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28日，距北京奥运开幕仅四十天，贵州省瓮安县爆发数万人规模的官民冲突。起因是年仅十五岁的女生李树芬被先奸后杀，丢弃河中。当地公安局在处理这起极为恶劣的刑事案时，未经尸检和审查，便判定李树芬为坠河自杀，并释放了嫌犯。死者家属不接受公安的说法，其亲叔叔前去理论，警察非但给不出合理合法的解释，反而将他打成重伤，后又唆使黑社会再次毒打他，致使送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死者的姑姑也被打成重伤，脸部破相。
瓮安县公安局竟如此黑暗，激起公愤，先是李树芬所在中学的学生前往当地衙门讨公道，继而是数万民众聚集当地衙门前，愤怒的民众烧毁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大楼和十几辆警察，冲突从下午持续到午夜。在当局出动大量武警的干预下才暂时平息，其间开枪打伤一人。当局还切断了瓮安和外界的通讯联系，派人在路上阻止记者到县城采访。
近些年来，由于中共严控媒体和封锁信息，如果只看中共操控下的媒体，中国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毫无问题，甚至就是"太平盛世"。与也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日益关注，也让"大国崛起"的喧嚣很有市场，官权煽动和纵容的民族主义浪潮，也为胡温政权蒙上深得民心的假象。但是，一个"瓮安事件"，官方新华社的解释和网络民意所向之间的巨大反差，让官方形象再次显出原形。事实上，在通报危机的官方内参里，在互联网中，在境外媒体上，屡屡爆出大规模官民冲突和暴力流血事件，现在的中国犹如坐在火山口上。
这些底层的群体维权，涉及到独裁体制和跛足改革造成的主要社会问题：国企改革中的职工权益受损、血汗工厂对农民工的过分剥削、退休职工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以开发为名侵占农民土地、大型水电站建设中移民的安置和补偿、上访无效所导致群体示威、官权霸道引发百姓愤怒......等问题。更为严峻的现实是，近年来爆发的大规模群体事件，其参与主体并不都是权益直接受损的群体，还有许多以"无直接利益受损群体"为主体的官民冲突，"瓮安事件"就是又一起"无利益相关者事件"。
一个女学生遭到奸杀的刑事案件，为什么会演变成万人的示威抗议，甚至演变为焚毁县公安局和政府办公大楼？29日官方新华社简讯给出的仍然是老套的解释："一些人因对瓮安县公安局对该县一名女学生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集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在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待过程中，一些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县公安局、县政府和县委大楼。随后，少数不法分子趁机打砸办公室，并点火焚烧多间办公室和一些车辆。"
然而，网络民间根本不相信官方的老套解释，而相信当地民众通过互联网和手机提供的解释：在当地官权的黑箱操控下，先奸后杀的刑事案件，被当地公安办成"先包庇嫌犯再殴打死者亲属"。如果没有官权撑腰，嫌犯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地逃脱法网。也就是说，这场官民冲突之所以愈演愈烈，由死者家人的讨说法发展为数万人参与的大型群体事件，显然是源于当地官权的极端黑暗和欺民太甚。
