什么新精神，从思想解放的字里行间读出什么微言大义。正好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于是就有人说："重提思想解放，是及时和必要的"。（徐友渔）如果说三十年前的"思想解放"是必要的，我想这是对的。其原因在于：我们有近30年的闭关锁国的历史，有毛泽东近30年的血腥暴力专政，有毛泽东近30年的愚民政治。正是因为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使人们长期生活在虚妄的理想和无耻的谎言中，那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带动的思想解放运动才成为必要。我们需要让扭曲的人性正常，从盲从的愚昧走向文明，使人们从毛泽东神话的阴影中走出来，从两个"凡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正因如此，那场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带动的思想解放运动才成为必要。
那么三十年后的今天，重提"思想解放"是及时和必要的吗？如果是及时和必要的，那我就敢说，这三十年在思想上我们出现了大倒退，退到了三十年前，或是接近三十年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不但为30年来的体制改革作了很好的精神准备；而且这个建立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共同基础上的运动，促进了全民族对专制体制的全面反思，就必然会导致改革这个体制的内在要求。这就为中国社会的重大转折，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之所以把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奠定的思想基础称之为牢固的，其依据就在于这场思想运动改变了大多数人的观念，树立起人们对这个社会进步发展的信心。这个大多数人，包括了平民百姓、不同社会阶层的骨干，同时也包括当时和当今中共高层的领导。大家同为这一思想解放运动的一分子，无论成败兴衰、高低贵贱，我们的命运都和这次思想解放运动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这个牢固的思想基础，虽然屡遭风吹雨打，被冲击被弱化，甚至有人想把已经解放的思想拉回到毛泽东的血腥政治路线，都不过是徒劳而已。这不但与世界潮流不相符，就是与这段历史息息相关的多数中国人也不允许。因为无论怎样讲，改革三十年，这个社会总体上多少也是进步了。尤其和毛泽东统治时期比，多数人不再是生死线上的苦苦挣扎，多数人不再是在红色恐怖中偷生。我们批评改革三十年是跛脚改革，就是因为这场改革对政治体制的触动几乎没有，而不是说这场改革什么都没有触动。虽然这个跛脚的改革留下诸多后患--如钳制言论、国家垄断、社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等等，但这个社会毕竟还是进步了。虽不那么富有，但总算是摆脱了极度的贫困；距离政治文明还很远，但我们总算是摆脱了血腥和残酷。经过三十年的风风雨雨，我们走到了今天。我们不再是毛泽东的愚民，由一九七八年开始的改革开放，靠着前三十年在毛泽东的高压统治下积聚起来的反弹力总算把这种高压冲开了一个缺囗，冤假错案平反了，经济活跃了，生活提高了，私人言论也确实自由了许多。但对一个有公民权利觉悟的人而言，却能认识到体制实质上并没有变化，官方的意识形态实质并没有变化，体制上毛泽东的阴魂不散，意识形态毛泽东的阴影挥之不去。人们之所以能认识到中国人在近60年的历史中，不但毛泽东的精神奴役的创伤远未治愈，而且继续处在被奴役的状态中；其原因就在于三十年前的"思想解放"给我们留下了的思想活力，让人们懂得了：并不是哪个伟大人物、社会精英才有脑子，我们自己就会思考，就能明辨是非。既然如此，汪洋先生重提"思想解放"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在中国真有谁需要思想解放的话，那就是当政者诸君！从你们那个一党专制的独裁思想解放出来，把从你们那个伟大、光荣、正确的梦呓中解放出来。从你们窜改历史、掩盖真相的谎言中解放出来！简而言之，执政的诸君必须时刻铭记在心的是：你们早就不应该是中共的驯服工具，更不该是皇权专制的权臣，而首先应该是一个现代社会合格的公民。
去年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已经忽悠了我们一回，今年汪洋的"思想解放"还有必要再忽悠我们一次吗？我看大可不必。近60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在中国，但凡闹得昏天黑地的事情，要么不了了之，要么事与愿违。这次汪洋在广东高调喊出"思想解放"，国内也有不少文人学士立马跟进，难道我们又要有什么大举措？渐进民主又要跨越式了不成？其实什么都不是。正如李慎之先生所说："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曾表示过要改革政治体制的意图，也提出过一些很好的意见。但是‘六四'以后，政治体制改革就完全停摆了。当局虽然有时也还说几句政治改革的话，如要实行‘法治'之类，但是既然领导一切的党可以高踞在法律之上，司法又根本不能独立，这样的话也就无非是空话而已"。之所以是空话，就是光说不练，说了不算，还抱着那个一党专制死死不放。既然能说会道，就是知而不行。你一个行动都没有，你就是高呼十次、百次"解放思想"又如何？政治体制改革也好，民主宪政也罢，在当今中国决不是认识上的问题，而是行动上的问题。对执政党来说，则是决心、勇气和政治技巧。鲍彤在年初就说："只要愿意做，应该是可以做的。"其实问题的关键，就看当政者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玩真的，中共就拿出行动来，玩假的，中共就哼着民主政治小调，和那些文人学者去清谈好了。要不理直气壮公开宣布：一党专制一百年不变。你们要是敢这样说，也敢这样作，我们也就认了。当好奴才，决无二心。无需打着民主宪政，政治改革的幌子，东拉西扯，八方敷衍。我们也就不会在你们的只言片语、字里行间去打猜猜，去领会什么重要精神，去读出什么微言大义。这种把戏我们已经玩了几十年，犯得着吗？
