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京奥」主要标志有二
二○○一年七月十三日，北京申奥成功，「京奥」即成为「疯狂京奥」，其主要标志有二：
铺天盖地大吹大擂的狂人口号是其一。什么「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科技奥运」、「盛世奥运」、「大国奥运」，什么「好运北京」，「一定办成有史以来最好的奥运」。然而七年来这些口号多成空话谎话，徒让人深感一九五八年的「大跃進」还乡团来了，「赶英超美」的狂热梦呓，再现九州，甚嚣尘上。
挥金如土狂刮民脂民膏是其二。有新闻报道，二○○八年与奥运直接相关的北京城市基础设施总投资约为二千四百亿元；另有环保投资一千四百亿元。如果再加上各地火炬传递费、支持京奥费和保安警戒费用──仅仅为「遏制山西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为北京奥运创造一个良好的周边环境，「十五」其间，山西省就花掉了一百九十亿元──由此推算，全国为办奥运，至少要花一万亿人民币！有史以来，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挥金如土地烧钱办奥运。此前历届花费最高的奥运会是前苏联一九八○年举办的第二十二届奥运会，也只花费了九十二亿美元。接下来由美国举办的一九八四年洛杉矶奥运会，预算五亿元美金，实际只花了二点五亿，节馀二点五亿。可是如今的中国，竟然比历届花费最高的前苏联奥运会还要铺张浪费无数倍！
如果钱多能办个好奥运，也还算是有所得，可如今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京奥」预算既被超支得无法启齿公布，还又让北京奥运的高调口号由「人文奥运、绿色奥运、科技奥运」降格为「平安奥运」的嗫嚅。如今官民共识的是，本届「京奥」之恐怖超历史──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公共活动，「安全需要」的「平安」只是最低的生存需要，只有获得自尊和自我实现，才算取得成功。而今弃「人文奥运」而求「平安奥运」、「冷清奥运」，说明「京奥」没有开幕便已宣告「出师未捷」！
「恐怖京奥」的三大表现
说七年来的「疯狂京奥」今日成为「冷清奥运」和「恐怖京奥」，证据何在？
表现一：全国言路大封杀，大陆所有媒体皆不能自由发表任何对「京奥」的建议与批评。
「京奥」前夕，连普通评论言论也须层层封锁。如七月十二日，《中国青年报》披露了深圳市地铁二号线工程为避让公务员村而紧贴居民楼，全国却没有一家媒体能发表问责评论，包括一向敢言的《南方都市报》，也一声不吭。
表现二：文字狱猛增。已在七年前承诺举办「人文奥运」的「京奥」，却在二○○七年十二月以来的半年中新增九例文字狱案例──网络作家和自由作家王德佳、胡佳（自由记者、艾滋病研究人士）、加羊吉（著名藏族作家）、周远志、陈道军、郭泉（南京师大中文系教授）、冯正虎（维权人士）、曾宏玲（只因她发表二○○八年五月十二日地震中经历的文章）和黄琦先后因言获罪。今年六月二十九日，两位居住北京的人权律师以及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滕彪和李柏光被拘，以阻止他们会见邀请其共進晚餐并讨论人权问题的美国众议员克里斯多弗．史密斯和弗兰克．沃尔夫。此外还有千万网民遭到监控与刁难。即便良民如笔者，竟然连运用「谷哥」搜索的权利也被剥夺，至于自己的邮箱，更是常常无法進入。
表现三：「软禁北京，全国警控」。七月八日進入「京奥」倒计时三十天后，环京「护城河工程」全面启动，所有通往北京的道路实施二十四小时检查控制，根据「坚持从严从紧」的方针，采取提高等级、增派警力的方法，让所有進京车辆、货物、人员均不能自由進入北京。有消息说，乘坐公交车進京的旅客，包括大客车在内，如一车有一人无身份证件，全车旅客都将被遣返。与此同时，北京城内也实行了类似一九四九年中共刚進城时全民皆兵全民皆查的制度，车分单双号限行，人分地域控管，强令人们「弹性工作」，「网上办公」。北京市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已遭强制改变，可算是「软禁北京」或「半军管」。
与北京呼应，全国各地也实行警察严控，贵州甕安十万乡民火烧警察局，北京人杨佳因沪警刁难自由骑车而怒杀六民警，浙江玉环县大规模群体抗议发生乱查暂住证，皆是各地因维护「京奥」稳定而進行「一级战备」「从严从紧」的结果。外松内紧的「全国警控」，更增添了「恐怖京奥」、「冷清奥运」的氛围。
制造「新四类分子」
在「当今皇上」眼里，「恐怖京奥」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今日敌人太多：一曰境内外「恐怖势力」（如疆独藏独等），二曰「法轮功分子」，三曰「民运分子」，四曰「自由维权刁民」。这些「新四类分子」构成了「恐怖京奥」的四面楚歌。
如果说这些「新四类分子」中确有少数人反感「京奥」，责任在谁？这只要看看「新四类分子」是怎么产生的便可明白。
自古以来，皇帝们总是敌人多多。但古代明君有一个化解方法，就是每当新皇登基时或有重大危机时，总是设法来一次「大赦天下」，让久已积聚的敌人化为零。
最近的一次「大赦天下」就发生在三十年前。根据一九七八年底召开的「三中全会」精神，邓小平主政的中共中央，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下令：摘掉全国四百四十多万地富反坏右的「五类分子」帽子；同年十月十四日，中共中央又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子问题的请示》，为全国几十万藏族、维族、蒙族和其他各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分子摘帽；该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又作出一项决定：将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改造时划的七十多万大小资本家也一律摘帽，视为劳动者；尔后又宣布取消「反革命罪」。
如此「大赦天下」（加上中美建交、中苏和好、中日睦邻、国共重逢），一九八○年代初期，中国可说基本上「既无外敌也无内仇」，成为中国近代敌人最少的平安时期。然而新「核心」一如历代皇帝，大都一面「大赦天下」，化敌为友，一面又忘乎所以，旧病复发，再度「逼上梁山」，将许多顺民逼为「新四类分子」──一九八九年「六四风波」制造了「民运分子」；一九九七年逼出了「法轮功分子」；新世纪的整体腐败又酿造了「自由维权刁民」；「十七大」的伪「和谐社会」更逼来了藏独疆独「恐怖势力」。今日中国执政者的敌人之多，已远逾明清，直攀毛泽东！其禁忌禁区之多，离文革全民皆敌的多帽时代只有五十步了！
何妨宣布「天下无贼」
三十年前若无邓氏「大赦天下」，断不可能進行改革开放；今日若不再将新冤之「新四类分子」摘帽平反，「恐怖京奥」又如何能在民怨沸腾中平安？值此建立长治久安的民主法治机制尚待时机之际，何不先借用王道明君之经验来个「大赦天下」，暂且纾缓危机。此举可能有失新「核心」之脸面，但民为上，君为轻，号称「以民为本」的执政党，难道就不能如邓小平那样再「猫论」一回？
「执政为民」者若是真心想办一个「平安奥运」，彻底消除「京奥」后遗症，何妨大胆宣布「天下无贼」，像与达赖代表会晤、接访上访冤民一样，也与「民运」、「法轮功」诸「新四类分子」平等对话，共商国是，真诚和谐？
君不闻，「能反省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
二○○八年七月十五日于深圳早叫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