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种幻觉的引导下，一夜暴富的中共政权及其权贵们，全然不顾国民权利极端匮乏和贫富两级分化的日趋严重，也全然不顾中国人均收入的世界排名还在100位之外，尽情展示暴发户的挥金如土。
一、独裁政府钱包的迅速鼓涨
独裁寡头和各级政权的暴发户心态，来自近年来官权钱包的迅速鼓涨，有各级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为证。据中共财政部发布的信息，中共政权的财政收入连续多年高增长，2007年已经超过5.1万亿元，同比增长31.4%，占GDP的21%.再创历史新高。党国钱包鼓胀的速度。远远超过11.4%的GDP增长率，13%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分别是后二者的3倍和2.4倍。
以上差别还仅仅是官方公布的数字，如果按照民间经济学者的计算，独裁钱袋鼓涨的速度更为惊人。比如，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陈志武先生多次发文，对近年来中共钱袋的迅速鼓胀作了更为具体的数字化分析。
陈志武先生在《我们的政府有多大？》（2008年2月23日《经济观察报》）中指出：2007年政府的收入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而且，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加1.2倍！
陈志武先生还指出，中国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除了官方公布的财政增长之外，还从国家对土地和高盈利行业的垄断中获得巨额收入。作者指出，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而政府的预算外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更为庞大，其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比如，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由此，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GDP同样的速度升值（11.4%），那么在2007年，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二者相加为10.6万亿元，再加上5.1万亿财政税收，2007年政府可支配的总收入为15.7万亿元。
陈志武先生在《中国财政不民主，但规模极其巨大》还指出，在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由此可见，经济高增长的受益，政府最多，城镇居民次之，农民最少。
中国社科院在2008年1月3日发布《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报告》，也印证了陈志武的分析和结论。该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受益者，第一是政府，第二是老板，第三才是劳工，三者收入占GDP的比例分别为：政府占55％，老板占30％，老工为12％。
作为对比，美国的相应比例为：劳工占56％，政府占30％，老板占12％。
二、暴发户的政绩工程
中共钱包愈发鼓胀，就越敢于大搞政绩工程和金钱外交，各级官员也越敢挥霍。
首先是中央寡头们的政绩工程。在江朱时代，有江泽民钦定的"中华世纪坛"和"国家大剧院"，有朱鎔基拍板的上海"磁悬浮"。还有什么"五个一工程"、"爱国主义教育工程"、"世博工程"、"航天工程"，等等，不一而足。江朱时期，最挥霍浪费的政绩工程，莫过于1999年中共掌权五十周年庆典，耗费上千亿人民币。
胡温时代，最为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莫过于"奥运工程"。为了在奥运上争金夺银，仅组建奥运队伍投入一项，中共就出台了"奥运争光计划"，建立起一支由17000名专职运动员、4900名专职教练员的庞大北京奥运兵团。北京奥运的总投资高达430亿美元（北京奥组委顾问黄为透露的另一数据是5200亿人民币，也就是700多亿美元）。
现在，北京奥运已经结束，中国终于超越美国而成为金牌老大，但满世界都知道，支撑这个金牌老大的是独裁政权的花钱第一。可以说，早在奥运开幕之前，中国就已经拿到了百年奥运史上的第一枚金牌--430亿美元的投资金牌。这枚金牌所创造的百年奥运史新纪录，很可能是无人能够打破的永久记录。
其次上行下效的政绩工程。中央大员们为了自己的政绩而大搞"首长工程"，各级地方官也就必然为了个人乌纱帽和小集团的利益，不计成本，不管劳民伤财，大搞"政绩工程"，在数字上弄虚作假，大树特树经济偶像，只为了用经济发达来证实领导有方，致使各类好大喜功的"工程"泛滥。比如，全中国竟有183个城市提出了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宏伟目标，也有数十所大学提出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甚至，北京大学这样的高等学府，也要在校园边上花大钱建造五星级饭店。
