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谦，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官员，《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从八十年代起任职於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并担任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八九年支持学生民主运动，并起草公开信，於六四镇压之後被清查贬职。九三年来到美国，先後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丶华盛顿伍德． 威尔逊研究中心和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并完成出版了《晚年周恩来》一书。
我叫高文谦，很高兴来到希望之声的海内海外名家谈节目。
主持人让我来谈论六四问题。一晃六四（运动）已经过去了十九周年。确实是非常沉重的话题，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我为什麽来美国，也是跟十九年前发生的六四血腥镇压分不开的。六四镇压前，我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当时看到六四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绝食，我们北京市民和机关干部心里都是非常着急的，觉得学生提出的推翻腐败，推进民主，这些要求在当时也是代表了一般民众的呼声，所以才能形成後来声势浩大的运动。在这过程中，有些学生的做法，作为机关干部，我们毕竟年龄大一些，知道东西多一些，有些东西并不赞成，但是从我的角度来看我更不赞成政府对学生采取那麽一场血腥的镇压。
当天晚上我就是一个目击者，6月3日我去了广场，感觉就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那时候已经可以闻到血腥的味道了。那个时候，我当时就准备在广场上留下来看一看，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我知道会发生什麽，我希望能做一个历史的见证者。但是後来我妻子不同意，硬把我给拉回去。当时我在广场上跟她争论得也非常厉害，我表示不能回去，她的一句话挡住我，她说你既然是研究历史的，不能无畏的死在这儿，你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样我就回到家里，我家里离广场并不远，在沙滩儿路上。当天一晚上我没有睡觉，到了夜里一丶二点时候，已经听到了天空中的枪声，清晰可闻，我们的心就开始被揪着了。天亮的时候，我就跑到广场上去了。从沙滩儿路往南骑自行车，沿路就看到一些场面，军车进来之後，毫无道理的向沿途老百姓开枪，扔催泪瓦斯。我亲眼看到在沙滩儿路上一家印尼的餐馆前，几个人被打中腿部，老百姓当时是非常气愤，我当时亲历了这一场（运动），亲眼看到了。
到了海外以後，更全面的东西看不到了。等上了六四网站以後，看到了血腥的大屠杀，用惨绝人寰来形容的话，是一点也不过分的。因为这些原因，六四之後，我下决心跟共产党要一刀两断。当时不让我出国，因为在六四中我犯了严重错误，严重错误无非就是我不赞成政府的这种镇压，写过公开信和其他机关的人去天安门广场游行。再一个理由是我接触过机密档案，这种人不能随意地出国，就这样我跟妻子分居四年多。最後，邓小平美英讲话之後，政治气氛有了某种松动，我才到美国来。 来到美国之後，我把在广场上妻子对我说的话，开始一步步实现自己的约定。根据我了解共产党的历史，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根据所看过的历史档案，最後了写一本书《晚年周恩来》，这也算给我前半生画了一个句号，这就是大体上六四和我的人生经历的关系。
所谓的没有死一个人也是骗骗外人，骗那些还信共产党那一套的人，但是对於北京市民，对於亲生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根本骗不了人的。实际上，那时候不仅是学生死得非常惨，听说在六部口坦克车轧死过人。在当时北京各个机关丶市民，这些人都是目击者。我的朋友亲眼看到在六部口坦克车把撤退的学生碾过去。後来到了海外，亲眼在网站上看到被碾成肉酱的惨不忍睹的照片，看得非常清楚。包括方政，北京体育学院的教师，他的腿就是被碾断的，这些都是最有名的例子了。最近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她们发布的实际上是死了一百八十八个人，已经找到了一百八十八个人，其中有学生，北京市民丶工人，另外还有十几个人，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他们最近在天安门母亲网站，他们经过多年的收集，在网站上作了一个死亡者的示意图和死亡医院的示意图，现在都在网上发表了。像中共官方的袁牧，他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这个东西（谎言）只能够骗没有经历过的人，或者是对共产党制度有着千丝万缕利益关系的人，只有这些人才信他们。北京市民，包括各大机关的人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笔账，就是六四是一个天大的血案。
