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得到消息，北京中院今天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胡佳3年半有期徒刑。
我对这个结果并不吃惊。既然这个病入膏肓、精神错乱的党国敢于冒冒天下之大不韪逮捕胡佳，也就敢于作出这么荒唐的判决。
这个判决意味着，除非当局良心大发，否则他的孩子在3岁半之前无法在家里看到她的爸爸。当他的孩子学会喊"爸爸"的时候，胡佳却不能在家里答应一声，更别提陪她玩了。哪个父母看到这个情景不会落泪？
我跟胡佳并不相熟，仅见过两次面，也无甚交谈。第一次听说他，是2006年初的绝食事件，听说他失踪了一个多月，也听说了他之前的环保和艾滋病防治等公益活动。
2006年春的某天，我在北京爱知行研究所的办公室，正好遇到他前来处理一些事务，也第一次见到他。听说那段时间他正被便衣警察软禁在家，想必他当时也是大费周章才出来的。他穿着很朴素，留着平头，戴着一副眼镜，笑起来很憨厚。那天，他问了我一句话："请问卫生间怎么走？"我随后告诉了他，他很客气地道了声："谢谢 "。这是目前为止我跟他的唯一一次交谈，却很难忘。
另一次，几名艾滋病工作者一起吃饭，胡佳伉俪也在场，我也有幸作陪。尽管我和胡佳同桌，却没有任何交谈。为了照顾他的食素的佛教习惯，我们都选择了素食。饭毕，我们离开饭店的时候，他们夫妻俩则小心地四处环视，以躲避便衣警察的跟踪。那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他生活中所面临的危险。
此后，我没再看到过他，只是偶尔在网上看到他突破官方的信息封锁，为大家传递出一些维权者的信息。直到去年圣诞节，我不愿看到的事情发生了，胡佳被抓了。
我关注他，并不仅仅因为他的维权活动。我和他还有两个共同点。首先，我跟他都是安徽老乡。尽管他出生于北京，籍贯却是安徽芜湖，与我的老家铜陵相邻。身在异乡，我自然对老乡格外关注。另一个共同点在于我们是在与乙肝病毒作斗争的"战友"。我时常为他的身体而担心，因为他已经患上了肝硬化，每天都需用药。身为乙肝病毒携带者，我深知"战友"们需要严格保证休息才能抵御病魔的。可是他每日却要为维权而操心，日常生活为当局所破坏。我也很想知道，狱中的他是否有足够的休息，能否获得充足的医药？
"愿将此身化明月，照君车马渡关河"，胡佳正是在实践一百多年前先烈谭嗣同的这句话。我环顾四周，发现绝大多数年轻人都在想着赚钱与吃喝玩乐，而胡佳却在为理想、为国家、为人民而奋斗。他敢去偏远的可可西里，他敢去艾滋病村，他敢面对国家机器......他的奋斗，却还要被强大的国家机器所镇压，为不明事理之人所反对。不过，残酷的现实依旧没有改变他的执着追求。
如果他去赚钱，以他的北京市民身份以及种种便利，可能也会小有成就。但他却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中国的未来，不在于赚钱的人，也不在于恋权的人，而是在于胡佳这样的理想主义者。
温家宝在上月的记者招待会上曾说："我明确地讲，中国是法治国家，这些问题都会依法加以处理。所谓在奥运会之前抓捕异见人士，纯属无中生有，完全是不存在的。"我曾经是法学院的一名学生，深知"言论自由"是中国宪法所明确规定的，也是一项全球普适的人权。中国是不是法治国家，每个具有法律常识的人都很清楚，胡佳的案子也再次说明了这个事实。作为一名法律人，我不得不为胡佳这样的案子而羞耻，不得不为中国的法治发展而所担忧！
圣火已经来了，奥运会就不远了。可是，中国能对得起神圣的奥运会吗？尽管当局一再反对将北京奥运同希特勒时代的柏林奥运会相提并论，但当局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在承袭希特勒的做法。若干年以后，当中国真的成为法治国家了，国人提到是次奥运会，大概都会引以为耻的。但是，这中间究竟要等多少年？几十年还是上百年？我们又有几个人能等到那一天？
我又想起了另一个叫"胡佳"的人。他是中国国家跳水队运动员，已经获得了很多个冠军，也很有希望在今年的奥运会上再拿金牌。只是，4个多月后，当全国乃至全球的观众都在为跳水运动员胡佳鼓旗呐威之时，是否还知道中国的另一个胡佳正因为他的言论而遭受牢狱之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