这种上行下效演化为"奢华攀比"之风，在大剧院的建造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自江泽民钦定了北京国家大剧院之后，一些省市也争相效仿，不惜劳民伤财而建设各自的大剧院。北京的国家大剧院投资26亿，重庆大剧院15亿，上海东方艺术中心11.4亿，广州歌剧院10亿，武汉琴台大剧院10亿，杭州大剧院9亿，河南艺术中心投资9亿。甚至就连地级市也要建造大剧院，比如浙江的宁波大剧院耗资6.19亿，广东东莞大剧院6亿。
第三是官员的腐败和挥霍。已经有多种资料表明，权贵们的贪污、受贿、赌博、买官等腐败所涉及的金额，已经占到GDP的20%，占目前国民收入的1/3之多。比如，中共官方媒体指出，近年来，中国每年流失到国外的赌博资金超过六千亿元人民币，其中官员挪用公款豪赌占大头。吃喝、车马、休闲旅游、出国考察、特权福利等消费，合计高达2万亿，占政府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二，占GDP的十分之一。
三、暴发户的金钱外交
自中国对外开放以来，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从经济全球化中受惠颇丰，它向西方国家和全球资本市场开放，引进西方的资本、资源、信息、技术、甚至人才，也让美国和欧洲的大公司越来越垂涎中国市场，特别是中国新经济的高速发展对高科技产品和国际资本的胃口很大，为美国商家提供众多机会。与此同时，中国的价廉日用品的大量出口，使中国赢得巨大的外贸顺差，在让西方消费者受益匪浅的同时，也让西方国家付出了巨额外贸逆差的代价。
当经贸关系在中西交往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之时，中共政权也越来越依靠"金钱外交"。中共用于支撑其合法性的主要资源是"政绩"，政绩的主要标志是"我们正在阔起来"的宣示：一方面炫耀中国的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的高速，自我夸耀为世界上的"一支独秀"，进而夸耀综合国力的增强；另一方面在与发达国家的交往中，特别是在涉及到政权利益的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上，中共惯用金钱开路的策略，用大把的订单和政府采购来换取政治利益。由此，政权及其官员的暴发户心态，不仅表现在国内的各类政绩工程和挥霍浪费上，更表现在中共现政权的"大国外交"中。因为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和迅速鼓涨的独裁钱袋，使中共有资本大玩金钱外交。
君不见，为了讨得西方大国对中共对台政策的支持，也为了让西方人少在中国的人权、政改等问题上说三道四，中共寡头们甚至满世界撒钱。大凡中共党魁及其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出访西方大国时，皆要带上大把的银两抛洒一番。最近的实例，莫过于温家宝的访美和胡锦涛的访法，不但求着西方大国的政要来干涉"中国内政"，还要花上足够的银两才能使哀求奏效。温总理用60亿美元购买布什对台湾的警告，中共政要几次访美的大采购，更是高达数百亿美元；胡主席曾用几十亿欧元换取希拉克对台湾的指责，又用200亿欧元的超级订单换取法国新总统萨科齐在人权问题上的沉默。
这样的金钱外交，固然可以为中共高官带来到处红地毯的虚荣，也为中共政权换取减缓国际政治压力的实惠，营造出全世界华人心向大陆的假相，却尽透着本末倒置的荒诞：欠发达中国的元首像个腰缠万贯的大款，发达法国的元首倒象个讨好富豪的推销商。在这种荒诞的背后，是中国大多数弱势群体的无望和无奈，为了保住自己的老屋，为了在年终讨回一两千元薪金......不断出现的自焚抗议的极端行为，足见当下中国还没有阔到向世界撒钱的程度！
其实，金钱外交并非后毛时代的产物，而是中共建政以来的一贯传统。在普遍贫困的毛泽东时代，老毛为争当第三世界的领袖，一面逼着百姓勒紧腰带，一面对那些无赖国家提供无偿援助。直到今天，中共政权仍然是朝鲜、缅甸、古巴等无赖国家的最大金主。这种以一党政权利益为导向的金钱外交，实质上是让全民财富和国家资源服务于特权集团的利益，从效果上讲，也只是一种应对国际压力的权宜之计，只能得到眼前的暂时利益，而无法使中国真正融入世界的主流文明，更无法赢得国际社会发自内心的真正尊重。
四、爆发户大款的攀比消费
中国改革一直是"跛足"奔跑，独裁权力主导的改革模式是经济和政治的高度不平衡，是增长模式的极度浪费和分配模式的极度不公。所以，经济的持续高增长非但没有带来共同富裕，做大的蛋糕并没有带来分蛋糕的公平，反而导致极端的两极分化，先富起来的政策带来的是权贵"暴发户"的穷奢极欲。据《新京报》2007年12月31日报道，"中国500富豪榜中榜"在香港发布：中国的亿万富豪数量已经仅次于美国，世界排名第二。拥有10亿美元身价的中国富豪的数量，2006年是85名，2007年是146名，几近翻倍。怪不得有人惊叹：中国不但是"世界经济中心"，也已经变成"富豪大国"。
2007年中国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为11759元，农村居民人均年纯收入3587元。目前中国农村人口起码有7.5亿左右，如此巨大人口的人均年收入才三千余元，扣除通货膨胀，绝大多数百姓的实际收入，在事实上是大幅下降。面对如此贫富悬殊的国情，还在大肆吹嘘中国已经变成"富豪大国"，很有点儿没心没肺的梦呓。更何况，中国的顶级富豪群体的暴富之道，又有几人的手脚干净。看看那些落马的问题富豪，哪一个不是官商勾结的受益者！
