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刀就悬在头上。 “离去或者留下”成为相当数量的企业首要命题。珠三角，这个热闹、辉煌的“世界工厂”，“灭门之痛”似乎在所难免：上千家鞋厂破产，万余台资、港资工厂关 门，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正计划迁离，同时，由此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致使集群链条上的20万家小厂受到影响。尖锐刀锋，直刺这个凸显产业“空心化” 的“世界工厂”。
河南遂平，一个安静的中原小县城。43岁的倪俊丽还为这把“刀”的出现而庆幸，孰不知，刀刃的另一面却让她失了业。全国最大塑料厂的猝死，让这个小县城陷入进退两难，7000工人不得不重新寻找工作。企业的倒闭犹如公交车，半天不来一辆，然后三辆一块儿来。
山东青岛，2007年，上百家韩资企业卷款裸逃，撂下一地的债务白条和成千上万不知所措的中国工人。在新《劳动合同法》压垮企业的说法喧嚣中，企业破产 潮正从南往北袭来，我们记者分赴广东、河南、山东三省，实地调查破产企业的隐情：新《劳动合同法》是不是最致命的那把刀？对于行业而言，这股破产潮是脱胎 换骨之痛还是衰退前的无奈？
倒闭潮还是淘汰潮？
记者 莫中客 北京报道
春风萧瑟，席卷着珠三角那些早已风雨飘摇中的企业。
根据亚洲鞋业商会去年11月的统计报告，在广东鞋厂有五六千家，大中型鞋厂已经关闭1000多家，其中，在两三个月内，惠东的3000多家鞋厂中就有四 五百家中小型鞋厂关门。这种景象并没止步于制鞋业，而是一圈圈地波及到诸如制衣、玩具加工、电子加工等整个劳动密集型行业。媒体惊呼珠三角掀起“多米诺倒 闭链”。
同样来自该协会的报告称，50%的企业开始计划迁往内地。然而内地也并非乐土一片。河南省遂平县被誉为“中国最大塑料袋生产商”的华强塑胶有限公司宣布停产转让，2万工人一夜之间被隔在了厂门外。
无独有偶，集诸多宠爱于一身的外资企业也卷进这一潮流中。1月12日，一度被当地政府视为明星企业的韩资企业世刚纤维有限公司30多名韩国籍高管人间蒸发了。而被誉为韩企天堂的青岛，也遭遇了韩企卷款裸逃的冲击。
到底有多少企业关门，中国官方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统计数据。但是，有“曹破产”之称的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创办人曹思源的“破产数据库”统计发现，截至2007年年底，中国企业破产立案数首次止跌回升，2007年破产企业比上年增加了12%，达到3207件。
同时，“破产数据库”所描绘的曲线展示，中国破产立案数自1991年起，连续6年以每年超过此前历年总和的速度上升；1997年到1999年有三年摇 摆；2001年达到历史最高点的8939件；而后从2002年开始，连续5年下跌，2006年跌至2857件；2007年则是六年来破产案件首次上升之 年。
但是“3207”这个数据在曹思源看来，并不准确。中国企业的破产率只在0.1%左右徘徊，远没有达到正常的1%。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去年的正常破产立案数应该在32000件左右。
最后的稻草
从春节开工至今，在东莞厚街一家小鞋厂工作的张小梅，被老板安排的任务就是，站在灰尘笼罩的大街上，举着“招工牌”，等待熟练工的出现。没有工人，工厂少承接了80%的定单。在她老板看来，即使把工人的工资提到1500元，还是很难招到满意的工人。
鞋厂遭遇到的“民工荒”，被亚洲鞋业商会负责人李鹏写进了提交给国务院政策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中。他或重或轻地罗列了十几个因素：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 价、劳工成本上涨、“民工荒”、“电荒”等挤压着企业利润空间。政策层面上，出口退税、加工贸易、环保监控也在不断调整，包括制鞋企业在内的外贸出口企业 一直负重前行。
东莞港资鞋厂老板梁嘉耀的一席话或许能说明企业的窘境：“人民币持续升值，原材料涨价，工资成本上升，招工难，出口贸易受抑，政策频繁调整，早前又颁布实施了《劳动合同法》和两税合一新政，就像在我们的头上悬起了一把把刀！”
而在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被媒体戏称为“五大炮手”之一的张茵炮口直指新《劳动合同法》。“这种状况已经导致国内就业率下降，特别是对低文化层次、技 术含量不高的人群冲击更大。”她建议取消“签订无限期合同”一项。在她看来，“签订无限期合同”是一种吃大锅饭式的历史倒退。
北京思源兼并与破产咨询事务所创始人曹思源认为，新《劳动合同法》出台后，确实出现很多反弹的现象。尤其是其中的“永久性劳动合同”引起雇主的恐慌，这样会被误解成将政府的社会保障责任转嫁给企业，没有哪家企业有这么大的能耐。
新《劳动合同法》给企业带来多少成本增加，说法不一：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调查认为，守法企业丝毫没有影响，不守法企业所增加的成本不超过企业总成本的2%。根据南海金履鞋业负责人刘坤的测算，新《劳动合同法》以及两税合一，给企业带来的成本增加超过20%。
“两税合一”也被很多企业主“诟病”。有评论认为，韩企出逃很大原因在此，外资企业不再具有血统优势，而是和中国企业平等竞争，使得一部分竞争力不强的外资企业不负责任地集体外逃。
除了政策性因素外，产业自身因素也使得各企业从产生那天开始就注定了今天的命运。目前珠三角超过70%的产业仍靠“低成本、低利润”的加工贸易模式，始 终居于价格链底端，利润仅在5%-10%之间。这种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没有核心竞争力，一旦低成本的比较优势丧失，就直接面对生死抉择。
劳动密集型企业的自然淘汰？
