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8-07-01 11:07:07作者：王建勋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江西网王建勋／如果鉴定虎照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恐怕没有人相信它会需要十月怀胎般的漫长岁月。鉴定过程中的戏剧化色彩和神秘主义倾向，早已表明那些昏聩的官员把一个技术问题当作了政治问题。这种问题性质的转化，是当前体制的一个严重弊病。
在上演了近九个月并由亿万观众目睹之后，“虎照现形记”这出大戏终于落下帷幕。结局是众多观众所期待的，虎照事件的始作俑者周正龙因涉嫌诈骗被提请批准逮 捕，在虎照事件中扮演各种角色的十三名公务人员受到开除等行政处分。在看到陕西省政府公布“大结局”的一刹那，许多观众都激动不已，纷纷通电祝贺、奔走相 告，似乎看到正义战胜了邪恶，真理战胜了谎言，民意战胜了官令。
的确，获得这样的结局，值得庆祝一番，因为它来之不易，但是我们的追求不应当止于对十四个人的处罚，因为虎照事件折射的是严重的体制弊端。不在体制上动 刀，恐怕处罚再多的人也无济于事，悲剧还会重演。说实在的，体制不改，谁敢保证不出下一个“虎照现形记”甚至更恶劣的欺骗民众事件呢？！
在虎照事件中，诸多的荒诞之处都直指体制之弊。当初，周正龙拿着一张“假冒伪劣”的虎照层层招摇撞骗，从县城骗到省府，从“芝麻官”骗到厅级干部，骗得声 名显赫、腰缠万贯，竟无一个官员负责核实，无一级政府出面鉴定，就发布新闻，宣称虎照属实。这些官员和政府，究竟是真的不懂得核实和鉴定的程序，还是无法 抵制邀功请赏、利欲熏心的诱惑？究竟是疏忽大意，还是在玩欺上瞒下的游戏？
明眼人恐怕一看就明白。在很大程度上讲，虎照事件意味着，在当前的体制下，欺骗和谎言是官场的基本生态，是通向更高职位的有效选择。在一个中央集权和自上 而下的体制下，要想受到重用和嘉奖，一个官员便会自然而然地选择欺上瞒下，因为权力来自上方指向下方，因为撒谎成本极低且效果极好。即便是露了馅儿，处分 也通常不重，说不定还能挪个窝儿继续干甚至升迁一把呢！
当无数的民众和专家质疑华南虎的真实性并要求对虎照进行鉴定时，有关政府和官员居然敷衍了事、一拖再拖，竟拖延了将近九个月的时间。鉴定虎照的真实性咋就 这么难？究竟它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被当地官员和政府搞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如果鉴定虎照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恐怕没有人相信它会需要十月怀胎般的漫长岁 月。鉴定过程中的戏剧化色彩和神秘主义倾向，早已表明那些昏聩的官员把一个技术问题当作了政治问题。
这种问题性质的转化，是当前体制的一个严重弊病。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技术的问题会仅仅通过技术渠道解决，与政治无涉，因为在那里，技术不是为统治者而是为 所有人服务的。而在一个非民主社会里，技术、科学以及文学艺术等都常常是政治的奴隶，因为在那里，技术仅仅是为统治者服务的。
还有，当亿万人不停地呼吁公开虎照鉴定和华南虎调查的各种信息时，有关部门和官员一再推诿搪塞，甚至装聋作哑，从未把及时公开信息放在眼里。本来，虎照事 件酿成公共事件，公众有理由知道事件的细节和进展，可是有关部门摆出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任你怎么呼吁，它也不理不睬，因为它不公开信息也不会受 到处罚。也就是说，在当前的体制下，民众的知情权没有保障，官员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好恶来决定是否公开一些信息。
即便是我们现在有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因为其法律位阶太低、过于强调对国家秘密的保守以及受制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等原则而使公民的知情权大打折扣，更别说这种知情权离不开依然遥远的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了。
