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官方最终所不得不承认的，在中国生产和销售有毒奶粉的绝对不仅仅是三鹿。更有甚者，当今之中国，对十多亿无法像中南海里的政治局委员们一样享受所谓特供待遇的普通老百姓而言，哪里还有安全的食品可以消费？从剧毒高残留农药污染的蔬菜，到用敌敌畏等违禁药品浸泡加工的肉类；从用激素催熟的各类水果，到用工业酒精勾兑的白酒；从含有致癌黄麴黴毒素的陈化米，到细菌超过国家标准100倍的果脯蜜饯；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此次三鹿事件，实在只不过是在中国大陆氾滥的有毒食品的冰山之一角而已。
如果我们仔细回顾那些有毒食品、有毒玩具、有毒用品等等的发现和惩处的过程，不难发现他们常常遵循着一个共同的模式。那就是：如果只是国内消费者的投诉，有关的政府部门和生产厂家能够不理睬的就一定不理睬；能够封锁消息的就一定封锁消息。
那些事件常常是非得拖到有外国消费者甚至外国的政府向中国政府交涉后才被迫承认和处理。在这些奸商和官僚们看来，虽然中国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常常必须加以利用，但是中国人的健康和生命是绝对无法与洋人们健康和生命等价的。
虽然每次类似的丑闻暴露之后，政府总是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吸取教训，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但是过不了多久，一定会有另外的类似的事件冒将出来。中国政府是一个享有绝对权利的政府；中国是一个拥有卫星上天的技术的国家。但是这个国家、这个政府就是没有能力来遏制威胁老百姓身体健康的有毒食品的生产和销售。这如何不让中国的老百姓感到愤怒？
愤怒归愤怒，在我看来，对三鹿毒奶粉事件和所有类似的事件，实际上绝大部分的中国普通人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最大的责任是道德责任。无论是出于对政治高压的恐惧，还是物质利诱的垂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当前的这个政府不讲人权、不讲道德、不讲民主的中国式资本主义采取了接纳的态度。他们为了换取一时的物质利益，甚至支持这个政府对人类共有的价值观、道德感加以彻底地抛弃。
正是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的这种道德失落，形成了贋品横行、毒物氾滥的社会环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即使有毒食品的受害者，又是有毒食品的始作俑者。
在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类似中国有毒食品的事件也有可能发生。因为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人想法利用各种法律的漏洞、甚至不惜以身试法通过损害他人来牟取暴利。但是，各类有毒食品事件发生得如此之频繁、如此之广泛，非得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莫属。这是因为中国当前的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各级政府官员不受监督，这一特点又导致政府官员的大范围的腐败。腐败的政府官员与不法企业主的结盟便使得政府完全丧失了行使监督的功能。
不少自认为聪明的中国人，对这样的政府和这样的官员的选择了容忍，而对那些为改变现状、为建立一个民主制度而抗争的少数人则选择了冷漠。只要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这种态度不改变，就无法保证这个政府会为人民的健康而尽力，而各种有毒食品的氾滥也就不会禁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