就像蒋彦勇先生向杨尚昆汇报的时候。当时蒋彦勇在三一零医院当主治大夫，他亲自接待了很多枪伤的民众，有些民众是被开花弹打死的，进去的是一些小孔，後面是炸开的一个窟窿，这种照片在天安门六四网站上都有。最後杨尚昆听了蒋彦勇先生的汇报後讲，六四是我党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我相信这话是真的。袁牧讲的话就是撒的弥天大谎，连他自己心里都不会信的。就是因为六四血案这麽惨烈，所以共产党才千方百计地压制了十九年，拒绝天安门母亲要求的对话丶要求赔偿丶要求追究法律责任，这些要求是非常合理的。这里面，我觉得首先跟这种制度有非常大的关系。这种共产制度本质上是非常钢性的制度，它不允许有任何的异议，有不同的意见丶不同的想法。在当时五月份六四学潮刚刚起来的时候，参与的人越来越多，中共领导人从内部就有个说法，就是胡乔木，他就说退一步就有退两步，退两步就全线崩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它（共产党）就宁可采取这种屠杀的方式。当时流传邓小平一句话，叫「杀二十万人稳定二十年」。但是实际上，这并不是邓小平的话，但是这种思路确实代表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人的心态。就是宁可杀人也不把所谓革命先烈换来的江山拱手相让。
从本质上来讲，他们一点没有变，因为最终它绝不会放弃这种权利。绝不会为了老百姓的利益放弃手中的既得利益，那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形式上，二十年过去了，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如果说当年邓小平还是一种带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成分在里面的话，那麽现在从江泽民到胡锦涛整个就是一个既得利益的集团。他们没有任何的理念和信仰，他们看中的最终就是一个权利，为了保住这个权利，它绝不能放松。所以在很多形势上已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他们已经忘了本了。很多国内的左派对这个问题，都认为邓小平批判了马列毛，从本质上来看，没有任何变化，从形势上来看，已经变得面目皆非了。比如说「三个代表」，资本家都可以加入共产党，另外共产党为了利益，可以牺牲任何意识形态利益，他们都可以做出让步。换句话说，六四问题不光是共产党，如果中国要进一步发展的话，这是绕不过去的一个槛。
现在中共领导人的策略就是采取拖的办法，反正这个事情绝不能有任何的松动，包括像温家宝尽可能得做出一些亲民的姿态，包括对饥饿的儿童，以及这次在地震中他们都可以掉不少眼泪。但是对赵紫阳，可以说他们是铁石心肠，我倒不是指责对温家宝个人的为人上有什麽缺陷，真正的原因是，因为六四是一个死穴，确实（共产党）是绕不过去。所以最後，温家宝担任中央办公室主任的时候，五月十九日他陪赵紫阳去的天安门广场上。当赵紫阳病重，过世之後，他一句话也没有，表现的确实是铁石心肠，倒不完全是温家宝个人对赵紫阳没感情，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六四这种问题在党内是不能碰的，如果碰的话，等於是政治上的一种自杀行为。但是中共真要进步的话，必须要解决六四问题，用一部分人的话就是要给六四平反，用另一部分人的话，就是说六四不是平反的问题，因为平反还是跪着向共产党去要求平反，六四本身就是应该去审判丶追究包括邓小平丶李鹏他们这些人的历史责任，还六四死难者一个公道。所以六四问题很等待，中国社会今後转型或者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逾越的槛。这些是要解决，但是从我看来，共产党领导人绝对没有任何想法去解决这个问题，绕不过去，但是他（共产党）又没有勇气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们都在往後拖。
每一代领导人都有任期制，八年，十年後管它洪水滔天，他们不管，但是这个事情（六四事件）谁也不敢碰。我觉得人们是会淡忘，另外，人们也会面临新的问题，但是六四反映了共产党集团制度的本性，所以六四的问题不解决，像这种悲剧还会不断地发生，譬如说，关於法轮功的问题。对法轮功的镇压，实际上共产党用的手法跟当年镇压学生是一脉相承的。从法轮功之後，对维权人士的镇压的手法都是一样的，这些事情就变成了六四的槛过不去，共产党就会用同样的方式，继续再来整中国的老百姓，这个本质都是一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