外贸界有这么一个说法，如果整条产业链的利润有100%，那么以加工贸易方式中国拿到的就只有10%，而前期的研发和后期的渠道可以拿走90%的利润。
2005年，前商务部长薄熙来向欧盟的官员算了一笔账：中国出口8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空中客车飞机。其中透露出来的是对中国制造业低成本、低利润、缺乏自主品牌与技术含量的现状的无奈。
而目前的政策走向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这些低成本低收益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自然淘汰或加速产业升级。
商务部外贸司刚刚完成的专题调研显示，广东出现的企业倒闭潮“无伤大局”。目前涉及的行业主要是制鞋、纺织服装、玩具以及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出口的重头机电类、IT类并未受到波及。而韩企裸逃，其中大多数属于高资源投入高污染的粗放型企业。
广东的加工贸易出口一直占据全国该项出口总额的约4成，去年逾3000亿美元的出口额中，加工贸易贡献接近70%！但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在两会期间的发言 认为，广东省很多产业处于国际产业链低端，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强，政府希望把珠三角极其有限而昂贵的土地，腾给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
但产业升级是一个自发的市场过程，通过政策调整起到推动作用的背后隐含着政府调控的影子。曹思源认为，产业升级这是一个缓行渐进的过程，不会也不能过于集中，目前的现象恰恰是违背经济规律的。
出路还是困境？企业在观望，政府也在观望。
《朝鲜日报》2月引述经济评论家朱健国评论珠三角企业倒闭的现象说：“在1958年‘大跃进’运动时期是有人亡，现在是企业正在亡。一个企业死亡，就会有数百至数千名职工失业。情况要比想象中更严重。”
珠三角一个鞋商的破产阴影
记者 叶伟民 实习生 古松柏 广东东莞、江门、广州报道
踌躇再三，再踌躇再三。
在一堆凌乱的账单前，王启华最后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工厂最近三个月财务状况严重入不敷出。
3月14日，全厂26名工人被召集到只有两张大圆桌的食堂里，王在他们面前直言工厂随时停产的可能性。
36岁的广东江门鞋商王启华平生最大的理想就是把自己一手创立的“宏发鞋厂”保住并代代相传，但这个朴素的心愿看来是无法延续了。闹哄哄的会场因为这个糟糕的消息而安静下来，人们开始沉默、抽烟、摸头发。
一向率直的王启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吞吞吐吐，他实在不好意思告诉他的员工们，自己现在除了勉强凑足当月的水电费和设备维护费外，已无力支付工人工资和厂房租金。
结果多少让人沮丧，但王启华别无他法，他甚至想好了该以何种方式告别13年的商海生涯——喝一瓶酒，或唱几首歌，总之要尽量忘记这个倒霉的春天。
当然，这个倒霉的春天并不止属于他一人，在他所在的珠江三角洲，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主正遭受着一轮来势凶猛的产业震荡。千家鞋企倒闭、15%玩具厂关 门、万余家外资撤离、恶性裁员……珠三角这个声名显赫的“世界工厂”，在2008年春天，来了一次产业自身积弊和内忧外患共同作用的总爆发。
随之而来的，还有众多淘金者梦碎的声音。
这个黯淡的春天
走过凌乱的缝纫机车间，空荡荡的仓库以及弥满着机油、皮革气味的主生产区，如果不与无所事事的工人打招呼，王启华不用半分钟就可以穿越这个只有1000平方米的私营小厂，进入办公室。
一张来自香港破产管理处的公函平铺在王启华凌乱的办公桌上，上面整齐规范的繁体字告诉他，他要找的经销商已经破产。这意味着，对方欠王启华的28万元货款已彻底失去追回的可能。
心有不甘的王启华还是给对方打了个电话。那个香港商人一听是债主，马上语锋一转，大骂王是个不懂规矩的穷鬼。
王启华在苦笑中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但所谓工作，不过是巡查一下那几台安静的机器，或者到处联络经销商招揽订单。春节前后一段时间，工厂每个月只生产了500多对鞋，还不到正常产量的两成。连续多月高达万元的赤字让这个小厂不堪重负，徘徊在倒闭的边缘。
“真是场灾难。”58岁的前江门纸品商张永安神情复杂地站在他那座5层高的厂房前——如果它现在还能叫做厂房的话。
就在一个多星期前，他把这里分租给一个餐厅、一个网吧和一个旅馆，已没有人记得那里曾是他苦心经营30年的商业王国了。2008年1月，张永安因流动资金严重衰竭而关闭了原来400人的纸品厂。“用这种方式退休让我感到羞耻。”
而在这个倔强的男人身后，是一片新兴的工业区，已停转的吊机和冷清巨大的厂房不难让人想象往日的繁忙。
灾难其实在2007年就已经显现。去年佛山玩具商张树鸿自杀事件，给了珠三角玩具业带来压力和恐慌，随后各种出口等限制政策接踵而来。
“广东地区五六千家鞋厂中，已经有一千多家倒闭。”去年11月，亚洲鞋业协会一项调研数据将珠三角制造业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此项数据还称，有超过75%企业正考虑前往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和中国内地。
像碰倒了多米诺骨牌，由鞋业发轫的“倒闭潮”弥漫了珠三角玩具、纺织服装、家具等多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引发整个产业“倒闭链条”——从原料供应商、生产商、服务商、物流，到那些为外地来的人开的菜馆、街边士多的关门。
