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方的农田
有消息说，这个被大陆媒体称之为"新土改"的主要政策内容，包括把农村土地承包期限从现在的三十年延长到七十年，使农民对承包土地具有转让权、出租权、入股权及抵押权，农民可用土地向农村金融服务机构融资贷款。其实，早在二十年前，这些"新土改"的内容就已经是广大农民的强烈要求，多年来，这些改革的建议也多次摆在了决策者的面前，中共当局为什么迟至今日才迈出这一步呢？
胡锦涛上台六年，"只张弓，不放箭"，在改革三十周年之际，面临著空前的政治压力，拿出一点"真货色"来证明自己的政治领导力。这是"新土改"的重要政治背景。
那么，胡锦涛为什么选择农村土地政策而不是其他方面的改革来进行政治赌博呢？这其中既有经济的原因，更有个人的政治算计。经济方面的原因，是中国以官僚资本和外资相勾结，以大规模出口和城市建设来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已走到尽头，这种增长模式使得中国本来非常严重的城乡对立发展到危险的地步，农村和农业的凋敝，尤其是官商勾结，对农民土地权益的大肆侵犯和掠夺，把数以千万计的农民逼入绝境。在政治方面，落实农民土地权利，保护农民土地权益的呼声不绝于耳。层出不穷的农民冲破地方政府的阻拦，进京上访，而一些地政府也开始突破中央法律的限制，擅自进行土地政策改革，这些都使得胡锦涛很难继续视而不见，无动于衷。
当然，胡锦涛"新土改"的赌博并非没有风险，这也正是他一再拖延改革的重要原因。"新土改"的风险首先来自于这样一个事实，这项改革拖延太久，早已错过时机。对于几千万因政府巧取豪夺而失去土地的农民来说，可以想象，他们对"新土改"的第一反应只能是愤怒。倘若几千万人的愤怒发生共振，其政治后果将难以预料。
最根本的风险来自于这样一个现实，改革以来的中共政府，尤其是六四以来的中共政府，绝非像一些学者说的那样，是所谓的"中性政府"，而是没有法治和民主制约的"官本主义"政府。在官僚利益的驱动下，这个政府一直不愿意建设能够公正处理土地权益纠纷的司法能力。 "新土改"的实质是提高农村土地的资本化程度，从而提高农村土地资产的市场价值。这样一来，必然导致土地权益纠纷的急剧上升，因为在土地资产的市场价值难以实现的情况下，人们会忽视许多权益的纠纷，而一旦资产价格提高，并能够立即变现，冲突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
对于这些风险，胡锦涛不可能没有考虑，那他为什么还是要冒险一博呢？我相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相信自己有很好的机会把"新土改"带来的许多难题，特别是把补偿失地农民的大麻烦留给他的继任者。胡锦涛任期过半，还剩四年，他相信自己有足够的政治技巧，控制住实质的改革步伐，即收获政治利益，又不至于在任期结束前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官僚资本，为什么能够接受甚至支持"新土改"。事实上，没有官僚资本利益的认可，胡锦涛很难做出"新土改"的决定。我的理解是，现在提高农村土地资本化的程度，有可能对官僚资本利大于弊。这正是胡锦涛敢赌"新土改"的深层原因。过去二十年，中共的官僚资本已经完成了血腥的原始积累，不仅有能力以市场价格获得更多农民的土地，而且，提高农村土地资本化程度，有利于提升官僚资本现有资产的价值。当然，出现这种前景的前提，是中共有能力解决堆积如山土地权益纠纷旧案，有能力建设起一套大致有效的司法体系来处理新的土地权益纠纷。
有人认为，中共的 "新土改"是自掘坟墓，这种可能性是否存在呢？我认为这种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胡锦涛选择具有巨大符号意义的"三中全会"推出"新土改"，意在宣示自己继承了中共改革的新法统。但是，所有人心里都非常清楚，此"三中全会"非彼"三中全会"，当年那些尚有一点天下情怀的革命元老已经被一群平庸而贪婪的官僚所取代。与当年真情激荡的包产到户相比，胡锦涛闭门造车的"新土改"，只不过是邯郸学步，走的是歪路而不是正路。一个没有法治和民主约束的土地市场，到头来真有可能成为中共政权的葬身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