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8-10-12 21:45:00作者：金 钟
毛在大饥荒最惨烈的1960年、61年两次接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 说中国农民有粮食吃 。图为61年5月在上海见蒙哥马利。左为柯庆施。
如果问共产党统治中国近六十年最大的劣迹是甚么？回答不是土改、镇反、反右、文革、六四……而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导致的三年大饥荒。为甚么？评估世上任何灾难的严重程度只有一个至为重要的标尺，那就是人命的丧失。中共尤其是毛泽东独裁时期，大规模政治运动不断，每次运动造成的死亡人数，固然多少不一，都未超过「百万」这个数量级，但是，三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无论是官方透露和海内外各种研究成果，都达到「千万」数量级。这数千万人丧生的责任算在共产党身上，有无根据？是否合理？
这就形成了对这场大饥荒两个最根本的质疑：一、究竟饿死多少人？二、原因何在？
杨继绳推翻官方对大饥荒的定性
让我们先看看中共官方的回答。对饥荒死亡人数，若干高干说过一些概略的数字，但近五十年来，官方从未发布一个大饥荒的正式死亡数；对於饥荒原因却有一个著名的提法。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一个权威的文件，在邓小平主持下制定，主要为了应付当时党内外的批毛浪潮。决议批判了五八年大跃进运动，指为严重的「左倾错误」。对於大饥荒的描述只有这样一段话：
「由於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现在到了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这三十年中，中共官方对大饥荒的上述一段话的定性，从未改变过（或者各届领导人对此闭口不说）。换言之，对大饥荒，中共至今没有改变毛时代的定性，名称叫「三年困难时期」，原因有三：「大跃进的错误、自然灾害、苏联背信弃义」，结局是「重大损失」。这个定性是抽象的、不负责任的、违反事实的。
但是，三十年来，中国有良知的学者，一直采取「你不给说法，我来给说法」的求实态度，对大饥荒作了不少研究，包括学者蒋正华、李南、金辉、曹树基等，但这些大陆学者偏重於根据一些人口统计资料，作死亡人数的推算，而对饥荒原因、饥荒惨状的分析显得不足。直到今年八月，杨继绳在香港出版的巨著：《墓碑》，才给大饥荒研究树起一座纪念碑。杨先生是北京被认为是党内改革派喉舌的刊物《炎黄春秋》的副社长，曾是新华社资深记者，他为调查大饥荒真相，下了十年功夫。搜集大量翔实的资料，完全推翻了中共当局对大饥荒的定性。他认同「三千六百万」的死亡数字。
我的「大饥荒情结」由来已久
杨继绳来港校阅书稿时，我曾和他见面，对他治学著述风格的朴实严谨留下清晰印象。我和他交换过研究大饥荒的情况，谈到过八十年代在香港搜集大陆人口资料的往事。一九九九年我们出版《共产中国五十年》时，我曾简单地回顾过我一九八四年被邓小平点名批评的事。现在想来，有必要对此作一些比较详细的交待，因为这并非个人的得失毁誉，而是有关中共大跃进政策的一个旁证。
我的「大饥荒情结」由来已久。和杨继绳的家族遭遇不同，早在文革前，因从事水利技术工作，经常下乡去水利工地与各地农民接触。多次听到那些贫下中农主动向我们诉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情况，甚至有公社干部说四清开「忆苦思甜会」，农民不忆旧社会的苦，反而忆共产党大跃进之苦。一九六四年我曾去我的出生地湖南桃源三阳港一游，见到外婆家的老佃农谌家老大（我外祖父家是该乡地主），拉?我的手告诉我，小时候记得的谁谁谁，一个二个地都饿死了。使我心里十分震动。
后来，文革中批判彭德怀，看到他的材料深为他感到不平。文革中，我作为「四类」反党份子挨批斗。从社会上大量负面材料中，终於看清了毛「反修批修」发动文革的本质，都与那场「大跃进」的失败有关。心想有朝一日，能说话时，一定要揭露这「千古奇冤」。一个闯下弥天大祸的独夫竟然还发动（文革）这么大的运动，去打倒为老百姓说了两句公道话的老战友（彭德怀、刘少奇），且置於死地而后快，天下还有如此混帐的事吗！
从大饥荒到文革，耳闻目睹，我的世界观完全成熟，对毛和他的制度彻底幻灭。
因此，八○年来港，八一年进入新闻界（加入七十年代月刊做编辑）后，我的政论立场就是批毛不遗余力，留意相关资料。每逢遇到对毛恨之入骨的人，就像他乡遇知己般的愉快。有一次《红都风流录》的作者夷叔老先生来香港，他是高级统战对象，对毛知之甚深。他对我表示：共产党老说「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我撼不了大树，也要剥他两块树皮！
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出版