“新劳动法、纳税负担、环保法规和人民币升值等都在挤占劳动密集型行业本已微薄的成本空间。”全球知名财经类媒体《华尔街日报》分析这次珠三角产业震荡时，引用了瑞士银行经济学家乔纳森·安德森的话——今年可能是中国制造厂商盈利能力终遭重创的开端。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王启华说。
变化似乎是一夜之间，但事实上，这是一场潜伏已久的爆发，一些长期积弊积弱的中小企业，长期以来在人民币升值、原材料涨价、劳工荒等不利因素夹击下的一次总爆发。
一个私企成长范本
16岁那年，初中毕业的王启华离开了老家广东电白县，到东莞一家台资鞋企打工。
此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10个年头，依靠大量引入外资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珠三角一跃成为南中国最大的经济体，也逐渐奠定了“世界工厂”的地位。
进厂不到一年，王启华就跟一位性格投缘的老师傅学会了一手拉线的绝活。这得到了老板和一个年轻女工的青睐，前者把他提拔为车间班长，后者则在1991年嫁给了他。
1995年，已升至厂长助理的王启华自觉有足够的信心和经验独立门户。那年夏天，他和妻子来到江门农村，租了一个旧祠堂，请了两个小工，办起了第一个小工厂。
没有企业管理，没有企业文化，也没有营销推广，和广州大多数早期本土企业主一样，一心想着勤劳致富的王启华包揽了从厂长到送货员的所有职务，进行家庭作坊式的运作。
“那时候做一双鞋能赚30多元，上家还排着队请你做。”供不应求的鞋业市场让王启华积累了第一桶金，小厂也很快从祠堂搬到了正规厂房。
在王启华的小工厂稳步发展的时候，世界制鞋业此时也已经初步完成了向中国转移的进程，“中国鞋”逐渐步入黄金时期。一双双物美价廉的皮鞋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工厂运出，然后摆上世界各地的货架，相当程度上承载了“made in china”的国际形象。
而这段黄金时期也最终促成中国成为日后世界最大的鞋类生产和出口国。现在，世界上每10双鞋里，将近有7双产自中国。
1999年盛夏，一次自费参加的行业协会考察活动，王启华在东莞一个大型厂房面前陷入沉思：这里有终日轰鸣的机器，有条不紊的流水线和衣着统一的工人，仿佛整个工厂就是一个浑然一体的大机器。相比之下，他的小工厂简直处于原始社会。
他要扩大工厂规模，他七拼八凑地借来50万，买下一整套二手台湾鞋机，使工厂基本实现了生产自动化。
2001年前后，当王启华开始分不清工人们的名字时，他知道自己的工厂正在加速膨胀，他需要人来帮他管理。几乎不用思考，他就选择了家族经营的方式。“自己人信得过”。
厂长是妹夫，财务是小舅，姐夫也拉来管采购……这个平均学历只有初中的大家庭开始主持工厂的运转。由于缺乏现代企业管理经验，工厂长期处于人浮于事、奖罚不明、效率低下的状态。
纵然如此，王启华的工厂还是在2002年达到了顶峰，人数过百，年产鞋量逼近20万双，固定资产将近两百万元。
但新工人数量的膨胀和摊子的变大，还是分散了王启华精力。他曾经非常重视的上岗培训最终也变成了走过场般的程序。一些新手只学习了半天，就被推上了流水线。这终于酿成大祸：一个对操作规程还一知半解的四川姑娘的右手截断在注塑机里。这一次，王启华赔偿了3万多元。
亲戚们各自为政，拉帮结派很快就让王启华的工厂变成了是非场。一次偶然查账，王启华发现，这些“自己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揩工厂的油。
这其实也是早期中国私营企业的真实写照，管理保守、高度人治。据当时有关资料统计，中国私营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7年左右，和这种与生俱来的局限性有相当大的关系。
内忧外患
虽然只是一个行政村，但亚洲最大的鞋企聚集地——东莞厚街白濠也拥有6车道的宽阔水泥路和窗明几净的高尚住宅，这是这个城市高度工业化的象征。但如今，这些东西都冷清得像一堆摆设。
3月7日，19岁的鞋厂招工代表陈二妹已经在一个榕树下的招工点坐了一个下午。她几乎翻烂了手中的《知音》——在刚过去的6个小时里，一共才只有2个人向她咨询过，其中一个还是问路的。
“厂里快没人开机器了。”陈二妹说，如果明天还招不到人，就到隔壁村试试。
上世纪最后20年珠三角经济的迅猛发展，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的人口迁徙——南下打工潮。但2004年，随着投资持续过热，农民工待遇过低及维权意 识觉醒等，用工市场上的供求关系悄然改变，导致以珠三角为重灾区的全国性“民工荒”爆发。当年，珠三角工人缺口高达200万人。
王启华的工厂也在那年因缺工而产能缩水，为按时完成订单，他只好出高价到附近农村请些妇女来当兼职工人，但最终仍因迟交货而支付了10万元的违约金。
此后，他的工厂人数持续下滑，有些人跳槽到大厂了，有些过完年就不来了。2008年春节过后，他的工厂人数滑至近年来最低的26人，这个尴尬的局面让他小单不想接，大单又接不了，一小撮人终日无所事事地守着空荡荡的厂房。
“民工荒”成为制约珠三角制造业持续增长的瓶颈。“现在用2000多元月薪招一个熟手工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厚街逸豪玩具厂人资部经理邓志强说。
困扰王启华的还有日益上涨的原材料价格。
从2007年到现在，一年间，制鞋行业原材料涨幅达30%，这使鞋厂利润值骤降至5%，这意味着，做一双较平常的40元皮鞋，厂家只赚2元钱，几乎触及 利润底线。此外，油荒、电荒，人民币升值，欧盟对中国产品的反倾销、银行银根缩紧等措施陆续出台。王启华感到眼前是一个接一个的紧箍咒，把本已微薄的利润 榨了又榨。
“首当其冲的是一些经营不善，积弊积弱的中小企业，它们会因经不起冲击而率先倒闭。”东莞皮革鞋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梁蔚然说，而有自主开发和自主品牌的大厂，处于产业链的较高端，有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一部击溃他的法律