二十年前蒋经国开放报禁与党禁，前后分为4个步骤：开放党禁、解除戒严、开放老兵大陆探亲和解除报禁，在1年半之内循序渐进。台湾是在军事戒严状况下解除党禁和报禁的，因为是玩真的，结果事情十分简单。他们既没有唱"思想解放"的高调，更没有什么大肆宣传；既无宏伟规划，也无民主蓝图。只是他明白也愿意这样做，结果就是可以做，也可以做成。所以步骤清楚，时间确切。而大陆的政改，从八十年代就说起，且不说报告作了多少回，就连党章也不知修改了多少次；一会儿是邓小平理论，一会儿是三个代表，一会儿是科学发展观。学习啊、心得啊，激动啊、热泪啊，不知耗费了多少光阴。但至今仍无任何步骤，更无任何时间表可言。号称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大陆，难道条件还不如军事戒严三十八年的台湾？是组织领导无能，还是公众素质太低？种种遁词，其实没有哪样是能拿到桌面上来说的。尤其那个国民素质低下的屁话，说出来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中共统治大陆近60年，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其素质还不如腐朽、没落、错误的国民党领导下的人民？军事戒严能走向宪政民主，改革开放还能退回独裁专制？这可真是天下奇闻。其实，要实现民主宪政，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深奥复杂；既无需几大本的研究报告，也无需什么民主路线图，要的只是当政者的诚意。简单地讲，就是看你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蒋经国玩真的，不到两年时间就大功告成。慈禧玩假的，好歹也有个七年宪政准备期。我们就是玩假的，总不能连慈禧都不如吧？
作为蒋经国开放党禁、报禁的当事人，新闻局长邵玉铭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到："开放报禁时，他们叫我不要问太多，只问‘行政院长'俞国华有什么样的指示，我需要注意什么事情。我要弄清楚他们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是70%、80%还是100%地开放？没有，没有给我任何的指示，他就是说，你看着办，你认为该怎么开放报禁你就怎么做，没有任何的问题。"就是俞国华"你看着办，你认为该怎么开放报禁你就怎么做，没有任何的问题。"一句话，使邵玉铭清楚了蒋经国的开报禁是100％玩真的。于是他就放开手脚，在短短的一年内，整个台湾媒体的面貌焕然一新，成为了政治民主的有力武器，而原来的第一大报《中央日报》却在民主时代走向没落。对此，邵玉铭说到：" 实际上《中央日报》的没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解除报禁的结果，我是‘罪魁祸首'。《中央日报》的结束对于我来讲，反而证明中国国民党是走向政治民主化的一个指标。"把《中央日报》的没落看作是国民党走向政治民主的一个标志，而不是把《中央日报》的没落看作是国民党的失败；一个事件的不同结论，恰好是价值观不同的结果。而中共至今还抱着一党私利不放，花那么多的民脂民膏养着中宣部为首的那么多的废物，是以一党之私利为目的，还是以社会进步为宗旨？泾渭分明。在这样一个状态下，汪洋先生大讲"思想解放"又能如何？与其如此，还不如把那个中宣部撤销了！撤销中宣部带来的思想解放，我看比口号和清谈强一百倍。
三十年前那次思想解放，使我国的思想文化界在80年代出现了几年繁荣的气象。当时的中宣部长朱厚泽，就提倡宽厚、宽容和宽松精神，有人称他为三宽部长。他在中宣部干了些什么呢？据他自己讲，"来北京，让我到中宣部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有半年吧，我没有敢讲话。耀邦同志问过我：来后有什么反映？我说：听到的就是：（这个人）不见动静。他关切我，让我‘放开一点嘛'。"可见他并没有下车伊始，也没有烧几把火，而是到处与学术界、文化界、新闻界的同志们接触，认识人，交朋友，了解情况，听取意见，也听到一些尖锐的争论和反复多年的争吵，......。这样，在他的头脑中逐步形成了一个看法，就是："要树立一种比较宽容的文化精神，建构一种协调融洽的人际关系，形成一种宽松和谐的文化氛围和社会政治环境。"据我所知，那时的中宣部少有发文，也无什么大肆宣传。其结果，反而带来了思想文化的相对繁荣。这又说明了什么？说明朱厚泽只有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就是不压制他人，营造宽松环境，而这个行动比那些口若悬河的口号和清谈的效果却好得多。
我并不想过多地抨击汪洋先生，对他讲"思想解放"的正面效应也略知一二。但我觉得应该提醒汪洋先生的是：你应该象邵玉铭那样，向政治决策层问清楚是玩真还是玩假的。如果是玩真的，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行动，而不是口号和清谈。如果是玩假的，你说多少思想解放都毫无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