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些所谓的名家、大师、学者等掌握着话语权的人，出于各种目的、在不同场合，制造着惊人的言论：什么大禹养情人了，孔子是私生子了，关羽包二奶了，李白是流氓了，李清照是荡妇了，自行车是造成环污染境的罪魁祸首了，农村孩子上不起大学是学校收费太低了......让人听的义愤填膺！为了泄愤，许多网友在网上问候了他们的妈妈，甚至是祖宗十八代，但是很少有人在现实中用实际行动发泄心中的不满，无锡籍年轻人洪峰开创了先河，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此还被一部分人赞扬。媒体一致报道，打人者是因无法认同阎崇年关于清朝的一些观点，才动了手。那么阎崇年主要是哪些观点惹了众怒呢？
阎崇年说"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不能上纲上线"。1644年，清军入关时曾颁发"剃发令"，因引起汉人的不满和反抗，於是公开废除此令。1645年，清兵进军江南後，汉臣孙之邂受到其他汉大臣的排挤，恼羞成怒之下向摄政王多尔衮提出重新颁发"剃发令"，此提议被通过，清军所到之处，无论官民，限十日内尽行剃头，削发垂辫，不从者斩。其执行口号是"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而古人的观念与今人不同，在古人眼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因此汉族人想尽各种办法予以抵制，遭到了清军的暴力镇压，最有名的是"嘉定三屠"，死亡者达二万余人。在累累白骨之上，插上"削发令已行"的旗幡，焉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岂能不能上纲上线？
阎崇年说"文字狱有它的历史局限性，虽然制约了一定的思想灵性，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1648年，清朝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从此诞生了中国言论检查官，开始了中国的言论出版审查专制，统治者今天看这个人顺眼，这个人的文字就没有问题；明天看这个人不顺眼了，这个人的文字中就有问题一大堆。1661年，双目皆盲的浙江湖州富户庄廷龙出钱购买明末人朱国祯一部未完成的《明史》，然后延揽名士，增润删节，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实，定名《明史辑略》，因此获罪，" 重辟７０余人，凌迟１８人，已故庄廷龙，也被‘戳其尸'"。雍正三年十二月的汪景祺以《西征随笔》获罪，"着将汪景祺立斩枭示，其妻子发遗黑龙江给与穷披甲人为奴，其期服之亲兄弟亲侄俱革职，发遗宁古塔，其五服以内之族人现任及候选候补者，俱著查出，一一革职"。文字狱是封建统治者树立权威、维护政权的一种手段，为了迫使全体臣民慑服，统治者"株连极广"，不仅九族须灭，所有撰稿者、作序者、校对者、抄写刻字者以及购书者，"一个也不能少"，"皆不免于难"。可以说清朝的文字狱是钳制言论的文化恐怖主义，这样的稳定有谁向往？
阎崇年说"清军入关更多的是促进了民族融合，其中造成的某些局部的破坏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史料记载，清军入关，一遇抵抗，必"焚其庐舍"，"杀其人，取其物，令士卒各满所欲"，与日寇绝无二致。皇太极时三次深入畿辅、山东等地的屠杀抢掠在许多方志中有明确记载，皇太极掠济南，城中积尸十三万，运河之水变红！《广州市志》记载"清顺治七年（1650），清军攻广州，死难70万人。在东郊乌龙冈，真修和尚雇人收拾尸骸，‘聚而殓之，埋其余烬'，合葬立碑。"西方人魏斐德写道："尸体在东门外焚烧了好几天......直到19世纪，仍可看见一座积结成块的骨灰堆"。《扬州城守纪略》："初，高杰兵之至扬也，士民皆迁湖潴以避之；多为贼所害，有举室沦丧者。及北警戒严，郊外人谓城可恃，皆相扶携入城；不得入者，稽首长号，哀声震地。公辄令开城纳之。至是城破，豫王下令屠之，凡七日乃止"。"亟收公（史可法）遗骸，而天暑众尸皆蒸变，不能辨识"......我们不是极端的民族主义者，我们不反对民族融合，而且极力赞成和拥护。但是这种靠大肆屠杀异族，烧杀抢掠的融合，难道真的是不可避免的吗？
阎崇年说"汉服不是最完美的服饰，也并不能体现什么民族精神"。汉服美不美，姑且不论，但是有目共睹的是，近年来在世界上刮起一股汉服风，虽然现代人着的汉服经过改良，但是汉服的魅力由此可见一斑。至于说汉服不能体现民族精神，却是大可商榷。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由此可见汉服对中华文明的影响。衣冠本属礼学，乃礼学一重要方面，如冠礼、笄礼、婚礼、祭礼等与不同的汉服相结合，"称情而立文，因以饰群"，根据人的成长和感情来确立礼仪制度，藉以整治社会群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衣冠使宏观的民族传统文化与微观的民俗仪式融合为一体，衣冠经由礼仪而化民成俗，形成道德，知廉耻，明荣辱，怎么体现不了民族精神？
阎崇年说"吴三桂要客观评价，毕竟他的开关行动减少了战争旷日持久带来的无辜平民的伤亡"。"叛徒"这两个字的含义，自古至今都没有改变，是不能洗刷的耻辱，是至死不完的惩罚。人间的一切都可能改变，天翻地覆改朝换代，一切都可能翻案、平反、昭雪，唯叛徒不能，唯人们对叛徒的看法没有丝毫动摇的迹象，那就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容忍一个人背叛自己的阶级或集团而采取敌对行动或投到敌对的一方去。吴三桂就是这样一个叛徒。他的反戈一击，减少了战争旷日持久带来的无辜平民的伤亡，但是和那些曾和他肩并肩的战友却一个个死在他新主子的屠刀之下，一点也不比无辜平民的伤亡少！引清兵入关，清兵却到处烧杀抢掠，无辜平民的伤亡依然有增无减！对这样一个没有廉耻、信义可言的叛徒，对这样一个靠着屠杀战友而染红顶戴的刽子手，对这样一个踩着同胞死尸而攀爬官阶的杀人魔王，真的要大唱赞歌吗？
多年以前，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人是十足的毫无血性的欣赏残酷的动物。杀头，有之已属不幸，但更不幸的是杀头在中国居然可以当成古董似的，可供看客们玩赏、过瘾和作乐，而国民却乐此不疲，在生命的悲哀处看出快乐和满足，在头颅和鲜血中得到娱悦和享受。时间过去将近百年，仍有人为大兴文字狱，大肆屠杀平民、割地、赔款的卖国王朝涂脂抹粉、大唱赞歌，这难道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吗？！
历史不是一个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些史实尚待经过漫长时间的冲刷方能显出真相，而不应成为某些人急于成名、或不可告人目的的信口雌黄。打人者虽然不对，但耳光总是能让那些随心所欲者有所警醒，在胡言乱语时有所顾忌。迫使他们思忖一下，如果胡说八道会不会成为第二个阎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