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同： 1952年出生于中国四川。1979年进入《中国青年报》工作至今。1995年创办《冰点》专版。2006年1月末，《冰点》被中国当局停刊，李大同被免去主编职务。李大同著有《冰点故事》和《用新闻影响今天》。)
痛不欲生的父母要为自己的孩子讨回公道
5月12日中国四川发生大地震后，几天内笔者接到多家外国驻华新闻机构的电话咨询，他们共同惊讶的是中国媒体这次对地震灾害的报道，有的外国同行甚至问"是不是从此就开始新闻自由"了。可见灾难伊始，中国媒体报道的快速、公开和透明度达到了"国际标准"，给西方同行留下了深刻印象。
身为中国媒体的一员，笔者当然也赞赏同行们在灾难开始后的表现，但并没有西方媒体同行那样深刻的印象。理由是，纯粹的自然灾难报道，在中国早已不再是一个禁区。在上世纪80年代，灾难报道确实是中国媒体的禁区，那时即便是民航客机失事也不许报道，理由是对"国家形象"有严重损害，其实这也是假话，被封锁的只是中国民众。
随着中国开放程度的提高，新闻管制部门对纯粹的自然灾难，已经在政治上"脱敏"，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允许媒体报道，这自然也是一种进步。不过，这种进步仍是缓慢的，甚至是畸形的。原因是，当局逐渐将中国媒体的灾难报道，改造成为对"党和政府"歌功颂德和"英雄赞歌"的报道，这导致中国媒体的灾难报道丧失了核心价值，而且始终未能形成成熟的模式。
灾难报道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是反思。任何灾难都会造成人类社会的损失，会对人类社会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然而损失可大可小，威胁可重可轻，关键在于人们是否从一次次灾难中学到了东西，从而有效地弥补制度漏洞、法律阕失和预防措施。若干年前，中国始发一地继而蔓延全国的SARS瘟疫，其导致灾难的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信息的封闭，在于地方官员的瞒报。从此中国开始设立公共卫生事件及时向社会公布的制度，也开始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没有反思便没有进步
这次地震可反思的东西太多了。从已知信息获知，早在10年前，就有科学家严厉指出这次被地震夷为平地的北川县因处于地质断裂带上，决不应该在此建县城，官员对这个警告显然置若罔闻，为什么？这次地震之前，中国和美国科学家都有明确的地震预告，在当今的科学条件下，地震预告当然不可能精确到某天、某地，然而这个预告是地震频发地区，一个世纪内曾有过重大地质灾害，为何不未雨绸缪，加固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处的建筑？这次地震学校崩溃7000多所，死亡孩子数千人，很多学校是粉碎性倒塌，根本没有逃生可能，这些建筑是何人设计、何人施工、何人验收、何以"合格"？
中国已有唐山大地震大批军队开到现场，却一无救灾必要工具、二无专业经验和知识，徒手刨挖废墟其作用于普通百姓无异的教训，此次四川救灾却几乎又重演了这一幕，军人徒然望着废墟下呼救的人束手无策，只能等专业救险人员出手--如果军队必定要承担和平时期的救险任务，那么军队的建制和训练是否相适应？在这次救灾中，军队的通信手段、工程突击、野战医疗和以直升机为主的空中支援力量已看出明显不足，是否应当改进，如何改进？
还有，为什么中国承担慈善救助的半官方组织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严重缺乏社会信任？以往从未见过该组织向社会详细公布社会善款的流向和账目，导致此次赈灾中有企业家独自挨家调查，亲自向灾民发放善款，而社会一致高声要求严密监督数百亿捐款的使用，这表明中国慈善制度和声誉究竟缺失了什么？
是政府没有钱吗？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累计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 改革开放的成果由政府享受的最多，城市居民次之，农民分享的最少。这么多年里，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增长速度都远低于GDP的增速。国家有这么多收入并且收入增长这么快，为什么宁愿在政府办公楼和形象工程上花钱，而不是花在学校、职业救援队伍上呢？为什么人民对社会财富的分配毫无发言权和控制力呢？可以反思的地方太多了！
可惜好景不长，中国媒体按照职业本能和职业训练在一个星期里的优异表现终于结束了，因为上面"不许刊登反思报道"。刚刚听到，对这次灾难有初步反思的南方报业同仁，已被迫撤出灾区，此前北京的某家中央级报纸，竟然还公开发文批南方报业"居心不良"，夫复何言！于是我们终于又看到那出宣传老戏的上演："把灾难变成庆典，把哀伤变成喜悦，把问责变成感恩，把反思变成赞美，把对生命的珍惜变成对组织的效忠，把对个人善行的感激变成对国家的颂扬"（网友评论）；某著名文人，竟要求灾难中无辜死去儿女悲痛欲绝的父母们不要去向官员问责，以免被"西方反华媒体利用"，无耻到这个地步，令人叹为观止。没有反思，没有依据反思而来的进步，我们就永远不会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