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主要报纸《悉尼先驱早报》（Sydney Morning Herald）三月13日发表"独立研究中心"（Centre for Independent Studies）客座研究员李约翰（John Lee）的文章说，近年来医生遭到病人殴打的情况日趋严重。
2002年有2,600名医生尝过病人拳头的滋味。2004年，遭到殴打的医生增加到3,735名。到了2006年，仅头10个月就有5,519名医生遭到愤怒的病人殴打。有鉴于此，78%的中国医生并不希望孩子将来学医。但暴力远不止针对医生。
问题的核心是中国缺乏社会福利及救济制度。现在中国是亚洲最不公平的社会，其"经济奇迹"只使15亿人口中成长壮大的中产阶级和其他一些人得利。但多达10亿以上的人口被甩在后面，其中约5亿多人的可使用净收入，过去10年不但没有增加，甚至还减少了。
基本福利照顾贫乏或者说实际并不存在，只是这些问题的表现之一，所以许多中国人殴打医生来发泄沮丧情绪。暴力和社会不安几乎全都发生在中国农村地区，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城乡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根据最新的官方数字，2006年发生的涉及15人以上的社会不稳事件，全国共有87,000起，比2000 年增长了几千起。
所以中国政府准备为7亿农民投入创纪录的790亿美元，用于直接补贴、提高农业生产力、改善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这些开支占政府预算大约六分之一。从数字上看，这是一笔巨款。
但中国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分权的官僚体制，地方政府负责约四分之三的公共开支。即使中央政府花钱，很大的份额仍是由地方当局管理。理论上，地方当局应该能最有效地分配公共资源。但是中国的政治分权并非建立在鼓励公共责任的宪法基础上。司法和行政独立过分依赖个人的担当和清廉，而不是宪法的规定。
在中共一党专政体制下，地方当局恣意侵吞公共资源，却罕见受到检控。结果是贪污和滥用公帑发展到难以置信的程度。每年仅花在地方官员车队的开支，就多达420亿美元。地方官员们每年的海外旅行和名为"招待费"的其他娱乐开支，更超过700亿美元。
中国国家审计署2005年的报告说，地方官员每年滥用的开支，占整个预算的10%。这个比率还在继续上升。总之，由于中国农村进一步贫困，地方的苛捐杂税已经达到农民净收入的20%至40%之间，但法律规定"农民的负担"不得超过其净收入的5%。
正是同一批地方官员，将管理中国农村上述数以十亿元计的教育、文化、医疗保健开支。由于对地方官员越来越不满，中央领导层规定"公开"选举村一级的地方官员，允许独立候选人竞选。
然而，仍然禁止组织中国共产党以外的独立政党，使中共拥有压倒性的资源。其候选人垄断了国家机器，通常拥有足够的胁迫甚至暴力手段对付独立候选人。此外，即使独立候选人被选出，法律仍然可以宣布，村庄党的官员参与该村的"核心领导"。
所以虽然中央希望拨款的某些部分落实到人民头上，但我们可以肯定，相当大部分的拨款不会惠及农民。把数以十亿元计的钱交给不负责任的地方官员，等于为贪污和滥用公帑大开方便之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