3月12日，江门台山一间咖啡厅。
王启华和他的律师朋友对着一本红色小册子神色凝重。他甚至拿出了计算机，但此时再精明也无法帮他摆脱对眼前小册子的恐惧。
这就是从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劳动合同法》。它在劳动者薪酬、工作时间、福利保障等方面都对用工单位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旨在保护劳动者利益。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几乎成了这段时间用来形容新《劳动合同法》最常用的谚语。
为此，就连华为、沃尔玛这样的知名公司，也不得不出非常规手段，发生有规避嫌疑的裁员事件。而在东莞智力人才大市场咨询员赵伟伦看来，一些企业属于假倒闭而规避新法。
现在的王启华，已经被连月的财政赤字耗尽积蓄，连同此前买机器借下的钱，他已成了负资产。如果再加上新《劳动合同法》，将让他增加近一成的成本，即使在全盛时期，也是这个利润只有5%左右的小企业无法自行消化的。
“这将是灭顶之灾。”王启华预见了他和他的工厂的未来。
然而，众多像王启华这些小企业主的呼声，并没有动摇执法者们的决心。劳动部在今年1月称新法未对企业产生负面影响。而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也认为，该法对守法企业一点都没影响。
出路在哪？
王启华一直难以忘记去年与朋友到广州观看的一场名贵品展览。
那天，在意大利名牌服饰专柜前，王启华惊叹于那些在射灯下熠熠生辉的女装皮鞋，仿佛一件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
当厂家代表得知他也是一名鞋商时，如遇知音般向他介绍这些鞋的设计理念和灵感。王启华尴尬地发现他一点也听不懂。一直以来，他只以为鞋只是一个底加一个面的行走工具而已。
王启华只好在一脸不懂装懂的微笑中附庸风雅了一个下午。临走前，他才发现，就这么一双鞋的价格，等于他厂里上百对鞋的价格总和。
王启华的费解也代表了中国制鞋业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巨大差距。
“产业升级和自主品牌才是出路。”东莞皮革鞋业协会常务副秘书长梁蔚然更愿意把当前的企业“倒闭潮”看作是一次企业的优胜劣汰，“不能永远靠低附加值的贴牌或加工等方式生存。”
2007年11月，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在于东莞举办的“世界鞋业发展论坛”上谈到，未来东莞要成为打造中国的世界名牌鞋的基地。只有这样，才能掌握世界鞋业的话语权。
一同来参加论坛的广东省外经贸厅厅长梁耀文也表示，不仅是鞋业，对于珠三角众多的加工型企业而言，只有技术研发才是出路。
王启华也在继续他的挣扎求存。为了开源节流，他主动向房东提出把厂房租赁面积减半，同时准备处理一些闲置机器。几个胆子大点的工人试探性地问王启华： “您是否准备炒掉我们了？”王启华稍作沉默，然后颇有江湖意气般地在每个人的肩膀上轻捶了一拳：“不，只要你们想留下。”
但谁都明白，这只是这个末路企业主最后仅存的一点自我安慰罢了。
(应采访者要求，王启华、张永安为化名)
青岛韩企撤逃调查
记者 陈鸣 青岛报道
从2001年到2007年，至少206家未经正常清算的韩国企业撤离青岛，其中2007一年就达87家。
诸多迹象表明，一场韩资企业集中“非正常”撤资的行动正在青岛加速展开。
在导致韩资企业信誉危机的同时，也迫使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思路由盲目转向理性。
曾经在半夜乘摩托车呼啸来去的韩国青年在这条街上已不多见。2月的晚上，青岛出租车司机施长发守在青岛市城阳区的夜总会门口等着拉客。他明显感觉到，不论是白天黑夜，他能看到的韩国人都在减少——以前他每天要拉五六趟韩国人去机场，最近半年来平均一天两趟都不到。
韩国人正在撤离，在这个城市里是个私下流传的秘密。
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在青岛的城阳和胶州——这两个韩国企业最集中的区域，民间已经传言纷飞，先是一些讨不到工钱的工人，接着是一批不时到访的韩国记者，他们都在传递着这个消息：一场韩资企业集中撤离的行动正在青岛悄然展开。
而一些韩国企业的“非法”撤离，正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韩国老板悄然撤离
已经过了正月十五，城阳区的几个工业园里，一些韩国工厂仍然大门紧闭。往年初八的时候工人们就应该已经回厂上班。
“这里人气散了。”在南疃村附近已经居住了十多年的王源海说。他最直观的感受来自于丈人胡老头，老丈人在南疃村开了一个旅馆，专门给韩国公司职工当宿舍，曾经住着上千人的楼房，如今只有两百多人了。
而立之年的王源海是建筑队的一个小工头。开着破旧的面包车行驶在流亭镇大大小小的工业区里，他对上个世纪末开始的南疃村的热闹场景记忆犹新。城阳区的不 少厂房就是当年他跟弟兄们一起盖起来的，那个时候，韩国人大批大批地到来，荒地上的厂房像蘑菇一样遍地生长，隔半个月就冒出一座新楼。每到下班，这里的街 道上人潮涌动，就像赶集一样。路边都是写着韩文名字的小馆子，韩国人坐在餐馆里头喝酒。那时，看着韩国人在南疃村里山呼海啸，王源海时常觉得自己置身于一 个韩国村庄。
转变从2003年开始，那年春天，王源海不时听说有韩国企业搬走。有一次，一个韩国老板欠了他老丈人近万元的工人住宿费连夜跑了，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这让老人自责至今：“他拖了两三个月，我怎么就稀里糊涂地答应了呢？”
对韩国老板的突然离开同样感到措手不及的还有工人。
2月20日，城阳区夏庄黄埠。刚过完春节的工人宋志强和田肖回到大三信制衣厂时，发现厂里的大门已经锁上。门前依然鲜红的春联已经被扯成碎条，“大三 信”三个字被铲去，只剩底下的英文名称SAMSHIN让路人大致可以猜出这家企业的名称。村干部说，韩国老板春节期间就已经逃跑了。而此时，大三信服装厂 已经拖欠工人两个月工资。当宋志强他们到劳动局监察大队投诉时，他们才了解到，另有一笔每月从工人工资中扣除的保险金也没有如约打入他们的账户。
