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次众多的上书中共领导人的公开信中，尤以安徽省政协常委汪兆钧先生的公开信影响最大、流传最广，引起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同时汪信也是在中共十七大结束后，确切的说是在中共十七大结束的第二天（10月22号），在网络上公开发表的、具有明确政治诉求的第一封公开信，公开信标题为"对策和谐社会"，正是此信的公开发表，引发了体制内知识分子的上书热潮，其后不久，在网络上接连出现了多封要求中共执政当局正视当前中国所产生的诸多激烈矛盾，立即启动政治改革，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良性转型做出实际的行动。在这些众多的公开信中，不仅提到了当前中国大陆切实存在的诸多体制性因素所引发的激烈矛盾，而且还提出了明确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就是希望中共政府以天下苍生为念，正视当前存在的诸多社会问题，打破体制性弊端和制约，主动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平反六四等历史上形成的冤案、错案来谋求破局。
公开信风潮的产生决不是偶然的因素，其产生的背景就是体制内外的一些知识分子在国内局势严峻的前提下，终于打破了沉默,决定以上书中共领导人的方式来推动国内政治改革的启动和运行。
在他们认为，如果当局再不下定决心实行政改，中国社会将离革命和动乱不会远了。根据当前存在的诸多问题，来反思今日中国大陆的现状，的确不容乐观，也可以说当前中国国内形势非常的严峻：
一方面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CPI指数（物价指数）步步攀升，民众生活压力不断增大、生活质量不断下降。
另一方面的股市却是由去年的10月份、国家财政部出台关于调高印花税决定之前的暴涨到现在的狂跌，市场脆弱不堪，股民怨声载道。楼市的泡沫也正在破灭，以深圳为代表的许多沿海城市普遍出现了炒楼者被套牢的不正常现象,由于楼价下跌幅度过大,许多房主的房价大为缩水,银行按揭供房压力徒然加大，已处于停供的边缘状态。而从企业层面来看，从去年开始就出现了大规模的企业迁移和倒闭的现象，据有关统计数字显示，2008年上半年仅半年多时间，广东珠三角倒闭企业已达三万多家，而与此同时，浙江省的中小型倒闭企业数量也已超过了三万家。沿海地区很多的港台企业则选择了将工厂直接迁移到越南、印度等人工和土地成本更为低廉的国家去，以此来应对在中国大陆办厂正在逐步丧失的成本优势。从国内下岗工人、失地农民和城市被强制拆迁户以及部队转业军转干部、退伍军人等弱势群体的实际生存状态来看，都很不乐观。
这些群体一直挣扎在温饱线内，长期以来，他们为了寻求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外来强制力的非法剥夺，进行了一次次不屈的抗争，在现有体制下，他们只能以上访的途径来寻求自己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而在当今的中国社会，一方面是当处于强势集团的贪腐官员和不法商人私下间的不法交易愈演愈烈，他们利用体制内的弊端和手上的权力，打着改革攻坚的旗号、鲜廉寡耻、贪得无厌、权钱交易、强奸民意、漠视人权、大肆侵吞国家、集体和群众的财产，其行径已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引述郭泉教授《民主先声》调查数据：近5年来，因腐败问题而被开除党籍的共产党干部为137711人，因腐败问题受到纪律处分的达到了708439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为28996人，省部级干部98人，真是前仆后继、连绵不绝。《民主先声》中还有一篇关于中国大陆亿万富豪背景的统计数据，现援引如下：至2006年12月底，在大陆区域内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五千万以上的有2731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超过一亿元以上者，有2932人是高干子女，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这些亿万富豪的资产来源，主要是依靠家庭背景的权力。他们较集中在八个省市：广东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195人；江苏省，172人；山东省，141人；福建省，92人；辽宁省，79人）。
另一方面是旧的问题却通过上访途径得不到有效的解决，中共各级官员漠视上访群众的权益和利益诉求，轻则欺骗推诿，不了了之；重则动用政权强制力量，加以打压。往往是旧的问题没有解决，而新的问题又在不断的产生，社会上各阶层对抗性的矛盾不可避免的形成了，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在中国大陆的各地、从中央到地方，出现了上访人士越来越多的现象。与此同时，国内群体性事件也随之迅速增长，个人极端事件和刑事犯罪案件层出不穷，屡见不鲜。
