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不久前，余秋雨就站在官方立场发出如此文化声音：他发表《自语》文中表示，中华民族在灾难中的透明呈现，立即解除了外部世界的诸多误会，证明自己的本性是大善，因此感动了天下；同时又代主子愤怒讨伐了"地震天谴论"，狂嚣如果真是"天谴"，他要对天高喊："天啊，你残害苍生枉为天！"；此次又在《含泪劝告死难学生家长》文章里，不无娇情地摆出了"深明主子大义"的姿势，替当权者排忧解愁，要"含泪"劝告失去孩子的愤怒难属放弃问责。文章媚态百出的写道： "你们一定不会否认，这些天来，无论是中国的各级政府、军队、武警、医生，还是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国的救援者、志愿者都尽心尽力 、令人感动。只有当这些里里外外的多重力量不受干扰地集合在一起，才能把今后十分艰巨的任务一步步完成。因此，你们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这种动人的气氛保持下去，避免横生枝节。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
该文很自然地将自己摆在统治者的立场上，以你们我们划线，形成以下文章逻辑："你们"即请愿家长，而"我们"便是政府，是救援者，是"你们"的恩人，"我们 "都在救援"你们"，"我们"没有做错一点什么，而"你们"却在横生枝节，苛责"我们"这些"恩人"，从而影响"我们"营造的救援之动人的气氛？这正是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天天等着的。余秋雨竟然如此将伺候主子的奴才与主子划了等号，将民众排除在外，成了"我们"的对立面"你们"。所以他要以"我们"的名义，对"你们"横生枝节的"请愿"进行了"含泪"的讨伐。"警察们正用温和的方式劝解，但家长们情绪激烈。由此，那些已经很长时间找不到反华借口的媒体又开始进行反华宣传了"，而责任就在"你们"。如此颠倒黑白的文章，殷勤主动的迎合权力所需，不已奴气十足，媚骨昭然了吗？由此看来，余秋雨是不辱 "文化太监"这个称谓的使命的。
说余秋雨是"文化太监"，根据的正是其一贯表现与文章的自我定位----他是在利用文章伺候主子，向主子讨赏的。其实，这也是有其历史定论的。人所共知，文革时期余秋雨就卖身投靠当权者四人帮，成为其文化打手。1968年10月16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要批判原苏联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以便为江青当"文艺革命英勇旗手"扫清障碍。上海根据姚文元的电话指示便成立了"批判'斯坦尼体系'战斗组"，该组设在《文汇报》社，余秋雨即为这个小组的五人成员之一。据胡锡涛回忆："为了吃一顿肉丝面夜宵"，余秋雨"每天步行一个半钟头"来到《文汇报》社卖力撰写批判"斯坦尼"的文章。再举两例：1973年11月余秋雨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与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该文大骂胡适为"卖国贼"、"反革命"。 1974年1月余秋雨又在《学习与批判》上发表《胡适传》，对胡适帽子越扣越大 ，棍子越打越重，胡适的亲属胡念柏读了后造成很大的精神压力以至住进了医院（胡子暄：《"余秋雨，你应当受到良心的责备"----一位胡适亲属致余秋雨的公开信》，《新周报》2004年11月3日）。其实，一个人的嘴脸，不用几笔就可以勾勒的生动、鲜明而具体了。
聚焦余秋雨的脸谱，正是当下中国御用文人的一面镜子。余秋雨代表着御用知识阶层的媚态化与犬儒化现实。如6月6日，山东《齐鲁晚报》A26版"青未了"副刊发表作者名为王兆山（山东作协副主席）的"词二首"，该词竟称地震死难者"党疼国爱"， "纵做鬼，也幸福"，还无耻地以死难者名义发出企盼："只盼坟前有屏幕，看奥运，同欢呼。"如此肉麻文人已经丧尽天良，厚颜无耻到极点。当下正处于新旧文明转换过程中的中华民族，在"红色记忆"与权力操纵的背景下，一切思想、文化与艺术，都充斥着媚权和媚俗的媚态气息。知识人精神离追求真实、自由与高雅的文化品质愈来愈远。当我们用批判的视野审视当下中国的官场文化、艺术与时尚潮流，就会发现如今中国能够走红的主流文化创造者，大多不仅缺乏真正的人文关怀，更没有自由批判的精神力量。在如此粗俗的"红色记忆"与媚态文化背后，表现了当下官场垄断的整体文化品质的衰退。这正是对在大地震后全民提升起的人类 "类化"意识的背叛。今天，我们时代的官场文化艺术，已经沦落为伺候主子的太监和宣传商品的包装。那些卖身投靠权贵的文人，已沦为统治者集团中的"文化太监"。记得知识社会学创始人曼海姆曾说，"知识分子"是"自由的漂浮者"，即一个没有根基的社会阶层，因为不明确他们隶属于哪一个集团，因而有着自由思想的特点。这种特点就是"在沉沉黑夜中担当守更人的角色"。但今日中国的"御用文人"却找到了权力为靠山，因而他们的表现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社会置疑：不仅仅是他们价值观受到非议，其人格媚权、媚俗更遭到嘲弄。因此余秋雨做秀不成，遭到网民的强烈炮轰也就不足为怪了。
余秋雨这面镜子又照出了多少中国 "文化太监"的媚态，而他们遭到民众普遍唾弃的命运已经无法改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