黄埠村的干部接管了大三信制衣厂的传达室。“这些老板太黑了！”除了跟着村干部愤慨地骂两句，宋志强和田肖只能自认倒霉，这种事以前就发生过，从来没人讨回过工钱。老板人间蒸发，意味着死无对证，意味着一笔无头债。
他们领了村里发的每人700元的一次性补偿金，就匆匆忙忙地登上另一个韩国服装厂派来的卡车，他们不知道这一次老板会不会逃走，但他们需要挣钱糊口，一刻都不能耽搁。
刚过去的这个元宵节让建筑工头王源海、出租车司机施长发明显感觉到了村里人气的回落。写着“厂房出租”的红色横幅沿街到处都是。但是，究竟多少企业走 了，有多少是办理了正规清算手续，多少是连夜撤逃，村子里谁也说不清楚。有两次，王源海在酒桌上提及此事，当即被同席的村干部制止，“这个事情还是少问为 好。”
村里的敏感不难理解，对于一个开发区来说，人气比什么都重要。同样，在离青岛市区两小时车程的胶州市，对于韩企撤走，政府部门同样讳莫如深。胶州市政府宣传部的一位工作人员给上司打电话，“又来了记者”，长叹了一口气后他告诉记者，“这个事情不能再提及了”。
究竟撤逃了多少家企业，政府部门至今仍然拒绝给出一个准确的数据。
走不走？
走还是不走？该去哪里？这是韩国金石善夫妇最近时常和朋友讨论的问题。
对他们来说，离开青岛转向内陆，甚至去往更遥远的越南只是时间长短的事。2月21日在一家咖啡馆和记者见面时，金石善的朋友已经走了三个。他们开办的企业规模都很小，雇用人数在两三百之间，主要经营工艺品和皮革。
在金老板狭小的厂房里，几十个中国工人在缝纫机前埋头工作。与中国一般的乡镇企业没有什么不同，厂房是简陋的铁皮屋，除了缝纫机和熨烫设备，这里数量最多的就是“人”。
正是大批工人让“金老板们”开始吃不消了。
“工人工资实在涨得太厉害了。”一口咖啡下肚，金石善眉头紧皱。仅去年一年，青岛市工人最低工资标准就由560元提高到760元，而实际支付工资也由 2000年的800元涨到如今的1500元。加班费用由当年的1.6元/小时，上涨到去年的5.7元/小时，今年则涨至6.7元/小时以上。
金石善的说法很容易就能从遍布工业区的招工广告上得到印证。
地价猛涨也是韩国商人离开的原因。1999年金石善随着韩国同胞们大规模进驻时，城阳区还只是一个小村庄，30公里外的胶州更是一片农田和洼地。王源海描述当时他带着韩国人来看这里大片的廉价空地时，“他们惊喜得几乎要尖叫起来”。
一位吕姓女士告诉记者，1998年她以7万多的价钱在城阳区中心买下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如今如果要在同一区域购买同样的房子要付出12倍的价钱。
明阳路上的“21世纪不动产”的经理赵丕功提供的数据证实了这一说法。上世纪末城阳区的房价开始缓慢上涨，到2003年每平方米猛涨了1300多元。 “今年城阳区二手房均价在4000元左右，万科在城阳的一个新楼盘已经是每平米9200元。”经过十年开发，城阳区寸土寸金，工业用地同样十分紧张，地价 上涨几乎与住宅同步。在紧邻青岛流亭机场的南疃和洼里工业园，厂房租价比一年前涨了整整十倍。
上世纪末韩国人就开始迁入青岛，至今这 里仍是韩国人密集的城市。每周从青岛至韩国首尔、大邱、釜山三个城市的航班就有三十多架次，与仁川间的轮船每周也有四班以上。2002年青岛常住韩国人为 近2万人，2003年上升至3万人，2004年则飙升至5万余人。有的是全家搬来，夫妻到韩企上班，孩子在青岛读书。而如今随着生产成本大幅提升，金石善 的朋友们只好选择搬走，“济宁和荷泽交通没有青岛方便，但是那里每个月工资700元，就算要经常加班很多工人都抢着干。”
实际上，韩企的撤离并不是这一两年才发生的事。
韩国中小企业厅代表处课长李炳直向记者出示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在2001年到2007年间，未正常清算撤离青岛的韩国企业就有206家。自从2003年开始发生韩企零星外逃之后，非法撤离数量每年递增，去年一年就达87家之多。
整个山东沿海市县都在面临同样的问题。
就在1月中旬，烟台的韩国世刚贸易株式会社旗下的三家企业数十名高管在一夜之间集体消失，遗留下5400多万元债务。事后有烟台网友发帖说，数十名高管 分乘三辆大巴从国内三个机场分别出境，在外逃前一天，某韩国高管更是嘱咐他的中国司机，“明天不必上班，我们要一起坐车去打高尔夫球。”
烟台“世刚事件”之后不久，青岛市辖的胶州，两家由韩国兄弟二人开办的老企业，在扎根已近十年后，也选择了悄然失踪，只留下海尔大道上两间空荡荡的厂房杂草丛生。
李炳直课长承认，上述撤离韩企的资料中，胶州、即墨等县级市还没有统计在内。
韩企淘金术
在青岛市郊的204国道上，沿途可见星罗棋布的韩国企业。与上个世纪末被中国人奉为上宾的“外资企业”不同的是，这些企业与中国乡镇企业相比规模都显微 小。记者实地走访发现，不少企业就落户在当地农家，厂房为普通砖房，面积不超过30平方米，在漆黑的房间里，几个工人围着一张桌子做着手工雕琢玉器之类的 活儿。
“未正常清算”的撤离韩国企业中，15%是纺织企业，30%是工艺品企业，13%从事皮革生产，六成以上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2月中旬韩国进出口银行发表的《青岛地区投资企业的非法撤离现状》报告书说。
而这些技术含量低、对环境有污染的劳力密集型企业在中国却长期享受着很高的税费减免。在“两税并轨”之前，外资企业只需要缴纳15%的企业所得税，仅为 中国企业的一半。此前来自青岛市外经贸局的一份统计资料表明：2006年，青岛市外资企业总税收额为54亿元人民币，但韩国企业缴纳的税金只有9亿元人民 币，韩国企业数量在所有外企中占六成以上，但税收比率只有不到两成。
“这里面有很多秘密。”章朝华说。他是青岛一家国际货运代理公司的老板。多年来他跟韩企做了很多生意，对韩国的经营状况十分熟悉。
他发现有一些小型的韩国企业其实只是一个空壳。他们在青岛的郊区租下厂房和机器，10万美元就能注册一家公司，而实际上最终到达的注册资金一般只有3-5万美元，然后通过银行贷款和拖欠上下游货款来套利。