据国家有关统计数字调查显示：中国大陆1996年15人以上群体性事件为8700多起，而这一数字到了十年后的2005年却达到了87000多起，参与人员数量超过了上仟万，十年增长了十倍之多，社会危机空前激烈。
种种情况显示，中国的改革开放已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中共的经济改良政策到今天已经整整走过了三十年，用理性的眼光来看待今天的中国社会，就会发现，三十年的经济改革使中国社会改变了计划经济时代的高积累、低消费的经济发展模式，激发了个人在市场领域的作用和积极性，从法律上明确了私有财产权的神圣及不可侵犯性，促使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经济的相对发展和繁荣，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经济模式的同时并存与发展，特别是私有经济的异军突起，不仅使人们的物质生活的需求得到了的有效的改善和发展；而且还使人们在精神层面上拥有了更多个人的空间和自由，旧体制对人们的制约和束缚不断减弱，人们拥有了相对的、跨地区和行业选择从事自己所喜爱职业的自由。不仅解决了计划经济时代的生活物资严重短缺、政治意识形态异常僵化等弊端,同时也削弱了中共的威权政治体制，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迫使中共政权从许多领域逐渐退了出来，社会格局再也不像原来的那样铁板一块了，共产党政权对社会和人们思想的控制能力不断减弱，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由威权政治向民权政治转型的后威权政治时代。
后威权时代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多元化的格局已经形成，而在中国又伴随着各阶层之间的分化和矛盾日益尖锐，社会冲突和群体性事件迅速增长，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公平与正义原则的丧失和社会道德的沦丧等诸多问题。在市场化过程中的中国一方面已形成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市场法则，但另一方面呢？却是连最起码的社会良知和道德都丧失了，在利益的驱使和诱惑下，许多人丧失了最起码的人性光环，扭曲的性格可以促使他们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不顾廉耻。人与人之间没有了关心和帮助，有的只是尔虞我诈和冷漠的眼神。这些都是现代人们丧失信仰和盲目追求功利的结果。在一个社会缺失了最起码的公平与正义后,在人们对共产党人的理想与信念、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产生怀疑的时候，在社会风气日益败坏，共产党官僚已经彻底蜕变为资产阶级利益代言人的今天，社会各阶层利益之间的诉求与斗争已呈水火不容之势，因此，才有学者预言，如不从速改变今日中国之矛盾和现状，新一轮的革命风暴的来临将不可避免。
在这次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后，以公开信的方式向中共执政当局表达政治诉求的人士，期望于通过上书的方式来影响中共执政当局对当前现状的关注，寄希望于此来影响中共十七大后的路线方针的走向问题。但是，从现在来看，这一切的希望又要落空了。不过，通过这次上书建言潮，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此次发表致中共领导人公开信的不仅有体制内外的、代表新自由主义思潮，要求走西方民主宪政道路的自由派学者；也有共产党内的左派人士。
党外民主派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多激烈的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的约束，在于执政党及其官员缺乏监督和制约，他们要求共产党能够主动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以此来配套已经实行了三十年、目前已处于瓶颈状态、举步维艰的经济改革。并希望中共能够实行新闻和言论自由，赋予人民有结社、组党和信仰的权力，其核心为人民有权选择执政党；这次上书潮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这次的十七大召开前夕，一直以正统的共产党人自居的共产党党内的一些极左派人士，也以公开信的方式给他们的中央建言建策，在他们的公开信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也是异常的痛恨当前的腐败现象，并且也敢于正视和揭露社会上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他们以工农群众、无产阶级等弱势群体利益的代言人自居，大力批评在他们认为已经走上修正主义歧途的执政集团，他们认为中共当前的路线方针已经偏离了社会主义的轨道，共产党丧失了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成为了官僚资本主义利益的代言人。我们据此可以看出，民主自由派和共产党左派对当前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和矛盾的看法是惊人一致的，但是不同的是在解决方法上却是迥然不同、完全相反的。