"瓮安事件"，不能不让人想起几年前的"万州事件"，二者的规模和性质极为相似，不是"利益相关者事件"，而是"无利益相关者事件"。愤而围攻当地衙门的数万民众，他们不是直接受害者，与受害者也无利益瓜葛和亲属关系，甚至素不相识。他们之所以大规模介入其中，完全是出于"义愤"，而这"义愤"，不是来自官权的长期作恶和民怨的长期积累，还会有其他的合理解释吗？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万州事件"。2004年10月18日下午，重庆市万州区爆发了震惊全国的流血事件。事件的大致经过是：万州区民工余继奎因不慎弄脏路人曾庆蓉的衣服，就被曾的丈夫胡权宗用扁担打断腿。在施暴过程中，胡权宗自称自己是公务员，无论出了什么事，花钱都可以摆平，甚至扬言花20万就能买条穷人的命。同时，前来处理这起纠纷的110警察居然对胡权宗宽容有加，不但与施暴者握手寒暄，而且轻易地放走了施暴者。正是这种"官员霸道"和"官官相护"引发了众怒，数万人到万州区衙门门前抗议，当局紧急出动上千防暴警察进行镇压，民众则用砖头石块还击，焚烧多辆警车、政府大楼及消防车，致使万州区衙门停止办公一天。
"瓮安事件"像"万洲事件"一样，其典型意义在于，事件起因看似偶然，而实乃愈演愈烈的官民对立之必然：正是官权的长期霸道和欺骗造成了压抑已久的民怨，一次小冲突才能酿成数万人抗议的突然爆发，足以见出民众对官权的积怨多么深厚和强烈，用"烈火干柴"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与此同时，"瓮安事件"和"万州事件"发生在网络时代，官权的封锁无法完全奏效，所以，敏感的大型公共事件发生后，总是最先现身于网络。最耐人寻味的是，凡是官民冲突事件的网络效应，必然呈现出网民一边倒的民间立场，而官方老套解释的劝诱力几乎为零。如果说，大规模官民冲突所凸显的是深刻的官民对立，那么，网络民间在官民冲突上的立场所凸显的就是官权公信力的极端匮乏。从自身上网的亲历中，大多数关心时政的网民都知道独裁权力的说谎和造假。所以，只要有群体性的官民冲突事件爆发，网络民意必然群情激愤，向官权发出抗议和要求真相。
当下中国，官民之间力量对比的消长，一直呈现出民间扩张和官权收缩的景观，"瓮安事件"是这种消长景观的又一证明。
一方面，在没有言论自由和司法独立的中国，正当权益严重受损的民众，不可能得不到体制性的舆论救济、行政救济和司法救济，唯一具有救济意义的上访制度，本身就是畸形制度产出的怪胎，事实上早已名存实亡。
另一方面，今日民间不再是愚昧而训顺的群氓，而是权利意识逐渐觉醒和维权活动高涨的民间。他们对霸道上瘾的官权的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们对欺骗成性的官权保持高度的警觉，致使官权的统治效力日趋下降，恐怖政治的威慑力也大不如前。所以，以维权运动为标志的民间政治动员，决不会以当权者及御用精英们的意志为转移，即不是当权者想不想要民间动员或民间动员可不可能的问题，而是这样的民间动员在何时、以怎样的方式大爆发，由分散的此起彼伏汇集成八九式全民动员。
因为，血腥屠杀后十九年的事实是，权贵们的作恶多端和平民百姓的持续受损，已经在事实上进行了多年的政治动员的准备，民间所积蓄的不信任及其怨恨和日益高涨的政治参与热情，已经为发动一场庞大的社会动员积累了过多的民意资源。当民间的公正饥渴一直得不到满足或缓解之时，当民众的权利诉求和政治参与热情一直处于被刚性压制的状态之时，压制越刚性，饥渴就越严重，可能爆发的参与态势就越激烈，这样的持续积累一旦因某个偶然事件而在中心城市打开缺口──不管以怎样的方式打开──被强制压抑的公正饥渴和政治参与热情，很可能演化为狂热的参与爆炸。
对这样的官民关系现状，胡温还是有所警觉，所以上台后就提出"亲民路线"，但也只能起到治标不治本的作用。胡温执政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的事实证明，只有自上而下的恩赐性"亲民"，而没有实质性的制度变革，无论胡温的亲民口号喊得多响亮，也无法遏制官权的普遍腐败和劣质化。所以，如何通过为民间政治动员提供有弹性的政治空间，把民间释放出的维权能量和政治参与热情导入一种非暴力的法治秩序；如何通过政治改革来遏制跛足改革的恶性发展，来保障民权和遏制官权，来逐渐建立起有效的人权救济制度，才是中共现行政权化解民间怨恨和社会危机全面爆发之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