另一种情况，也最为常规，当“两减三免”期限即将到达时，企业便以假倒闭的形式，将工厂转向另外市区寻求优惠政策，换合伙人注册公司重新扎根，享受新一 轮的减免优惠。这些外资企业入驻某个区市工业园区，一般不自建厂房，主要以租用为主，以便今后迁徙。青岛科技大学的教授袁晓莉将这概括为“候鸟现象”。
同时，很多韩企采用“高进低出”的方法来减少账面收益。所谓“高进低出”就是以高价从韩国进货，再以低价买出，从而使驻华企业的账面盈利微薄，而实际上 价值都已经通过高进价转移到韩国了。多位专门为韩国企业申办各种手续的代理商向记者证实，韩国中小型企业主要使用“高进低出”的手段来转移在华投资收益， 在行业内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蜜月期终结？
在一些当地人眼里，青岛和韩企的蜜月期正在终结。随着多年招商引资，青岛当地对韩国企业的投资也从“奉若上宾”转变为“招商选资”的理性姿态。
商务部统计，目前中国国内约有韩资企业46000家，三分之一在山东，青岛就有4000多家，生活在青岛的韩国人超过10万，这里是韩国中小企业老板的 天堂。鉴于韩国企业在青岛的重要地位，韩国产业资源部所属的中小企业厅还在青岛设立了代表处，青岛市对外经济贸易局也特别设立了韩国处。
自从1989年，青岛市第一家韩国独资企业托普顿电器有限公司落户城阳区后，青岛茶山人造首饰、青岛韩菊胶带有限公司等韩资企业又相继来到青岛，形成了 第一批韩资在华企业。在1992年两国建交前，青岛市共批准了71家韩资企业，建交后几年间韩国企业在青岛的投资逐年稳步递增，大批投资注册资金在几十万 美元至三百万美元之间的中小企业纷纷进驻，这些在韩国已失去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在山东半岛遍地开花。
几乎“零门槛”的招商引资政策随后就招致各种诟病。
中国海洋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2004年的一份研究资料显示，截止到2001年底，韩商投资企业的平均规模为111万美元，比山东省外商投资企业平均水平 低了近一半。胶州对外经贸局的一位副局长说：“先前不论企业大小，引进来再说的做法，早已经过时。现在所看到的韩国小型企业主要是历史遗留产物。”
早在2004年，山东省外贸厅厅长周嘉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曾提出：“韩日固然重要，但更要放眼欧美，这个领域层次更高，资源更丰富。”
袁晓莉教授长期关注东北亚经济交流，曾经带着研究团队在青岛下辖区县对外资企业进行过深入调查。她认为应制定“外资准入制度”，在对外商投资的审核中， 宜设立“三道门槛”——控制小规模传统制造业项目审批；控制环境污染项目；对于一些有信用劣迹的外资企业，应加大监管跟踪力度，限制一些不守信用的企业在 青岛所辖的一个市区向另外一个市区的转移。
她介绍，上海、苏州和昆山等城市“十五”期间就提高了引进外资的门槛，将污染重、规模小、技术含量低的外资拒之门外。如昆山市政府制定了“三不政策”，即劳动力需求量超过8000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退税额过高的产业以及高污染产业，一概拒绝。
韩方似乎也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最近带领对华韩国经济使节团而访问中国的大韩商会会长孙京植2月17日对韩国企业提出警示：“应该关注变化的中国市场，并根据这种变化修改进军战略。”
“中国现在不再是单纯的出口加工基地和代理加工基地。我们应该着眼于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内需市场，抱着和全球一流企业竞争的决心进军中国，如果认为适当生产便宜产品出口到第三国即可，那么十有八九会失败。”
韩国人离开之后
事实上，青岛韩国大型企业口碑一直很好，由于福利好，工资发放及时，很多工人争着抢着要去。但韩国的小企业在青岛民间一直饱受争议。
长期为韩国商人代理企业事务的朝鲜族人姜申说，韩国一些小老板素质并不高，有些人小学还没毕业，在韩国挣了些钱之后，就把住宅抵押，全家到中国山东淘金。而老板个人风格则主导着企业特点。
有一次，他给一家韩企做货物代理，到公司与企业管理层见面。办公室就在一个铁皮屋里，交谈过程中一滴水从屋顶上渗下来，不偏不倚地落进咖啡杯里，而一屋 子韩方人员看到了都若无其事。事后，姜申就警告自己的生意伙伴，一定要小心这家企业的信誉。果然不久后，这家企业就因拖欠货款，被中国代理商告上法院。
在金石善看来，这次一些韩资企业的“非正常”出走，更是给韩国商人的信誉雪上加霜。尽管他觉得韩企撤走实际上不会给当地留下多少麻烦，但事实上地方政府却不得不为企业拖欠的薪酬买单。在烟台，由于世刚纤维的撤走，区政府向1200余名劳动者支付了近200万元的工资。
在青岛已生活四年的李炳直课长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在这个事情上，他希望中韩双方都能理性看待，他说，韩国政府正在拿出一套方案，今后将由中小企业厅负 责对韩国老板们进行培训，而另一方面则将由韩国政府与中方协商如何缩减清算手续。“法律上外资企业进行清算需要9个月，而在实际操作中需要两到三年。”青 岛市外经贸局韩国处处长吴日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青岛市政府正在筹划建立一个网上清算中心，帮助韩国在华企业能够轻便、简捷地办完撤离前的手续。
然而，在青岛城阳区的南疃和洼里，人们更关注的是眼下备受打击的服务业。大批工人正在转移，在城阳的青岛义恩服装有限公司门口，老板崔某在招工启事上用了硕大的标题——“我爱你们”。
以前这里人头攒动的工人正在向山东内陆的济宁和荷泽进发。在城阳和胶州招工中介的市面价格已经上涨到每人100元以上，在城阳区北边的即墨市，现在即使月薪2000元也不一定能招来熟练的缝纫工。
