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世航专栏】隐形枷锁几重重:刘欢等人的“杰作”

2008-09-07 03:06 作者: 张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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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人们感觉到,时时处处为莫明的痛苦和压抑所包绕,不得不有意无意的现出奴性以获得自己的狭隘生存空间,此时,便已处身于重重枷锁的束囿之下,假若只感到痛苦而未曾目及枷锁,则永不能从枷锁中挣脱。有些枷锁是明晰可睹的,有些则是隐匿难辨的,后者无疑最为险怖,隐形枷锁的束囿目标和毒化目标俱是人之心灵,因为裹着面纱,乍看上去,模样似乎没有那么狰狞,加于人时,大抵没有那么强暴专横,而且还伴有几分温柔,或者还送上艺术的美感,极易使人丧失警觉,于不经意间入枷为奴,且难以挣脱,有人一生饱受着专制社会的重重戕害,身心受百创,血肉汗水喂饱了大大小小的盘剥者,却因受囿于种种有形的、隐形的枷锁,至死尚不悟自己所遭诸般不幸的根源所在,甚至以专制之逻辑为专制辩护。
如果说这样的时代尚有幸运之处,那便是,信息科技的发达尤其是网络触角的延伸,逐日扩大着人们的知情权,专制机器一手制造的有形罪恶日日无止的传于网络,现于电脑屏幕,使得愈来愈多的人对"有形枷锁"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然而,一般的人们对于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隐形枷锁",并不深谙其害处,疏于戒备,虽饱受其害犹浑然不觉,所以,实有必要专撰一篇,将所有的"隐形枷锁"分门别类,揭出其丑貌,使其危害降至最低点。

隐形枷锁几重重

(一)刘欢等人的丑态和"杰作"--诱人为奴的乐声枷锁

音乐能呼唤自由,宏扬正气,亦能助纣为虐,挟邪而侵。以增加人民之奴性为主要目的的音乐作品,其艺术含量愈高,害人愈深。此类音乐所涵有的独特的美,等于是人们心灵枷锁上的装饰,等于是给人痛苦之时附送与人的麻醉剂。这类音乐作品中,有的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诸如"社会主义好"之类,不过,此种音乐已不复有多少能量,人民纵不解其本质特点,也多半采取了弃而冷之的态度,我在此就不多费笔墨了。需特别注意的是,一些音乐作品貌似经过市场运作,其实是专制宣传力量暗中推波助澜的结果,虽打着"流行音乐"的招牌,却是经过改头换面的另类"主旋律",其曲调有几分美感,歌词又很具迷惑性,有的表现手法还较为现代,以无德艺人或懵懂艺人为推销员,煽情惑众,大肆兜售,使得经过艺术包装和美学渲染的隐形枷锁和迷魂汤药流毒于世,危害甚烈。较具代表性的有:刘欢的《从头再来》,和诸多的假爱国之名行奴化之实的流行歌曲。

