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疏导方法在中国的防灾史和水利史上，有了几千年的历史了。传说中的大禹的父亲是个水利部的高级官员，当年黄河发洪水的时候，也引成了堰塞湖。他老人家带领人民围湖造堤，想把水围住，不让它四处溢出，危害群众。但是，他治水十几年，严防死守，处处围堵，最后却劳而无功。洪水越围水势越高，势能越大。一旦堰塞湖突围而出，洪水如脱缰之马，横扫大地。结果被以失责罪处以死刑。对大禹之父的处理可能严厉了一点。但历史表明，用围堵的办法处理堰塞湖，是一种危险的办法。后来，大禹吸取了教训，采用了疏导的办法，终于治理了黄河。
自然界会不断产生堰塞湖，人类社会也会不断地制造堰塞湖。自然界有坍方滑坡，人类社会也有类似的事件。自然界的堰塞湖要及时处理，社会上出现的堰塞湖也要及时处理。
像水利学家们一样，处理社会的堰塞湖也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堵的办法。西周周厉王时期，社会矛盾尖锐，危机潜伏。周厉王感到这种危机。他下令，派出大量的安全干部潜伏民间，及时地记录某人在某月某日说过批评政府的话，某人某日做过不利于国君的行为，然后定期报告给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就将这些乱说乱动的人实行专政。周厉王以为，用这种办法，一切不安定的因素就会扼杀在摇篮里，社会就能稳定，就能和谐发展。果然，老百姓从此不再批评了，也不再说话了，再也听不到不利于周厉王的群众呼声了。人们在路上见了，道路侧目，只是交换一下目光。周厉王以为，天下大治了，和谐发展了，太平盛世来到了。
但是，太平盛世并没有来到，安定稳定也没有实现。不几年，社会不满情绪不断积累，有一年，首都发生了民变，民众起事暴动，袭击厉王，周厉王不得不仓皇出逃到一个边远的地方。国家改由大臣共同治理，年号"共和"。这也是中文"共和"含义的由来。从共和年代以后，中国历史有了明确的纪年。最后周厉王老死在流放地。可见，社会的堰塞湖用围堵的办法是不妥当的，如果周厉王及时疏导，听取民意，改进政风，西周的结局就可能不是这样的了。
今天，我们仍然存在着一些社会堰塞湖。堰塞湖的水位也比较高。每年８４０００起的群体事件，是社会堰塞湖存在的证明，最近发生的贵州某县民众围攻和焚烧县公安局事件，也是社会堰塞湖存在的表现。北京一青年持刀到上海某公安局连杀１０人，死６人，伤４人。这虽然是个体犯罪，但也反映了社会疏导能力的薄弱。从不少事件的后果看，堰塞湖的水位比较高，它开始冲开堤坝，造成灾害了。
社会堰塞湖的大量存在和水位高涨的第一个因素，是我们的社会存在着各级干部行政的权力过大。过大的行政权力容易对弱小的民权构成威胁，许多民众住宅、土地等权益的被侵犯，是受到行政权力侵犯的结果。而许多行政官员高高在上，对弱小的民众的利益关心甚少，民众有意见，也不能及时地帮助群众解决问题。更多的情况是，有些干部过分迷信专政的力量，不能分清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对人民内部矛盾乱用警力，轻率镇压。群众进行集会、静坐，上访，这本来是宪法赋予他们的权利，但是，有些干部会轻易地动用警力，或者抓住几个头进行镇压。表面上问题解决了，大家服服贴贴了，实际上，群众的内心并没有实压服。