此外，在虎照事件的结局中，将周正龙的行为上升到（可能的）刑事责任而对十三位公务人员的处分则局限于行政责任，似乎给人一种避重就轻之感。到底谁应当为 此次虎照事件负主要责任？周正龙在整个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各个当事人究竟应负何种责任才是正当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要求全面披露事件的真相， 要求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对事件进行处理。更重要的是，弄清这些问题促使我们反思当下的制度安排。
在上演了近九个月并由亿万观众目睹之后，“虎照现形记”这出大戏终于落下帷幕。结局是众多观众所期待的，虎照事件的始作俑者周正龙因涉嫌诈骗被提请批准逮 捕，在虎照事件中扮演各种角色的十三名公务人员受到开除等行政处分。在看到陕西省政府公布“大结局”的一刹那，许多观众都激动不已，纷纷通电祝贺、奔走相 告，似乎看到正义战胜了邪恶，真理战胜了谎言，民意战胜了官令。
的确，获得这样的结局，值得庆祝一番，因为它来之不易，但是我们的追求不应当止于对十四个人的处罚，因为虎照事件折射的是严重的体制弊端。不在体制上动 刀，恐怕处罚再多的人也无济于事，悲剧还会重演。说实在的，体制不改，谁敢保证不出下一个“虎照现形记”甚至更恶劣的欺骗民众事件呢？！
在虎照事件中，诸多的荒诞之处都直指体制之弊。当初，周正龙拿着一张“假冒伪劣”的虎照层层招摇撞骗，从县城骗到省府，从“芝麻官”骗到厅级干部，骗得声 名显赫、腰缠万贯，竟无一个官员负责核实，无一级政府出面鉴定，就发布新闻，宣称虎照属实。这些官员和政府，究竟是真的不懂得核实和鉴定的程序，还是无法 抵制邀功请赏、利欲熏心的诱惑？究竟是疏忽大意，还是在玩欺上瞒下的游戏？
明眼人恐怕一看就明白。在很大程度上讲，虎照事件意味着，在当前的体制下，欺骗和谎言是官场的基本生态，是通向更高职位的有效选择。在一个中央集权和自上 而下的体制下，要想受到重用和嘉奖，一个官员便会自然而然地选择欺上瞒下，因为权力来自上方指向下方，因为撒谎成本极低且效果极好。即便是露了馅儿，处分 也通常不重，说不定还能挪个窝儿继续干甚至升迁一把呢！
当无数的民众和专家质疑华南虎的真实性并要求对虎照进行鉴定时，有关政府和官员居然敷衍了事、一拖再拖，竟拖延了将近九个月的时间。鉴定虎照的真实性咋就 这么难？究竟它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是被当地官员和政府搞成了一个政治问题？如果鉴定虎照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恐怕没有人相信它会需要十月怀胎般的漫长岁 月。鉴定过程中的戏剧化色彩和神秘主义倾向，早已表明那些昏聩的官员把一个技术问题当作了政治问题。
这种问题性质的转化，是当前体制的一个严重弊病。在一个民主社会里，技术的问题会仅仅通过技术渠道解决，与政治无涉，因为在那里，技术不是为统治者而是为 所有人服务的。而在一个非民主社会里，技术、科学以及文学艺术等都常常是政治的奴隶，因为在那里，技术仅仅是为统治者服务的。
还有，当亿万人不停地呼吁公开虎照鉴定和华南虎调查的各种信息时，有关部门和官员一再推诿搪塞，甚至装聋作哑，从未把及时公开信息放在眼里。本来，虎照事 件酿成公共事件，公众有理由知道事件的细节和进展，可是有关部门摆出了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任你怎么呼吁，它也不理不睬，因为它不公开信息也不会受 到处罚。也就是说，在当前的体制下，民众的知情权没有保障，官员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好恶来决定是否公开一些信息。
即便是我们现在有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也因为其法律位阶太低、过于强调对国家秘密的保守以及受制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等原则而使公民的知情权大打折扣，更别说这种知情权离不开依然遥远的的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了。
此外，在虎照事件的结局中，将周正龙的行为上升到（可能的）刑事责任而对十三位公务人员的处分则局限于行政责任，似乎给人一种避重就轻之感。到底谁应当为 此次虎照事件负主要责任？周正龙在整个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各个当事人究竟应负何种责任才是正当的？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要求全面披露事件的真相， 要求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对事件进行处理。更重要的是，弄清这些问题促使我们反思当下的制度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