在香港虽然更深地接触资料，了解到不少毛周王朝的内幕，但大饥荒的材料仍有限。一九八四年夏天，一位北京社科院出来的生意人王俊铭先生告诉我，一九八三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出版了，你可以找来看看。对数字绝不陌生的我，拿到这本满是数字的书，一下子便发现，他们公布了一九四九到一九八二逐年的统计资料！因为以前的官方统计，在一九五七年之后，就空白，跳到一九六二年，显然是将大饥荒四年的资料封锁起来，见不得人。现在这四年的人口等数据都有了。
虽然，并不理想，如一九六○年人口锐减一千万整，没有零头──这哪像统计资料嘛，但好过没有。我兴奋而不眠地在数字中探索，估算出五八至六一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是一千五百三十万。后来，我又看到一套《中国人口》丛书（联合国资助出版），分各省市三十二册，不仅有数年人口数，还有死亡人口的「绝对数字」，我到处寻找，於一九九三年查到了各省的数据，便以五七年和六一年正常的死亡平均数，来估算四年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数。得出二十四个省死於饥荒的总人数为二千零四十万人。
一九八四年十月号《九十年代》月刊（已由《七十年代》改名）在中共建国三十五年专题中发表我以「牧夫」署名的文章〈中共治国三次大挫败〉，其中主要论述是「大跃进」引致之大饥荒。文中提出饿死人数之估计，还以官方数据，驳斥大饥荒的自然灾害之说，从外贸资料指出大饥荒期间粮食出口太多，进口大减，是令饥民处於死亡线的原因之一。当然，公粮徵收超过正常标准一倍，更是饥荒的主因。也驳斥了苏联撤援的说法。
邓小平内部批评牧夫文章
一个月之后，十一月十二日，总编辑李怡叫我谈话，告诉我中大教授李南雄传话，有大陆学者来港打听牧夫是谁，邓小平点名批评牧夫〈三次大挫败〉一文，指示十月号《九十年代》月刊不准在国内流传。李说，昨晚他又将我的文章详读一遍，觉得写得持平，没有情绪化，都是根据官方资料。不知何以如此被重视？
接着，李怡召集编辑方苏一道商讨这件事。李说，可能是文章把三十年全否定了，邓要维护党；方说，中共老是只准自己说，不准别人说。他可以否定，你不能去否定。我则表示，这篇文章份量不轻，有新观点，把批评具体化了，他们受不了。你可以笼统批评大跃进怎么错，但要具体批就不行。我还谈到对大跃进饿死人的感受，说那么惨，提起来都会哭……我还表示，邓的批评显示杂志的影响力。
过两天，十四日，李怡请大家在合和中心饮茶。他笑?说，牧夫已是「邓小平级的人」，应该由我来请客。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以上是根据我当年日记摘录的部分细节。
中共领导人点名批评一名香港的评论家，确实是绝无仅有的事。李曾表示，他将披露邓的批评，但他没有做。我也没有「跟进」。
这件被老邓点名批评的事，经过大致如此。事隔二十四年，这样写出来并非炫耀我的文章如何高明，事实上，我的一点功夫比之后来几位学者的研究，是很肤浅和简约的（例如曹树基查过上千册县志及明清的史藉，作背景分析）。只不过我用的方法和作出的结论没有大的问题。我没有忘记李卜克内西的一句话，他说，知识份子斗争的武器是论据。值得解读的是：
邓小平为甚么要批评我的文章？
一、邓点名批评的真实性。我虽然没有专门去做证实，但估计是可信的。根据是，当时《九十年代》这个刊物和北京当局的关系，不是香港一般媒体可以相比。虽然，该刊在八○年之后，言论方向已向右转，但组织关系如何，是外人很难明白的。该刊七○年创刊以来，一直是中共统战海外青年知识份子的一个重要阵地，在港共中的地位大大高过今日《镜报》月刊。由於其七十年代追随文革的极左路线，而中共已否定文革，其言论向右转乃是不得不为的选择。但该刊八十年代初期至少还维持?和北京方面的某些内部联系，仍是一份有统战价值的中共高层重视的内参读物。而透过官方学者传话，并非小道消息。
二、邓为甚么要批评牧夫这篇文章？现在看来，比较清楚，那就是反映了中共高层，尤其是邓小平这号人，完全了解中共内部的要害所在，而不能容忍公开地揭露其要害。具体说我的文章令老邓不安之处，不在於估算了大跃进饿死人的数字大小（我的估算明显偏低），而在於确凿地指出饿死人的原因，戮穿了他们维持多年的谎言，将饿死这么多人的罪责完全归结到中共政策上面：苛政猛於虎。
邓作为毛的亲信，是何等精明的共犯！他肯定知道中共几十年统治，就是「大饥荒」这一关过不去，其他问题都可以推到阶级斗争、敌我矛盾、四人帮之类遁词上去。这位总书记绝对知道饿死的几千万人都是农民，是中共口口声声依靠的贫下中农！而有无天灾、苏联是否逼债（现有资料显示，苏共非但没有逼债，还减轻了中国的债务）？他比谁都清楚！他相信拥有的绝对权力可以定一个铁案。