冷清的街道上，众多韩式餐馆的转让横幅在料峭的寒风中抖动。夜里十点过后，夜总会门口也见不到拥挤的韩国老板，出租车司机施长发开始怀念为几块钱打的费讨价还价的韩国客人。傍晚，王源海时常开着他的面包车在流亭镇上转来转去，他希望老丈人的生意尽快好转。
章朝华对韩企的突然撤走同样十分悲观。青岛市目前有物流企业1400多家，而韩企货运总量占到起码一半的份额。“明年估计会有十分之一的物流企业陷入困境。”章朝华说。
不过这一次，他希望自己的预测是错误的。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金石善、章朝华、王源海为化名)
河南塑料袋巨头的“突然死亡”
记者 车黎 河南遂平 报道
从1月末开始，43岁的倪俊丽就和她的工友们，一长溜地坐在县政府门前的花坛边，在聊天，在太阳底下打瞌睡，更多的是在发呆。
如果不是在县政府门前，如果不是三四十甚至上百人的规模，如果不是两个多月的坚持，倪俊丽们的“静坐”只是些街坊间的闲事。但是，地点、人数的敏感性，使得这些“静坐者”被遂平县人看成是种“示威”。
倪俊丽说，我们这是在“上班”。
这群以中年妇女为主体的“静坐者”，真的按照工厂倒班的模式，分别排了“上午班”和“下午班”，“上班”点数跟政府部门的作息时间一样，从上午9时到下午5时。
烫着短卷发的倪俊丽，和其他的人身份相同：曾是河南省遂平县华强塑胶有限公司的工人。能在“华强”工作，对这个有着54万人口的中原小县城居民来说，是个体面的差事。
但是这份曾经“荣耀”的活计，在2008年1月20日戛然而止。这天，全国最大塑料袋生产商贴出公告，宣告解散，包括遂平华强和60公里之外的另一个分厂——漯河华强在内的2万名工人瞬间失业。
最后半年
在倪俊丽看来，工厂的倒闭，没有一丝先兆。倪说：“每天拉货的车都排着队来，要先拉到货还得开后门。”
曾是下岗工人的倪俊丽，6年来，一直在华强过得很顺心：每月1500元的工资，跟当地平均工资相比，整整高出20%，而且从来没有拖欠过。
身为公司质检车间一名“领班”，倪俊丽对公司的情势变化一无所知，相反，她认为公司的发展是越来越好了。
的确，1995年，广州南强塑胶有限公司在遂平投资兴办了华强塑胶制品公司后，飞快扩张，遂平的厂房从80亩扩大到160亩，1998年在邻近的漯河市 又开办了一家占地300亩的分厂。根据公司公开发布的信息，它的年产量25万吨以上，产值高达22个亿，在全国市场的份额占到了50%，其产值11年在全 国同行业排名第一。流动资产和固定资产总和达到40多亿元。
就是这个看起来不可能倒闭的“中国最大的塑料袋生产商”，却突然猝死了。1月20日，正准备进厂上班的倪俊丽，在工厂大门口的墙上看到了一张公告：公司宣布于2008年2月1日解散。
和倪俊丽“蒙了”不同，作为公司质检部主任的郭建伟，几个月来一直在小心观察着公司的变化。
2007年10月，有两个车间停工。
2007年11月，开会传达广州南强总公司关于“改制”的内容。当时公司花30万元聘请了律师和会计师，设计了几套改制方案，其中包括转让和全员入股。改制的计划就是让公司职工交钱入股，“交一两万就可以参股”。
到了今年1月，所谓的改制进入了最后关头，“连投票箱都准备好了”，说要召开职工大会，由职工投票决定改制的最后方案。
然而，这一切戛然而止。
原因是“漯河暴动了”。
“漯河暴动”
所谓的“漯河暴动”，是工人夸张说法。
去年12月底，华强漯河裁掉了2000人，在养老保险等方面并没有给予足够的赔付，各种关于公司前途的猜测四起。
同时，一些工人感觉到“不对劲”：公司每天都有几大车货物往广州运。1月19日，成品仓保管员上报库存已经不到18万件，而该公司一天的产量就有15万件左右。工人们怀疑老板想甩手不干。
1月19日是工人上班的最后一天。
漯河分厂厂长陈锋舟回忆说，“当时很多工人堵住了厂门口，不让运货车出厂。同时，还劝上夜班的同事停工。”
一些工人冲进厂里的办公室，对办公设备进行破坏，甚至“把工厂的几道大门都给扒了”。当地出动了数十名警察才平息了事。
这起混乱的事件中断了华强公司精心安排的计划。1月20日，华强公司大门口就贴出公告，宣布公司解散。“现在猛然想起来，什么改制，原来是要金蝉脱壳啊？”郭建伟这才有些恍然大悟。
倪俊丽当天没能进成工厂。那天正好她女儿大学放寒假回来，她没敢回家，“怕女儿知道了着急”。
当晚，她收到了一个工友的短信：早上9点去厂门口。
1月21日，等倪俊丽到遂平工厂门口时，门前107国道已经挤满了上千名工人，几百辆经过国道的车辆被堵在了路上。
厂方把这个事件定性为“大规模群体事件”。“我们没想堵国道，只是想要求厂里解决问题。”倪俊丽也在现场待了一上午。
一根又一根稻草
工人们的坚决反对，并没有阻止华强的去意。1月22日，遂平华强在互联网上发布消息，遂平和漯河两个分厂一起整体转让，转让价格为2.8亿-3.5亿元。
没人想到这家中国最大的塑胶企业会骤然倒下。
关于原因，遂平华强、甚至广州南强的管理层始终没有正面解释，而遂平县中小企业服务局局长徐俊彦面对媒体，给出了自己的分析——限塑令、亏损、新《劳动合同法》。
2007年12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规定从2008年6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禁止生产、销售、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而华强的产品90%以上正是国家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的超薄塑料袋。
但是，在质检部主任陈红看来，“限塑令”并不是“禁塑令”，“要转产并不困难，只要把吹膜机的齿轮改装一下就可以了，何至于马上就要歇业？”
而陈锋舟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公司就不顺应国家的政策转产呢？”
遂平华强塑胶原总经理助理、工会主席刘建华知道些内幕，漯河、遂平两家分厂在2006年和2007年度内，因为原材料涨价、劳动力成本提高等原因已亏损3000万元。
同时，塑胶企业属于技术含量低、投资小、劳动密集型企业，一台吹膜机、一台制袋机、一个小作坊就可办起来。在华强进驻遂平之后，周围出现了一些家庭作坊式的小型塑料袋厂，抢走了华强一定比例的市场份额。