若干年以前,我便为刘欢的《从头再来》专撰一篇,后来底稿丢失了,今撰此文时,将旧作所遗之残忆加进新篇,并赋予其新的内涵。《从头再来》成于 1997年,打着"公益歌曲"的招牌出笼,官方说法是:为下岗工人鼓劲的。其歌词对很多人而言并不陌生,之所以不陌生,因为是被中央电视台强力推出的。那时,国企资产有少部分转入市场,大部分转入权贵私囊,为国企流了大半辈子血汗的工人,在瞬间就被踢到一边,连"螺丝钉"亦不可做了,沦至沿街摆摊的地步,在风吹雨打中消蚀着灰暗的人生。为了让这些摇摆在摊贩和乞丐之间的人们"安分守己",继续老老实实做奴仆,便要假意安慰他们一下,"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为那些期待眼神",当然,这基本也是现实,下岗的人们所面对的,是杯水车薪的所谓救济和茫无止境的生活困苦,为了眼巴巴的瞅着自己的一家老小的存活,只有面对强加于身的无尽苦难,苦苦谋划生活的对策,如果不想因偷抢等行为而面对监狱,只有面对比监狱略微自由点的街头寸地,和无尽的凄风冷雨。只是,劝诱说辞不再是"党和人民的利益""国家利益"之类,而变成了"那些期待眼神"。而整个歌词,同样说的比较含蓄,尽管潜台词无非是"上有小下有老,不继续当牛做马,行吗",然而决不能直白表露,要诗意,要朦胧,要美化,要渲染,要把"不得不面对凄风冷雨"说成是"为了亲人而奋起迎接新的苦难坎坷",妙,真妙,虽然意思未变,而语体色彩却变了,悲凄可悯的街头摆摊的下岗工人,一下子变成了勇抗困苦的身贫志坚的生活强者,"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政府行为也似乎一下子有了遁责之辞,一切的委屈和不公,都被转移到下岗工人身上,然后被"身贫志坚"的"精神"所化解,侍侯机器的工人被驱出厂之后变成了街头洒汗的好公民,在这个貌似完美的虚构之中,对于将下岗工人置于惨况的本质性罪恶,连个轻描淡写之词也没有,歌词的笔法实在是高,竟然能为"安于贫贱"赋予一种合理性,企图使底层民众默认不公,企图使艰困之群再纳苦难,企图使广大人民在潜移默化中接纳专制阶层的逻辑:下岗人员就该以"自强""自奋"的劲头面对强势群体的宰割,失业贫者就该以自我的牺牲响应政府的横暴,"逆来顺受"就应该是弱势群体的必然宿命。他们经过反复揣摩和认真研究,觉得这样的奴化逻辑到底是过于露骨,为了尽彰其效,必须借助广告策略进行宣传,必须运用名人效应进行推销,于是,刘欢上阵了。

刘欢其貌不扬,且素以怪异打扮为哗众取宠之用,并将自己的尊容修饰成所谓的"艺术家"模样,这不是我个人对刘的看法,至少我周围的人们对刘的印象都如此,专注于写作的我,社交圈子虽不太大,亦足以"以小见大",小范围的百分之百足以反映大范围内的高比例数,由此可见民众对刘欢之流的基本态度。可是,相貌不扬且形象不佳的刘欢,那硕头里的脑子却是惊人的好使。以他的智商,对于炮制这"公益歌曲"的深因,自是很明白,不过,下岗工人的所有艰困都没在他眼里,只有"名、利"才有资格进入他的视线,决定唱此歌之时,他已经将名利的算珠在私欲的算盘上打得叭叭响。他聪明,聪明的表现是:下岗工人关心的,他都不关心;他精明,精明的结果是:下岗工人所没有的优厚生活条件,他都具备。他就算在歌坛上混不下去了,也不会"勤勤苦苦已度过半生,今夜重又走入风雨",因为,他还始终牢牢抓着一个大学教师的金饭碗,"从头再来"的使命不会让他承担。从这一点来看,刘欢很怕下岗,简直是怕极了。他牢抓着大学教师之职,有了底气,也有了勇气,"看成败人生豪迈"才是他所快意的,他在舞台上尽情的摇头甩发,仿佛置身于无人之境。当然,这也是人家的个人表演风格,我对此也毫无讽刺之意,至于对他的"表演勇气"的原因之陈说,也只是在事实基础上得出的合理化推论。对于刘欢的"表演勇气",我还完全可以这样进行合理化推论:万一刘欢下岗了,并且离开舞台了,让别人为他唱一首"从头再来",那时,他若再有放声高吼的风发意气,倒真有几分艺术家气度。当然,就如历史不可假设的道理一样,个体的人生同样无法假设,而只能进行合理化推论。但是,被刘欢高吼的《从头再来》,却分明是在为别人假设人生。而事实上,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为别人假设人生,而何况,就歌词的言之凿凿和说教口吻来看,岂止是为别人假设人生,简直就是在替别人安排人生。刘欢帮着幕后的硕手,将下岗工人安排在街头的风雨灰土之中,并代传谕旨说:"再苦再难也要坚强""只不过是从头再来",然后接过大把的赏钱,扭转屁股走向他的灯红酒绿的世界。

