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斯菲尔德（Michael J. Mansfield，1903-2001），早年服役于陆战队，曾驻防天津，最后以一等兵 （private first class, 简称Pfc）退役，他七年前过世后葬于阿灵顿国家公墓，墓碑舍弃了他生前显赫的头衔如参议员、大使等，而仅写着："陆战队一等兵曼斯菲尔德"。说不定这一等兵是他一生最感骄傲的头衔，因为他十四岁即辍学，虚报年龄加入海军，得以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因军旅生涯到过中国和菲律宾，尤其中国的经验，影响了他一生。
尽管曼斯菲尔德自谦不是中国专家，但他目睹了二十年代初军阀割据、战祸频仍的中国、二战时到过重庆目击了挣扎于生死存亡边缘的中国，以及战后国共内战破碎不堪的中国，这些不寻常的第一手经验，使他能在一九七二年尼克森访华后重访中国时见人所不能见，而写出一份时隔近四十年后仍值得一读的报告。
一九七二年尼克森的中国破冰之旅后，同年四月中到五月初曼斯菲尔德和参院少数党领袖史考特 （Hugh Scott）连袂对中国进行了三周的访问，足迹遍及北京、上海、西安、广州等六大城市。那时文革尚未结束，大陆仍是一穷二白，对外封闭。即使是这样的一个中国，曼氏已看出她未来巨大的潜在发展能力。他以瓶子半满还是半空比喻中国 （to judge a bottle as half full or as half empty）。曼氏说，若以中国的公路里程、汽车数量、电视机的台数、政党及报纸编辑的数字来衡量，瓶子看来自是半空，"可是如果以中国的过去来看，这瓶子就是半满了，而且快速的要注满"（If China is viewed in the light of its own past, the bottle is half full and rapidly filling）。
在那样的年代敢做这样的预言，是相当大胆的，甚至在反共的右派人士看来，曼氏根本是apologist （为"匪"张目）。不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曼氏确实是有先见之明。其实曼氏的先见还不止于此，根据《华盛顿邮报》资深外交记者奥柏多弗（Don Oberdorfer）所写的曼氏传记说，一九四三年曼斯菲尔德以国会议员和罗斯福总统代表双重身分访问重庆、与蒋介石委员长会谈后，即已察觉战后国共内战不可避免，国民政府终将垮台。
曼斯菲尔德自一九七二年访华后，再分别于一九七五和一九七六年两度去中国考察，并撰写了报告。他在一九七五年的报告中特别指出，依他的判断，"中国大陆出现一个新兴和充满活力的国家，将是廿世纪下半叶最深远的国际发展"。曼氏卅多年前的预言，已丝亳不爽的实现了，他的远见和卓识，有如料事如神。
一九七六年曼氏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毛泽东已经去世，在他访问期间，"四人帮"被逮捕，他在事后的报告中对毛的功过有所著墨，惜乎只着眼于功，没提过，为一大败笔。在这一点上，曼氏远不如季辛吉。老季在毛生前虽极尽阿谀之能事，也说过毛是廿世纪影响人类生活品质的巨人（giant） 之一的话，却不忘在巨人之前，加上"没有道德判断"（without moral judgment） 的形容词，而曼斯菲尔德则直截了当的颂扬毛为"当代的政治巨人之一"（one of the political giants of this age）。他还说："近代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比毛对更多的人的生活有如此直接...正面的影响"。应该说，毛的影响是负面的，可怕的。
在这最后报告中，曼氏再以其一贯的信念预言："到了新旧世纪交替时，中国不仅在人力和天然资源上是巨人，其影响世界的能力，也是巨大无比的"。
曼氏已矣，其言犹在，而且一一兑现，只是继曼氏之后前往中国求学、并长期在中国采访的《华盛顿邮报》记者潘文 （John Pomfret)， 虽然基本上同意曼斯菲尔德的观察，却不认为中国能在廿一世纪取美国而代之，成为世界超强。潘文列举的理由之一是中国人的素质不无问题，而且急遽老化后，受一胎化的影响，将出现后继无人的局面。
对无神论者而言，"福杯满溢"（My cup runs over）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那"瓶子半满"莫非就是天不佑中国的必然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