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之所以能无所不管，主要原因是中共治下的社会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不得不生活在"单位"里。基本上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全部都需要通过"单位"来解决，或需要"单位"出具证明。在"单位"里，每个人都有一本神秘莫测的 "善恶簿"，叫做"档案"，其中记载了一个人从学生时代开始大大小小的奖、惩历史，从戴上某政治"帽子"到摘除"帽子"，到某次有"生活作风问题"......几乎事无钜细，全被记录在册。一个人要想"调动"离开某"单位"，需要接收"单位"发"调令"，如果本单位"领导"不同意，可以卡住"档案"不放。最令人恐惧的是，普通人是没有资格看"档案"的，所以这个"档案"永远保持神秘，当事人无从知道"单位领导"把什么材料塞在了里面。还有一个与"档案"紧密相连的过程叫"政审"，这个过程中"领导"可以调阅审查某人过去所有的社会活动记载，需要时还可以动用人力到各"原单位"一一核查，目的是审核某人"对党的忠心"，直接决定其是否能提升或参与"重要工作"。
有了"单位"，党只要保证"单位"的"领导"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即可轻易控制整个社会的每一个人。
中共派驻"单位"的代理机构是"组织"。"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的角色常常热泪盈眶地说，"终于找到组织了。"现在人开玩笑时也经常这么说。"和组织失去联系"是很可怕的事情。"有事情找组织"是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思路。"相信组织相信党"，"组织结论"，"组织上会弄清楚的"是中国人自我心灵安慰中常说的话。"有组织"常和"有计划、有预谋"联系起来。"法轮功有组织"是个罪名。"组织上"表达了至高无上的领导权。"党组织"是对敌斗争的指挥部门，是"坚强的战斗堡垒"。归属感、孤独感、安全感、不安全感、信赖感、绝望感、崇拜感、犯罪感等等，都被党话灌注到"组织"这个词里。构成"组织"的个体是"同志"。"党"把社会划分为"单位"，以便于"组织"全方位地附体在社会的肌体上。
此外，中共还通过"户口"进一步控制社会。"户口"、 "暂住证"大概相当于西方国家的"绿卡"、"短期工作签证"之类，只不过限制对象是本国公民。这对于签署了《世界人权宣言》（其中第十三条规定："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的中共政权来说，可以说是莫大的讽刺。
总之，"领导"、"单位"、"组织"、"调令"、"调动"、"档案"、"政审"、"户口"、"暂住证"等等一系列党话词语，反映了人们处于中共严密的邪教组织监控之下的生活特征。它们时时在提醒人们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普天之下，莫非党土，"体制外"几乎没有生路。在传统中国社会，一个人哪怕得罪了上司，大不了还可以回家自己种地养活自己；就算得罪了皇帝，还可以隐姓埋名，亡命天涯。但在中共严密控制的社会，"单位"、"调动"、"档案"、"户口" 等等使这一切都不再可能。虽然今天"单位"、"调动"在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但党文化形成的思维模式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成型，由此派生出的常见党文化思维依旧阴魂不散，比如"跟党作对没有好下场"，"党给了我饭吃"，"党把我培养成为一名×××"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