刘欢日后愈发大红大紫起来,进一步证明了他当初的聪明选择绝对是功不可没的。刘欢等人的发迹之策确是充满诱惑。在刘欢沿着献媚之路高歌猛进的前后,也有很多艺人无意或有意的攀上此类捷径,迅速成功。因为适合大陆的政治需要而在大陆走红的第一位香港歌星,《我的中国心》的原唱张明敏,深有感触地说:" 我想我的人生之所以会出现这样大的变化,全凭一首《我的中国心》所赐。"这倒是大实话。张明敏在走红之前,只是九龙一家电子表厂负责校时的小工,音乐只是他的业余爱好,他当时,在香港歌坛上只是一个默默无闻之辈,根本不能靠他的音乐爱好来吃饭,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时在香港和原唱张明敏一样默默无闻的《我的中国心》,却被央视"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的导演看中,导演奏呈上级,乞请《我的中国心》的原唱张明敏来北京参加春节联欢晚会的演出。歌词既有如此爱国伟情和如此民族精神,自令上级大悦。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这个报告速获批准。张明敏在大陆一夜之间成为红歌星。

不过,在香港,决定歌星能否走红的主要原因,是民众趣味和市场运作,而不是政治需要,在大陆出了风头的张明敏在港依旧名气不显,只能靠他在大陆的名气换版税,支持他在香港的非音乐事业。张明敏的成功,是"无意而就",然而,他的经历却使很多后来者"有心而为",削尖了脑袋往这"捷径"上挤。只要是能投当权者所好,艺术品位再低的歌词也能流行。《我的中国心》的歌词,便充溢着颇为造作的味道。单说歌词的字面意思,"中国心"在歌词中,被置于一个负辱承重的位置,似乎有很多因素硬要改变"某人"的"中国心",故而,在潜意识中等同于"某人"的唱者,便有了一种"不屈"的自我感觉,并颇为自得的沉浸其中,而事实上,歌词里全无要改变某人的"中国心"的人或物的因素。这种将虚空视为潜敌的无由之情,说的好听一点,是矫揉造作,是无病呻吟,说的不好听了,便是神经过敏,精神畸变。心灵混乱了,心灵不能自主了,枷锁趁虚而入,在无形之中将心灵牢牢钳制。

《我的中国心》里面,还有一种暗示性的"尺度",在看似冠冕堂皇十分权威的"爱国"腔调的护驾下,极易形成对人的暗示。这个"尺度",便是所谓的" 中国心""中国印"。支持这样的大尺度的基础,只是"祖先""河山"等极其苍白空泛的说教之词,创造出这样的空泛大尺度,对人们的真正之爱国感情是歪曲而不是尊重,世上绝对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恨),在顺和人性的民主制度下,爱国的概念是丰富多采的,爱国的情怀是极具个性的,每个人都能真正体验到国家机器对自己的照顾和关怀,能切实地受益,能真正享有各种权益而非徒有一纸法律空文,能得到政府的尊重而不是压制和束囿,人民处身于这样的国家的荫护之下,无须国家机器对"爱国"进行鼓吹和渲染,不需要政府强行灌输任何关于"爱国"的说教,在自然而然中就会生出对国家的热爱之心。但专制意识形态不喜欢这样的"爱国 "。专制意识形态喜欢大而空的爱国腔调,专制意识形态喜欢用共性取代个性,专制意识形态喜欢军姿一般的规矩,专制意识形态恨不得让人民走路都走军步,专制意识形态喜欢把一切整齐划一,专制意识形态喜欢制造种种形而上学的尺度来约束人们的心灵,有时,在专制统治者的直接授意下,御用艺人们干脆将种种"尺度" 捆绑在一起,合成为隐形枷锁,钳制住人们的心灵。

