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奥运举办在即，理应到处是“锦上添花”的盛世景象。然而，中国各地接二连三发生的一桩桩官民血拼大案，却使这场“举国狂欢”遭遇“败兴”之忧。
6月28日，远在黔北的瓮安县爆发了数万民众火烧县委、县政府、县公安局的大规模“打砸抢烧”事件；7月1日，上海闹市区发生了北京男子孤身独闯闸北公安分局，制造出刺死六名警察杀伤五名警察的惊天血案；7月2日，湖南旅游胜地张家界市发生当地居民驾驶已点燃液化气瓶的农用三轮车攻击永定区街道政府办公大 楼的“自杀式”爆炸事件；7月3日，陕西榆林府谷县发生了农用车驾驶员为逃避警察检查而跳入黄河致死所引发的民众打砸警车、阻断交通的恶性事件；……
所有这些案件的肇事者或作案者，无一不属于弱势群体；所有这些案件的被攻击对象，无一不是官府衙门尤其是公安警察。
在这些最近发生的突发性事件中，无疑以贵州瓮安事件和上海闸北血案最具“代表性”。尽管官方定性与民间耳语南辕北辙，但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在问：为什么会乱到如此地步？
■自古治吏不治民
早就有评论指出，今日中国官场可谓是“铁板一块”，小官靠大官提拔关照做保护伞，大官靠小官进贡进馋而“维持治安”，这是一个“超稳定”的利益共同体。于是乎，不问青红皂白，官官抱团相护，就成为政治常态。这与历朝历代“治吏不治民”的古训正好背道而驰。
中国皇帝大都熟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训，深谙“万民不可惹，百官尽管杀”的“间接统治法”。这一点韩非子说得非常清晰。韩非子在“外储说右下”中指出：人主者，守法责成以立功者也。闻有吏虽乱而有独善之民，不闻有乱民而有独治之吏，故明主治吏不治民。
二千多年前的韩非子就知道：官吏贪渎，民间尚能有洁身自好的“独善之民”；但如乱民蜂起，其地必无清廉勤政的“独治之吏”。因此，韩非子主张，什么地方出了乱子，首先就得拿地方官来“问责”，该杀该贬，全凭“圣断”，这就叫“治吏不治民”。
一部24史，其实就是皇帝和官僚集团“博奕”的血拼帐本。无论圣皇还是暴君，都以“敬天爱民”号召天下，一旦民怨上达天庭，少不了龙颜大怒，拿大小官员的人头来收买天下人心。
明 太祖朱元璋是农民出身的一代帝王，坐稳龙椅之后，亲定《大浩》，明令“今令严法禁，但遇官吏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明朝的大多数地方官署旁边都设有 “皮场庙”，规定赃满六十两银以上的贪官都枭首示众、剥皮装草，并将装草的人皮袋立于官府公堂旁边，以示警告。这种专门针对贪渎官吏的刑罚，古今中外极为 罕见，可谓是“治吏不治民”的极致。
今朝治民不治吏
中国近年所发生的突发事件，虽然肇因不一，但无一不与官民利益相左与司法缺失公信力有关。说到底，就是官民冲突，都是官员不作为或乱作为造成的恶果。但等到所谓群体事件一旦发生，上至中央，下至县镇，大小官场 “同仇敌忾”，调兵动刑共伐“乱民”，明摆着就是“治民不治吏”。
凡有突发事件发生，总能看到官方“立即启动应急预案”，上演的总是同一出戏码：官方舆论统一定调，官兵封锁抓捕首犯，被害当事人“神秘消失”，大小媒体全发“通稿”，不法分子被捕归案，“群众代表”谴责动乱并感谢党和政府恢复社会秩序。官方定论：骚乱原因总是“极少数不法分子”煽动“不明真相”的民众，而最后则是千篇一律的强调：“死者家属情绪正常，社会稳定，生产生活有序”。
但是，事件的真相究竟是什么？骚动的起因究竟是什么？官方和民间各执一辞，永远说不清道不明。
今日中国“治民不治吏”，来自一个“不成 文”的假设前提，那就是官府总是正确，官员总是有理。因为官员大多是党员，政府也是各级组织部委任，显而易见，只有官府和官员总是正确，才能体现党的一贯 正确。另外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则是，官府和官员的渎职犯法，只能由上级组织自己督察处置，不能让民众“自行惩罚”，否则，小则有失政府和党的颜面，大 则乱了官尊民贱的秩序底线。也许，这正是今朝“治民不治吏”的真实原因。
亡羊补牢是急务
贵州瓮县事件，在7 月3日出现了一个“戏剧性转折”。中共贵州省委当天在贵阳召开瓮安事件阶段性处置情况汇报会，决定“严查彻究”此次事件中严重失职渎职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责任。随即宣布将瓮安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县公安局政委罗来平，瓮安县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申贵荣双双免职。 7月4日，瓮安县委书记王勤、县长王海平免也被免职。
有评论指出，这一戏剧性的转变，与贵州省政府在贵阳举行的瓮安“严重打砸抢烧突发性事件”新闻发布会有关。因为那一次新闻发布会，官方导演的水平实在太过拙劣，漏洞百出、马脚毕露，以致遭到网上舆论的强烈抨击：堂堂省政府，怎么连撒个谎都撒不圆！
也许正是这一次公开播放的新闻发布会，终于让中央领导意识到贵州的地方官员居然如此荒诞无能，如此瞒上欺下，于是才有了追究瓮安官员责任、治民与治吏“双管齐下”的“补牢措施”。
中国史学家早就指出，中国的腐败之中，吏治腐败是最大、最烈的腐败，是一切腐败的源头，是一切乱象的根源。因此，历朝历代帝王都以治吏为治国之本，这也是历史书上贪官暴吏被“满门抄斩 ”、“罚为官奴”、“流配三千里”的记载屡见不鲜的根本原因。 \
中国“盛世”并无和谐可言，贵州瓮安和上海闸北事件，说明中国官民对抗的危机正在激化。治百吏易治万民难，重典治吏,亡羊补牢,已是当务之急。
来源:张崇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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