党外民主派认同市场经济和私有化，认为中国当前从速要做的是进一步的推进改革往纵深方向发展，要求中共推动政治改革，以民主宪政以及法制的精神来确保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来保障民众的政治权诉求和个人权益；而共产党党内的左派人士呢？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虽然曾经为打江山而出生入死，尽管他们还保持着各种名誉和荣耀，但是作为中共当前执政路线的坚定反对者，他们也已逐渐被边缘化，在党内失去了话语权，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他们此次要以公开信的方式公开发声的一个原因吧！他们这些人对毛泽东有着特殊的感情，深深怀念那个时代，他们认为现在一切罪恶的历史根源就是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的结果，对于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的经济方针，他们深恶痛绝，直斥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全面复辟。他们的解决方案就是要全面回到毛泽东时代那种高度计划经济的威权政治时代去，但历史已经证明这条道路根本就走不通。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此次左、右两派公开信上书的代表人物及左派近几年内的几次重大活动：
就党外民主人士而言，有前面我们提到的汪兆钧，还有要求中共尽快启动县区级政务官直选的安徽省民营企业家郑存柱，同时还有一位从中共十七大后连续起草了十四封公开信，一直在为国内59万石油系统下岗工人、13.8万银行系统的下岗人员、370万转业军官和复转军人和数量更为庞大的"经租房"户主维权的南京学者郭泉教授。
郭泉教授在致国家主席胡锦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的公开信中，明确提出了要求建立"全民福利条件下的多党竞选的民主政体"的民主社会主义主张。
虽然这封公开信发出之后，中共以开除其中国民主同盟盟籍和剥夺了他的南师大副教授的资称作为回复，但是这位具有坚定民主意志、声称已经做好坐牢甚至杀头准备的勇敢知识分子，随后却在各路维权力量的拥戴下，在当今中国大陆政治生态还十分严峻，在目前专制制度高压的恶劣政治气候下，毅然宣布组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诉求和性质的新型右翼政党--中国新民党，并且出任该党代主席，为推进中国民主政治进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而共产党左派代表人物的公开信则是一封以马宾为首的十七位老部长、老省委书记联署建言十七大的公开信流传最广，而接着在网络上又出现了一封170位中共老干部署名的公开信，要求中共正视当前矛盾，反思改革，重新回到中共改革前的老路上去。中共党内左派的这些活动，与2005年9月份毛泽东逝世二十九周年他们在全国搞的一系列纪念活动是一脉相承的。据当时的新华社内参消息：在该年的九月毛泽东逝世二十九周年纪念日期间，全国毛派人士相当活跃，该内参报道这则消息的题目为"朝野毛派谋造反"，异常醒目。在当时以北京、天津、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和延安等十八个城市都出现了追思会，其参与人数有数佰人至数仟人不等，其中在北京的追思会就连续举办了七场之多，参会人员包括一些中共元老的子女、有资格甚老已经离退休的中共党内老将军、老部长和老省委书记，还有近年来从事左派思想宣传的中青年学者代表以及来自各地的老干部、老工人代表等。
最后，多数会场失控，追思会变成了控诉会，他们在会上大力批评当前中共执政当局的路线方针，有的老干部见面大骂邓小平，认为其出卖了无产阶级，将中国社会引上了歧途。更有甚者，在延安的追思会上，有人带枪到会场朝天鸣枪，扬言要发动第二次工农革命。
北京的追思会上，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在发言时，直斥邓小平是中国官僚资本主义的总设计师、是马列主义在中国最大的背叛者。在天津的追思会上，会上不仅有著名左派作家魏巍朗诵"让革命的烈火燃烧吧"等战斗性的诗歌，而且还在会场播放"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等文革歌曲以壮声势，中宣部现场观察官员几次到台上制止均为无效。在湖南长沙的追思会上，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湖南省委书记毛致用等中共元老到现场并作了讲话。纪念活动后不久，四位有左派立场的人士因在郑州市人民广场宣传毛泽东思想，在现场派发毛泽东宣传资料而被警方逮捕并判刑，引发了全国左派人士新一轮的抗议浪潮，他们认为在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因为宣传本党开国领袖的思想而以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刑是一件讽刺性的事件，这正说明共产党已经彻底变质了。这次事件也在网上被称之为郑州"四君子事件"。
