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讯息交流有助于反贪污，正式、非正式讯息交流皆极重要。政府应致力建立全面讯息交换机制及通报系统，此一机制成功条件首在法律制度，必须先透过立法推动，确保法律与政策一致性与延续性。尤其调查局洗钱防制中心应建立一套通报系统及标准作业流程，让重大洗钱情资能正常流通至检察机关，杜绝私相授受、人为操控流弊。
其次，政府部门须通力合作，如美国均指派中央统一机关负责，不仅是数据、纪录保有者，且可以提供专家意见、司法互助、引渡及资产回收协助，单靠固有的制度运作显然不足。日前行政部门成立跨部会小组、法务部就有关「司法互助」部分提供必要协助及适时说明肃贪政策、澄清社会视听，均系司法行政必要作为，尚不能直指为「指导个案侦办」、「行政干预司法」，应无可议之处。
执法者本身要能跳出自己的框架，甚至站在犯罪者的思维去思考对策，并考虑活用各种非传统侦查方式（例如依入出国及移民法撤销嫌疑人护照，使其在外国之居留变成非法，再与当地执法机关联系，将其驱逐出境，即可遣送嫌疑人返国），才能打赢这场反贪战役。
再则，亦可参酌泰国作法，包括：订定反贪污法及反洗钱法。该国反贪污法对于：一、异常财富增加｜｜从上任到离职银行账户有不正常财产增加或负债减少；二、异常富有｜｜以不正常敛财手段，有异常巨大财富，均可以加以刑事、行政调查。政治任命人员须详细申报财产，不及时申报或虚报者视为刑事犯罪行为；嫌疑人并有举证责任，否则即认定为非法财产；如一时无法追查到非法财产，仍可没收其合法财产。
此外，依泰国反洗钱法规定，不论其间移转多少次，仍然认定为犯罪行为；亦不论过程中，接收人、受益人分赃多少次。本法亦授权反洗钱单位可执行暂时查封，此一查封为民事程序，举证责任为当事人，检方只须释明有此一嫌疑即可。
其实，侦办贪渎犯罪尚有诸多渠道，其中又以来自内部的检举为主要。例如，下属因不满上司贪污、或担心以后自己受到刑事追诉而率先举发不法；另一管道则为与贪污公务员有业务往来的业者，例如交易厂商、会计师、财务管理顾问、证券商等，这些因业务上的关系，常得以知悉公务部门之间异常交易或不法事证者，为避免嗣后因他人不法行为而受到牵连，也多有主动举发之例。
二○○二年时代杂志史无前例地将三名女性「吹哨者」（whistleblower）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她们是世通公司的内部审计师辛西娅．库珀、安然公司的副总裁莎朗．沃特金斯及联邦调查局调查员科琳．罗利。前二人揭发了所在公司的财务丑闻，后者曝露了联邦调查局对九一一事件的迟钝反应。我国在法制面及实务面，如能提供更完善的鼓励及保护措施，相信也会有更多的「吹哨者」挺身纠举不法。
当然，单靠法律制度是不足的，必须有赖政府反贪污的意志。「不偏不倚，无惧无畏」，这是香港廉政署所秉持的反贪理念，也是该署让贪腐丛生的香港「由乱而治」、得到社会认同的根本。我国由于对外交涉困难，不易取得侦办若干犯罪所需的国际刑事司法互助，历来打击洗钱犯罪作为，一向是比较薄弱的一环。但执法部门只要跳脱既有框架，必能找出肃贪有效策略、方法与途径，真正建立「不愿贪、不必贪、不能贪、不敢贪」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