值得一提的是，华强曾多次公开表达了对税收政策的不满。为减税，公司甚至曾以万名职工的名义给国务院和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写信请求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减税，但是并没有效果。
新《劳动合同法》下的成本压力
“你们怎么看待新《劳动合同法》呢？”
销售部职工魏学峰一听这个问题，总会自动忽略记者问题中的“法”字，说：“劳动合同我们签了。”
“我们都还高兴呢，以为新《劳动合同法》出来，我们的保险有人管了。”倪俊丽说。
在刘建华看来，新《劳动合同法》才是遂平华强迅速结业的致命原因。
在遂平华强的7000名员工中，仅有1000人左右参加了社保。而遂平县当地劳动部门按照新《劳动合同法》计算出来，13年来遂平华强拖欠工人的养老、 失业保险金以及各种加班费用加起来高达1.8亿元。对于建厂13年的华强来说，有超过2000名工龄在10年以上或者接近10年的老员工。根据新法，连续 工作10年以上的员工，应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如果2008年继续生产，按照新的劳动合同法，公司将比上年度多支出4000多万元。而遂平华强去年亏 损额是3000万元。
“到了该它偿还和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公司却断然选择了退出。”郭建伟无奈地说。
令工人们很难接受的不仅是公司的突然解散，还有公司解散之后对待他们的态度。
在宣布解散三天之后，公司给出了一份“和解协议”，核心内容是工人们能得到全年平均月工资的60%，也就是600元，买断了工人与工厂的任何关系。
600元，没有让工人满意。倪俊丽和她的工友们把希望寄托在他们的维权小组上。
这个维权小组代表的工人由最初的3000多人，剩下1000多人，到现在只有600名工人。大多数工人选择了妥协，“该找工作就找吧，吊在一棵树上也没啥用。”
工厂停工两个多月，女儿在上大学，爱人没工作，倪俊丽选择天天到政府门口“上班”。
倪俊丽把这次失业和10年前的“下岗”联系到了一起。当时她从县里的纺织厂下岗时，刚开始也是什么都没有，“后来到大院儿(政府)门口坐了两个月，好歹给了几千块。”
3月10日是最后签署期限。倪俊丽没有去签协议。“上次下岗就解决得不好，这次不能就这么算了。”这600多名工人留下的只有仲裁或者打官司的路了。但是，华强公司态度非常明确，不接受仲裁，“直接法庭见”。
“你说我们这事能不能不打官司？”维权小组组长唐庆华对于诉讼显然充满了畏惧，因为那意味着要付出不见底的时间和精力。他们更愿意把希望寄托在政府上，“他们真的就没啥办法了吗？”
塑料袋业的转型
“和华强有什么可谈的？停产、转让都是企业自己的行为，其他问题都走法律程序。”遂平县副县长赵峰这样说道。
事实上，当地政府根本做不到这样超脱。
河南遂平是一个传统农业县，近些年来和大多数中西部省份一样，把“招商引资”当作重点工作之一。在其政府的宣传网站上，招商引资的明星企业前三位分别是 “造纸、塑胶、化工”，几乎都是重污染企业。在县政府10余个“遂平功臣”宣传栏，其中一位“功臣”的立功事迹就是“引入华强”。
华强是当地最大一家民营企业，最近几年，公司每年上缴的利税占到了遂平全县税收的一半左右，还解决了7000人的就业问题。华强的停业，对于河南省南部的这样一个小县城来说，无疑是一场不大不小的地震。
遂平县政府的心愿还是让这个“利税大户”继续存在下去，不管谁来接手。今年春节后，由遂平县副县长赵峰带队的协调小组两度奔赴广东，与总部广州南强公司 谈判，想尽办法让广州南强能够在遂平继续发展。然而，无论塑料厂怎么发展，归谁经营，一劳永逸地解决与工人的法律纠纷，是广州南强公司最为看重的。
广州南强已经宣布退出塑料袋行业，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华强发展的这12年，正是我国塑料袋企业飞速发展，直至泛滥成灾的12年。在“限塑令”出台前一个月，中国塑协塑料再生利用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董金狮公布的数据是，全国每天仅买菜就要用掉10亿个塑料袋，其他各种塑料袋的用量每天在20亿个以上。
林平(化名)是华强配料车间的一名工人。他在工厂做了整整10年的时间，在他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公司曾经的辉煌成绩建立在不正当经营之上。
林平说，“华强塑料公司辖下的华强废旧物品回收公司，从全国各地回收来废旧塑料瓶、废旧薄膜、塑料袋，而这些又几乎全部送进了吹膜车间，通过二次造粒吹膜制成新的塑料袋。”他的工作就是调色、掺入聚乙烯，“保证做出来的塑料袋色泽美观。”
使用回收塑料，是降低成本的方法。但按照行业标准，回收再造的塑料袋是禁止用作食品包装袋上的。然而，“还不是大部分在流入市场之后成为了食品袋。”林平说。
现在华强退出，在6月1日前，市场对于塑料袋仍然有着巨大的需求。巨头倒下，给不少小塑料袋生产企业带来“最后的疯狂”。
自从传出华强塑胶倒闭的消息后，市场上塑料袋的价格涨幅非常大，每件(20公斤)已经涨了几十元。
就在华强停业后的一个月里，不少等着进货的经销商蹲在厂门口，希望能够在众多赶来买存货的经销商中拿一点货。
“华强关门太快了”。安徽芜湖经销商周德胜在等了两天之后，转身准备去相邻的西平县，那里有不少作坊式的塑料袋生产企业，“但那些小厂的产品质量比起华强来，肯定是差了太多。”
6月1日以后，限塑令到底能执行到何种地步？一些塑料生产商也在观望华强变局。
而倪俊丽们则密切关注华强的动向。对他们来说，存货可以卖，但机器不能随意动，这是他们认为得到赔偿的最基本筹码。
按照新《劳动合同法》计算出来，13年来遂平华强拖欠工人的养老、失业保险金以及各种加班费用加起来高达1.8亿元。如果2008年继续生产，公司将比上年度多支出4000多万元。而遂平华强去年亏损额是300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