通过了解到的上述关于中国大陆左、右两翼政治力量的活动和诉求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左、右两派都有其明确的政治理念，通过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他们的政见不仅不相同，而且正好完全相反：从经济所有制模式上来看，一方认同私有制，承认私有企业民营经济所作的贡献和作用；而另一方却是坚决抵制和反对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模式，他们认为这些就是万恶之源，他们要求重新回到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去。从政治治理模式上来看，一方坚决反对一党专政，认为一党制度必然会因执政党缺乏监督而导致执政党官员的腐败；另一方则坚决要求捍卫共产党的领导，认为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会逐步走向富强，才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对于一党体制下的官员得不到新闻和反对派监督的问题，他们则认为通过毛泽东的那种搞政治运动、党内整风活动就完全可以杜绝官员腐败和官僚主义作风的问题。
当然也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理性的左派人士也在思考着在党内建立监督机制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他们的底牌还是要以保持一党专政治理模式、维护公有制地位为其基本原则，并不认同党外民主派所倡导的建立三权分立的政治机制、人民有权利选择执政党和行政官员竞争直选产生等原则。
虽然这两股政治力量的政治诉求、路线方针完全不同，但是却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的矛头都对准了当前的中共执政当局。他们都对当前中国之现状忧心忡忡、极为不满。尽管他们在意识形态上观点迥异，虽然他们也会为了路线方针等中国未来之走向问题的争议而在网络上大加挞伐、相互揭批。
例如去年，前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曾经被共产党打为右派的著名民主人士谢韬老先生，因在网上发表了一篇《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文章而遭到了国内毛派在各论坛的猛烈攻击。
而中共体制内改革派俞可平发表提倡《民主是个好东西》和周天勇、王长江、马怀德、李良栋等15人编写的《攻坚》发表后，郭泉教授立即发表文章批判俞可平和周天勇等人是在搞"一党民主"。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今日之中国，不仅只是要求政治改革的党外民主派在国内主流媒体丧失了话语权，同时共产党党内的那些要求回到毛泽东时代去的老党员、老干部同样也丧失了话语权，他们也只能在他们的那几个网站上面发发牢骚而已，有时他们的网站也会被当局关闭整顿。因此，就有了中国泛蓝联盟重庆地区负责人张起在自己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的，在2007年春节，四川和重庆两省市举行了新一年度的异议人士春节聚会，而在这一次的聚会上，聚集了中共建政以来各个时期威权政治体制下的受害者和持不同政见人士，不仅有1957年的老右派、文革受害者、1978年民主墙时期的民主先驱者、还有1989年的六四天安门一代、1998年在中国大陆组党的民主党人，再加上他们大陆泛蓝联盟的代表，代表性不能说不广了，但是正是在这次的聚会上第一次出现了毛派的代表，可谓感慨万千啊！让人难以想象的是，一直都同党外民主人士誓不两立的国内毛派人士，怎么会和他们在一起聚会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现在的处境都是一样的，都在遭受中共当局的打压和压制，不仅丧失了话语权，就是自身的个人人权都随时有可能受到侵犯。一样艰难的困境促使他们最终走到了一起，握手言和，来共同思考中国未来之命运的问题。
还有一个案例也可以从某个侧面展现左、右两翼的这种复杂关系，本世纪初的2002至2004年，在中国的老工业基地东北地区，全面爆发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人上街示威游行事件，在那段时间内，在东北的辽阳、鞍山、抚顺、四平、大庆等众多城市此起彼伏的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工潮和工人上街游行示威事件，参于人数少则数仟人，多的像大庆的工潮号称是达到了十万之众。