更重要的是，"中国500富豪榜中榜"并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国暴富阶层的全貌，甚至仅仅是中国暴富阶层的冰山一角。因为入榜名单大都是浮在水面上的私营富豪，而深潜在水面下的巨富并没有列入其中--从中央到地方的权贵家族。比如，江泽民的公子江绵恒刚一从美国读书归来，不仅当上了副部级的中科院副院长，而且在瞬间成为最具暴利的电信业中的"电信大王"。李鹏家族垄断中国的电力行业，他的妻子、儿子、女儿都在各大电力公司任职，民间称为"李家电"。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经营的公司，居然明目张胆地拿到国家民航总局的大订单，胡锦涛的女儿胡海清嫁给互联网巨富茅道临。即便以平民总理著称的温家宝，其家人也在商海中暴发。温夫人张蓓莉被中国珠宝界视为"珠宝女王"，她经营的"戴梦得"是中国最显赫的珠宝公司。温公子温云松（化名郑建源）经营"宝华投资"，据说仅注册资本就高达13.6亿元，还持有"平安保险"6.67%的股份（价值33亿元），所以，温公子被境外媒体称为"中国最年轻的亿万富豪"。
对于这些位于中国金字塔顶尖的权贵家族，外界只知道他们横行于商海，不可能知道他们究竟有多少财富，因为他们的巨额财富隐藏在权力构筑的黑洞中。
当中国西北农村还过着近于农耕时代的苦日子之时，甚至当还有一条京津"贫困带"环绕着两大直辖市之时，富豪活动中心、富姐俱乐部和各种会所等奢侈场所遍及天南海北，名车、游艇、象牙床、宫殿般的豪宅......应有尽有，无论是"土财主"的庸俗消费，还是"洋富翁"的高雅享受，统统是一副暴发户的脸。土财主的高消费之奢侈，有引起过轰动效应的36万元的"黄金宴"为证："洋富豪"的高雅享受之过分，有金融高官王雪冰周末坐飞机去夏威夷打高尔夫为证。另据世界奢侈品消费调查显示，在全球奢侈品窗体底端市场低迷之时，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却逆风而上，中国内地已成为全球第六大奢侈品市场。
这种刚刚摆脱贫困生活的大陆富豪的暴发户心态，最突出特征往往表现为：用大把花钱来向世人展示自己的一夜暴富。开始还只是向穷亲戚展示，现在发展为向先前的富人展示。君不见，大陆富豪在香港的高消费，发狂般地购买名表和豪宅；在澳门的豪赌，动辄让轮盘吃掉上千万；在美国开名车、住别墅、玩游艇......已经不是什么新闻，看得港澳的和西方的中产们唏嘘不已。大陆的另一种现实是，即便在持续了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之后，大陆的人均产值也只有1000美元，而香港等地的人均产值早已超过一万美元。
富豪们宁可在澳门赌场一掷万金，为官员送上厚厚的红包，为二奶买下豪宅、珠宝、官职、名声，为留学在外的子女提供奢侈生活，为一饱口腹而大摆黄金宴，为过一个高品质生活的周末而坐飞机去夏威夷打高尔夫......也不愿付给农民工该付的工钱，不愿给被拆迁户以合理的补偿，不愿为打工妹支付最低的福利保障，更不愿象比尔。盖茨等西方富豪那样，将个人资产的大头注入社会慈善事业。
近年来，用高学历进行包装的暴发户不在少数，他们也不是真去寒窗苦读，而大都是用钱购买文凭，在高等学府中的摆阔，当然包含着向知识届炫耀财富的虚荣。象清华、北大这类著名学府，向富豪们和官员们出售文凭，已经成为固定的创收渠道。即便富豪们想让子女学有所成，也不是鼓励孩子们靠个人奋斗，而是用大把的银两为孩子铺路，伴随着官方的教育产业化政策，有钱人占据高质量教育资源的趋势愈演愈烈，在号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中国，教育的昂贵居然成为十大暴利行业之一，在诸种行业腐败中，"名校腐败"大有异军突起的势头。
国人中的极少数突然暴富，苦日子记忆和为富不仁之"原罪"的作用，加之在政治无耻示范下的全社会的道德沦落，共同塑造了爆发户心态，富贵攀比已经成为孩子们的价值取向。穷人们不再说"先前比你阔多了"，但富豪们却喜欢炫耀"我现在比你阔多了"。
暴发户的日常交际也大都是金钱开路，遇强者就用金钱点头哈腰，通过攀权附贵捞到更多的金钱；遇弱者就炫耀富贵和鄙视他人，一副趾高气扬、为我独尊的霸道派头。宝马案中那个撞死农妇的富婆，如果与某位高官或另一位开奔驰的车主发生冲突，大概不会那么嚣张。黑社会头子刘涌，敢命令手下人暴打开烟铺的小业主，但他断不敢在慕绥新的亲戚或亲信经营的地盘上横行霸道。权钱标准下的欺软怕硬是暴发户的通病。
更让人唏嘘的是，这些暴富着、饕餮着、淫乱着、奢侈着的权贵们，其肚皮的厚度恰与灵魂的干瘪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在穷人面前的大款尊严，很有些顶天立地的骄狂劲头，而一旦面对独裁政权及其寡头，他们立刻威严扫地，很像永远长不大的乞丐。仅仅为了在掠夺性的权贵资本主义的最后晚餐中争得一个侍从的位置，多分点儿权势者们吃剩的残羹败叶，他们就媚笑着、屈膝着、哄骗着、收买着，但是，权力、金钱和谎言所包裹的仍然是一无所有的灵魂。
2008年9月13日于北京家中
转自《人与人权》2008年10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