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中共政权可以靠强力平息大陆境内的藏人反抗，也可以利用大汉族主义取得多数民意认同。通过对3•14拉萨骚乱的掐头去尾的孤零零展示，通过单方面放大西方媒体的某些失误，通过"反分裂，护圣火"的舆论动员，更通过严格的新闻封锁和单方面宣传，中共当局已经成功地把西藏危机转化为极端民族主义的狂潮。把自由与独裁的政治冲突转化为汉藏的民族冲突。但中共无法消除境外藏人的反抗，也无法取得国际主流社会的认同，更无法消除西藏困境之根源，正如现政权无法消除整个中国的深层危机一样。所以，中共在国内取得的这些优势，不过是鼠目寸光的权宜之计，只有维护独裁体制的暂时之功，而无助于多民族中国的长治久安。
外界普遍认为，在此次西藏危机之前，达赖喇嘛的特使与北京相关官员进行过六次对话，而现在，爆发于中国奥运年的西藏危机，对胡温政权来说无异于"砸场子"，给风光无限的"国际大PARTY"填堵，必然加深了北京对达兰萨拉的不信任乃至仇恨，使西藏问题的解决变得遥遥无期。
在我看来，西藏危机的根源也是中国危机的根源，大一统与高度自治的冲突，实质上是独裁与自由的冲突。西藏危机延续到今天的最大危害，不是汉藏之间的冲突和仇恨的加剧，而是民族冲突遮蔽制度之争。就当下中国的制度现实和胡温政权的执政策略而言，即便没有此次危机，中共也决不会接受达赖喇嘛的"不谋求独立而只要求自治"的中间道路。如果胡温答应了达赖喇嘛的"高度自治"，也就等于中央政府向西藏出让了治权，使大陆地区出现类似香港的"一国两制"，这是胡温政权难以接受的。
而西藏问题，既不同于香港，更不同于台湾。
台湾的治权脱离中国中央政府已经百年。即便1949年夺取大陆政权的中共也从未治理过台湾, 台湾在国民党政府的治下，不但有独立的外交和军事，而且保有联合国成员资格直到1979年中美建交。现在，台湾已经完成了政治制度的转型，拥有基本人权和日益完善的民主制度，台湾总统来自2300万台湾人的直接选举，北京就更无法染指台湾的内政、外交和军事。
香港的治权一直操控在港英政府的手中，1997年的回归大陆也仅仅是主权意义上的回归，而香港的独立治权由"一国两制"来保证，其经济、政治、法律等基本制度还是港英政府留下的，即便回归后的特首需要北京的点头，但特首必须由港人出任，特区政府也是独立治理香港事务。何况，香港还拥有不同于大陆的市场经济、独立司法和新闻自由。
而西藏，如果说，截至1959年前西藏治权还部分地掌握在达赖喇嘛和噶厦政府的手中，多少还有点"一国两制"的味道，那么，1959年之后的西藏已经彻底丧失了自己的治权，十四世达赖被迫流亡，十世班禅被软禁在北京，中共中央强行夺取了西藏的治权，派往西藏历任党委书记就是这种治权的具体执行者。从此以后，藏人也像汉人一样，不仅必须臣服在中共独裁的治下，而且也经历了汉人所遭遇的人权灾难，特别是在文革时期，藏文化和藏人所遭遇的大灾难决不次于汉文化和汉人，藏人的活佛、贵族、商人、艺人、藏医等被批斗被游街被殴打被囚禁甚至被迫害致死，十世班禅喇嘛就被囚禁了将近十年，汉人的走资派和社会名流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
改革开放以来，汉藏民众都经历过八十年代充满希望的时期，也都在1989年经历了喋血的惨剧，经历了八九后的强力镇压与金钱收买。现在，虽然汉藏两族的经济都有了很大的发展，民众的物质生活也得到提升，起码不必像毛时代那样为起码的温饱而挣扎，但是汉藏民众仍然都缺乏基本的人权，藏人所没有的各类自由，汉人也没有。达赖喇嘛无法回家，六四后流亡海外的汉人异见者也无法回家；西藏当局对付达赖喇嘛的手法，也被用于对付汉人的法轮功和其他民间宗教（比如，逼迫藏人诋毁达赖喇嘛，逼迫法轮功信徒诋毁李洪志）。
汉藏的民族冲突是表层，独裁与自由的冲突才是深层，是实质。汉藏民众共同面对同一个独裁政权，藏人所面对的主要问题，也是汉人面对的主要问题，在此次危机中，当汉族民众在互联网上向达赖喇嘛大吐口水时，遮蔽的恰恰是汉藏民众最真实的处境--我们都是独裁制度的"囚徒"。只要汉人还处在无自由的独裁治下，藏人也不可能先于汉人获得自由；只要内地民众无法获得真正的民间自治，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民族自治。
所以，西藏问题的解决，在根本上有赖于整个中国的政治体制问题的解决。不管西藏问题的未来解决采取何种模式，整个中国的民主化都是必须的政治前提。达赖喇嘛与胡温的真正和谈能否开启，开启了能否谈出具体成效，不取决于北京与达兰萨拉之间的关系如何定位，也不取决于西方社会的外部压力，而是取决于大陆内部政治改革进程，中国的政治改革真正启动之时，才是北京与达赖喇嘛谈判真正开始之日。
一句话，汉人无自由，藏人无自治。
反过来也一样，藏人无自治，汉人无自由。
2008年4月10日于北京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