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两种力量催生了经济民族主义。
经济民族主义既符合中国不伦不类的中产阶级的利益，也符合执政党宣泄民怨的企图，尽管后者非常有风险，比如可能引发出社会骚乱。按毛时代的话语来说，无法排除有人"试图扭转阶级斗争大方向"。对于Tibet issue,美国人远比法国人走得更远，并且法国的路易威登作为家乐福的最大股东对Dalai的资金支持并不等同于支持独立。否则，就无法解说达赖的 "4﹒24声明"，更不能给出中国中央政府公开表态同Dalai谈判的真实理由，还有中国通过外交途径努力说服美国不要给Dalai鼓劲的战略考量。
美国人把Tibet issue等同于台湾问题与香港问题的政治规划，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就公开化，如芒罗等人着的《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一书即是如此。到目前，台湾问题几乎是全面变暖，香港问题虽有普选压力但未形成"港独"潜因，美国鹰派的快捷硬牌只剩了Tibet issue这一张。在此情状之下，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仅仅因为奥运火炬的小摩擦而连上"弱相关"的家乐福，确实是捏软柿子的无耻之举。当然，我作为民间自由人士不希望出现反美浪潮，只是说中国的经济民族主义正和中共权力机制内部的某种力量相勾结，试图发起一场针对国际资本的"人民战争"。
随着国际油价与粮价的上挺，这种战争趋势还会加剧，国际资本在中国已经面临晚秋季节。出现如此趋势并非反常，因为中国语境中的"利用"一次的本质就是不正当的使用即不平等的合作关系，尽管"外资"曾经取代的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混合时代的"红帽子"而拥有种种经济特权。如果一定要为"利用外资"找到政治含义接近的国际政治术语，那么非美国对中国的"限制性接触"莫属。
由家乐福事件开始，国际资本在中国实际上已经遭遇了政治危机。
经济民族主义看似浅薄，实际上有着它的内在机理，质而论之，它是中国内部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危机的表现之一种。今后，中国国内的合法性危机还会以更多的方式传到到国际社会，比如土地制度的深层矛盾与粮食进出口相纠缠，又比如教育制度的深层矛盾与文化交流中的误读，凡此等等。
家乐福事件作为国内合法性危机的表现，在更具体的细节上是管制危机。比如，当事件几乎被我忽略的时候，地方政府的情治官员非常客气地电话询问我的态度，是否参与其中，以及所持的态度，发表了什么样的相关文章。家乐福事件也大大冲击了下一代的思维方式，比如一位在南京上大学的晚辈，五一放假后到我书房来请教对事件的看法，并表达了他的迷茫之思。他是学生会的负责人，要帮校方劝阻要求上街的学生，而他的外教老师则质问他及其他学生为什么不以抗议的方式来争取更多的政府补贴，反倒是热心参与自己并不了解就里的抵制运动。合法性危机在教育方面表现的更多，是分析家们无法忽视的问题。我的那位晚辈告诉我，离南京不算远的合肥竟然发生了抗议学生错烧国旗的"笑话"--孩子们误把俄罗斯的国旗当成了法国国旗给烧掉了，所幸没有导致俄罗斯的外交交涉。
整个世界随着全球化暨信息化的程度加深，需要不同文化特别是中西文化进行互溶性交流，而经济民族主义即国内的合法性危机恰恰成了互溶性交流的巨大障碍。在比较文明史观下，中西文化的源头性差异并不大。沿用通过故事发现道理的方式，我们通过阅读我们的历史经典如《史记》，能够轻松地找到与西方古代经典《圣经》中的圣灵感孕、死人复活等具有重大文明寓意相对称的故事细节。更一般地说，神化文化祖先实际上在中西古代文明中是同样存在的现象，《圣经》中的摩西与《史记》中的后稷，几乎就是"一个人"。前者被丢弃在氺中未死，终于成为一个民族的半人半神的始祖；后者被生母作为不祥之物扔在冰面上而未死，终于成为传说中周族的农业文明始祖。
对比细节，我们往往能够找到中西方历史惊人的相似之处。仅在历史影响文学方面看，《史记》关于商纣王要看王叔比干的心是否有七窍的记载，被小说家改编为纣妃妲己用比干的心当药引的故事，是为《封神演义》的经典情节；同样，《圣经》关于希律王在继女的请求下砍了传道人约翰的头的故事，也被改编成《乔卡南的头》，这出戏剧是英国唯美主义剧作家王尔德的代表作。在精英行为影响文明性格方面来看，古希腊的犬儒主义即遗世独立的风格，为基督教的隐修主义提供了历史资源；在中国，清流主义即"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独立文人精神实际上是接续了中国先秦典籍《诗经》的批判精神。简言之，西方初期的犬儒主义正与中国《诗经》的批判精神相映照。
时当《论语》被不断从不同的视角解读之际，通俗历史作家中有几个人注意过我们文明的真正经典《诗经》呢？古代的诗篇在各大文明中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希腊文明的英雄史诗与希伯来文明的情爱雅歌是他们各自文明的绵绵不绝的营养源，而我们今天不仅遗弃了我们文明的史诗《诗经》，而且就连诗人都混到靠当众脱裤子赚眼球的地步。
要说我们在误读了自己的历史的同时，没有误读世界，谁信呢！
2008年5月2日写于绵逸书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