但凡"尺度",必有判断之标准和被判断之标准。判断某人具有"中国心"的标准,是要对"河山""长城"等偌大而空洞的概念的无条件膜拜;判断某人具有"中国印"的标准,是要对"祖先"所赋予的"一切"这样模糊而含混的说辞的无条件认可。所以,所谓的"中国心""中国印"里面还含着这样的潜台词:鼓吹 "崇尚、赞美"之类的"爱国",排斥"讽刺、指责"之类的"爱国";歌颂"归服、膜拜"之类的"爱国",拒绝"抗议、批判"之类的"爱国"。这自然很对专制统治阶层的口味,正中当权者的下怀,不走红才怪。专制意识形态所倡的"爱国",决非真正意义上的"爱国",充其量只是变酸的糕点,炒糊的香菜。真正的" 爱国"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爱的是什么国,今日之德国人民的爱国概念里,决不包括"纳粹德国""希特勒德国",今日之意大利人民,决不会说自己爱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法西斯帝国,今日之大部分俄罗斯人民,决不会说自己爱斯大林等暴君统治下的专制大监牢。只有专制意识形态才会拼命煽动鼓吹无条件的所谓"爱国",力图将爱国变成一种口号,一种标准,一种强加于人的命令,一个被无限高抬的膜拜神位,"爱国"被拧成了这样的麻花情结,已非真正的爱国之情了,被扭曲的" 爱国之情"形成了各姿各态的隐形枷锁,将心灵牢牢困住,使得人每生怨气,必外化成奴隶之怒。《我的中国心》的歌词之诸如此类的劣处,比比皆是,数言难尽,但,其余病弊之实质,亦皆在本文的言语之中,故不复及之。

诚然,《我的中国心》之歌词虽劣处比比,却并非专制意识形态的直接产物,《我的中国心》的歌词作者只是出于个体意气或小众情怀的冲动,率性作词,然而,结果却是唤起了专权者欲借民族主义巩固专制寿命的企图,并引发了无数艺人的欲借专制之力捧红自己的野心。于是,改革开放以来,从《万里长城永不倒》之曲就开始被扭曲的爱国主义,经过音乐对政治的不可胜数的献媚,今日之所谓"爱国"歌曲已低俗到不可卒闻之地步,表面上看,人们在吟唱此类歌曲时是向"国家 ""民族"表示膜拜之情,事实上,这种膜拜之情的最大受益者是:操纵着被扭曲了的"国家""民族"等心灵枷锁的专制魔鬼。专制魔鬼力图将"爱国热情"和民族主义渲染美化到极点,以制造彻底的臣服,将"国家""民族"扭曲成枷锁套在人民心灵上,而专制魔鬼则死死攥住被扭曲成枷锁的"国家""民族",兀自阴森窃笑。诱人为奴的乐声枷锁在民众心里愈来愈紧,终有一朝,音乐和政治狼狈为奸的恶果会在短时间里全面爆发。

本文的小结论:

诸如"亲情""自强意识""国家""民族"等公共精神资源,本应是至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还应是神圣的,但是,在诸如刘欢、张明敏等人的有意无意的帮忙、帮闲中,被歪解,被扭曲,这样的结果正好被专制统治者拿来使用,并被进一步放大、变形,被制造成钳在民众心头的重枷,这时,被专制操纵着的音乐艺术便极尽美化渲染之能事,为枷锁镀金涂银添花描彩,企图使人之视线离开枷锁之中的饱受摧残的心灵,而只注目于看似美妙的枷锁,进而产生对枷锁的膜拜和敬畏,并对枷锁的实际操纵者格外驯顺,隐形枷锁一旦得手,便步步收紧对心灵的束囿,很多人完全失去了自我,或完成了自我的变异,将心灵交出去的同时,也把自己的独立之身变成奴隶之身。

(《隐形枷锁几重重》之其余分章,待续)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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