其中又以在辽阳市所爆发的那次工潮影响力最大，当时数万名愤怒的工人们手举巨幅毛泽东画像，打着"罢免龚尚武，解放辽阳市"的横幅标语游行在大街上，（龚尚武为当时的辽阳市委书记）事后工人代表姚福信、肖云良等被当局判刑。罪名是参与非法组织中国民主党，煽动工潮、企图颠覆国家政权。而姚、肖两人却并不认同当局给他们定的罪，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中共辽阳市地方政府对于他们的打击报复、企图通过对他们的判刑来掩盖当地的黑幕。因为他们举报了辽阳市冶合金厂在改制前的几任企业领导的巨额经济问题，（据说还牵连到了辽阳市政府的相关领导），在他们长期到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申诉上访而无效的情况下，当他们在所谓的企业改制改革的政策下，为之辛辛苦苦奋斗几十年、曾经无比辉煌的工厂突然被宣布破产，当他们即将失去赖以生存的工作的时候，他们此时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是值得同情的。相反，倒是那些贪腐的共产党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是可耻的，是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的。然而，让工人们无比愤怒的是，犯罪者们却依然逍遥法外，活得自由自在；而可怜的他们却要为下一顿饭而发愁了！
不管共产党的宣传怎样运用各种媒体、开足马力来宣扬他们的那个所谓和谐社会的，但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却没有一丝的和谐。至于当地政府定性他们是中国民主党党员这个事情，他们也详细的介绍了这一事件的始末：当时在他们正为了举报企业领导贪腐，在手里掌握了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却多次被相关部门拒之门外，举报的问题得不到任何的解决和合理的答复。
正在这个时候，他们听说了辽宁省在几年前成立了一个叫做"中国民主党"的组织，是专门监督共产党，为老百姓说话的。于是他们通过打听并在辽宁鞍山找到了这个组织的成员，前后才和他们接触过两次，其中在第二次的时候，正好民主党辽宁省的一些代表正在一起开会，他们也在场旁听了一会，在会上，他们因为听到有民主党成员在会上反对毛泽东，反对共产党专政制度，而当场和其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并且中途退场。
据事后姚、肖这两位工人代表用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工人心里最尊敬的人就是毛泽东，他们深深的怀念那个时代，他们认为那个时代没有工人下岗、没有贫富差距、也没有贪污腐败！也正是由于对毛时代的深切怀念，所以才有了工人们手举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走在了游行前列的那一幕！所以当地政府部门对他们这项指控也是不实之词，是拿一顶很大的政治犯的帽子强行盖在了他们的头上。对于几个为自己生存权而抗争的普通工人施以如此毒手，其背后的目的就不难揣摩了！
据另案处理的中国民主党辽宁省党部负责人王文江被警方逮捕后，对这一事件的笔录证实同姚、肖二人所述大致相符，作为律师出身的王文江先生，他的操守还是可敬的。
通个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两个具有左派意识的工人代表，最终却被中共辽阳市司法部门定性为从事右派组织的活动而陷入牢狱之灾。
从此事可以看出左和右两股力量都在受到中共当局的打压，而罪名可以由他们随意的捏造拟定。事后，在辽阳市有些工人说过这么一句话：原来对民主党还不了解，原本不是民主党员，怎么他们就被说成是民主党了呢？要是这样，我们以后还就支持这个民主党了！
用理性思维来分析，在这次中共十七大前后所爆发的公开信风潮，是目前中国尖锐社会问题在一个特定时期的客观反映,它的产生是建立在民众民生疾苦、生存状况日益严峻的形势下的，而与此同此，国内那些不法的政府官僚却依旧不顾人民死活，花天酒地，同不法商人相互勾结，打着改革的旗号，却干着侵吞贱卖国有企业财产，无视人权，强制拆迁，横行不法等种种恶劣行为。
在这种政治生态下，民众的痛苦指数和忍赖度已经接近了极限。
我们更希望国内的左派人士能够同国际接轨，为什么不能认可像国际上的左派组织那样的民主社会主义呢？国际上的左派政党和组织里面已经找不到了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等字眼，他们也逐渐认可了市场经济和私有化等模式，并且遵循宪法的原则，通过合法竞选而上台执政，。如今，通过长期的实践，他们已经摸索出一条通过选举而上台执政的新路，像西北欧一些国家的左翼政党、还有英国的工党、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等。左派力量只有挣脱教条主义和理论的束缚，不断创新，才有可能走出一条新路来。
可喜的是，我们现在看到了，在中国大陆，有越来越多的像郭泉那样具有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已经走出了书斋，走向了民众中间，他们能够倾听民众的疾苦，并且积极从事着同工农群众结合、为他们维权、替民众排忧解难的新道路，在这些知识分子的身上，我们看到了前苏联和东欧前共产党国家威权政治体制下独立知识分子的影子，他们正在从事着索尔仁尼琴、哈维尔、库龙和马佐维耶斯基等所做过的有意义的事情。
胡锦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