社会堰塞湖存在的另一个原因是，没有能维护法律尊严的法律环境。我们没有疏导堵塞流水的堤坝的途径。现在，人民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会尝试几种办法去解决。第一是法律途径。这一条途径往往行不通。因为现在许多不公正的事情，与官吏有关，与行政有关。比如强制拆迁，常常是官商一体，公检法被用来为他们保驾扩航。公民被侵害了，想通过法律求得公正解决，正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有农民告诉作者，某区开发商是该区土地局的办公室主任，官商一体。而拆迁公司也是某个政府部门为背景的。一个镇政府也有专门负责储备土地的机构。它的任务是通过种种办法从农民手里弄得土地，然后高价转手给别人。当地的农民的利益受到侵害，是受到这些公司的侵害，也就是受到土地局镇政府等一些行政机构的侵害。民众打官司，实际上是与这些公司背后的行政机关打。这些机关利益所在，互相勾结，坚如磐石。民众一场一场官司地打，一次又一次地失败。有个法官向老百姓私下说了真话，让老百姓不要打了，再有理也打不赢官司。这种现象可能是普遍的。法官是不能独立办案的，他要听法院领导的，听政法委的，法院要在县委地委的领导之下。如果法官维护了正义，得罪了官府，他怎么生活呢？因此，老百姓想依靠法律来维权的路是走不通的。这是社会堰塞湖面前的一个坚实的大坝。
求之于法律不行，那我求之于社会舆论吧，伸张一下正义，让我说说心里的委屈，也算是出了一口气。这条路在中国也是行不通的。中国的新闻舆论有种种人们看不见的规定，这些规定，不仅有历史的，如反右斗争不能说，文化革命不能说，六四运动不能说，等等，现实的问题规定得更多更具体。例如，领导的腐败问题是不能见报的，除非上级领导有特批；老百姓的冤枉是不能见报的，据说是为了安定团结，除非有特批。你要上网说说事实，发发牢骚，这也是不行的，中国的网络技术非常发达，管理世界第一，它会以你的言论中有敏感字眼为由而不能登载。总之，你面对不公，面对侵害，你告不得，也说不得，只能逆来顺受。
上访的路通不通呢？似乎也不太通。民众维权还有一个办法是上访。上访有信访和身访两种。不是说信访和上访绝对没有作用。但多数情况下不会有作用。第一，此类事实在太多了，简直是理不胜理。二是案件多半复杂。复杂的原因是，侵害民众权益的主体是掌有各种资源的领导机关。他们能创造种种理由来，也能欺上瞒下，甚至捏造某些事实或者罪名，使简单的事情变得扑溯迷离。三是我们的传统是上级机关对待群众来信，一般是将信下转了之。下转的信，常常转到了直接侵害上访者利益的部门和领导。这客观上让他们更加有恃无恐。有的民众更是遭到了打击报复。第四，如果民众是集体上访，那就更加引起各级政府的反感，常常会加上一个集体上访、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大好形势之类的罪名。第五，如果你到北京上访。各个省市地县，都派出了一支截访大军。你到了北京，立足未稳之际，由当地派出的公安、地方干部组成的截访队伍将你迎头截住，一番软硬兼施之后，押送着回到当地。如果你不听从，就给你一个罪名，将你治安拘留。退一步说，就是你真的到了中央机关反映了情况，解决问题的可能还是茫然得很。因为侵害百姓利益的不是某个个体，而是一个利益集团。他们有着公安、舆论、行政的资源，而小民是一无所有。他们拥有处置小民的各种权力。
就这样，社会堰塞湖的堤坝太多了，太高了，太牢了。它们为社会堰塞湖的产生、发展创造了种种有利条件。表面上看，平静得很，实际上水位在上涨着，水流泻出、溢出的危险在增加着。天然的堰塞湖一般只有一条滑坡形成的堤坝。有时候，堤坝不怎么坚实，湖里的水也能泄漏出一部分。而我们的某些堰塞湖，法律的，行政的，新闻的，几条大堤一条条都如三门峡和三峡大坝那么坚固。湖水滴水不漏，细水不泄。水位只能一点一点升高，成为地上湖，一旦堤溃水泻，就会形成政治风波。
现在，执政者的任务似乎不是去建造新的堤坝，或者不是给原来的大堤加固。而是听取民意，疏导民怨，开放舆论，抵制豪强。要努力实现司法独立，通过司法，保障民众的部分民权。要逐步开放舆论，使民众的呼声得到反映，使社会逐步形成一股正义的力量。对于各地的吏治，要进行认真的整顿。总之，是要通过疏导的办法，才能化解社会矛盾。如果以太平盛世来粉饰，只能掩盖矛盾；如果用强有力的专政的办法来镇压，只会加深矛盾。只有疏导的办法，才是矛盾社会矛盾的比较好的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