杨继绳的书，惊人地揭示一九六一年陈国栋、周伯萍、贾启允三人汇总各省人口统计，全国少了几千万，报告给周恩来毛泽东二人。周恩来阅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三人销毁材料和印刷版后，周不放心还特地电话追查一次。周伯萍时任粮食部副部长。杨继绳采访所得，公安部规定各省人口统计数是「绝密」资料，只能让极少数人看。如山东省只有正副书记、正副省长、公安厅长五人可以看！可见，中共高层对酿成大饥荒的犯罪恐惧是如何深重！心理是何等阴暗！
毛制造大饥荒的罪责终将清算
我的文章，是《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出版后，第一个公开的回应，邓小平的紧张应可以理解。重要的是，这是中共领导人三十年中唯一一次对揭露大饥荒真相作出的反应。
两年后，我发表批周文章〈另一个周恩来〉，在香港舆论界亦激起一片涟漪，并引起北京决策方面（邓力群）的注意。后来我们又出版《红朝宰相：周恩来人格解剖》长销至今，去年东京发行日文版。但是周助纣为虐的一面（多次逢迎毛意，曲解大饥荒，有案可查）仍然被官方强力的粉饰所掩盖。
最后应指出毛对大饥荒造成巨大死亡的态度。众所周知，毛曾多次在党国重大会议上，肆无忌惮地大谈「杀人」经，杀了多少，杀与不杀……从历次运动杀人策略说到原子大战死一半无所谓。霸气凌人，不可一世。殊不知在现代政治中，尤其是死刑已遭到质疑的潮流下，举世没有一个领袖敢於在殿堂之上这样炫耀杀人的权力。毛承继苏区「杀人放火，占山为王」的土匪作风统治一个大国，毒化千万干部，杀人如麻、死人无动於衷便是必然的局面。看看杨继绳书中，那些人吃人的悲剧，今人不可置信。
但是，没有记录看到毛这样公开说「大饥荒」的死人问题，他有忌讳。当我们读到刘原一九九八年文章，写父亲刘少奇六二年当面对毛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无语。但是他记住了。为刘这句话，他就该下台。害死三千万人，罪不可恕。但朕既为霸王，岂容你等得势？张戎毛传披露，刘少奇在饥荒最惨烈的一九六一年初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中国已有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大饥荒三千万冤魂决定了毛要以「亚洲最大的政治流氓」（刘宾雁语）的一切手段，不计后果地铲除一切可能找他算帐的人。虽然如谢韬教授这样的智者幸免於死，终於在去年《炎黄春秋》上呛声：「三年大饥荒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然而，这位古今中外最大的暴君，仍然被供奉在北京红庙里。一九六一年饿殍遍野之际，他对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中国人不缺粮食，吃得好。」这篇谈话已经解密，公开出来，十三亿人却无一人站出来直斥其非。
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这是林昭的名句。三千万条人命是超过二次世界大战死亡总数的一笔血债，中南海的贪权食利者，以为凭几杆破枪一袋臭钱就可以毁灭一个民族的记忆，西谚有云：「你可以长久骗一部分人，也可以骗很多人於一时，却不能骗所有的人於永远。」杨继绳宅心仁厚，建议天安门立大饥荒纪念碑，这是中国人起码应该做的事。
（2008年9月25日 纽约）
如果问共产党统治中国近六十年最大的劣迹是甚么？回答不是土改、镇反、反右、文革、六四……而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运动导致的三年大饥荒。为甚么？评估世上任何灾难的严重程度只有一个至为重要的标尺，那就是人命的丧失。中共尤其是毛泽东独裁时期，大规模政治运动不断，每次运动造成的死亡人数，固然多少不一，都未超过「百万」这个数量级，但是，三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无论是官方透露和海内外各种研究成果，都达到「千万」数量级。这数千万人丧生的责任算在共产党身上，有无根据？是否合理？
这就形成了对这场大饥荒两个最根本的质疑：一、究竟饿死多少人？二、原因何在？
杨继绳推翻官方对大饥荒的定性
让我们先看看中共官方的回答。对饥荒死亡人数，若干高干说过一些概略的数字，但近五十年来，官方从未发布一个大饥荒的正式死亡数；对於饥荒原因却有一个著名的提法。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是一个权威的文件，在邓小平主持下制定，主要为了应付当时党内外的批毛浪潮。决议批判了五八年大跃进运动，指为严重的「左倾错误」。对於大饥荒的描述只有这样一段话：
「由於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现在到了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这三十年中，中共官方对大饥荒的上述一段话的定性，从未改变过（或者各届领导人对此闭口不说）。换言之，对大饥荒，中共至今没有改变毛时代的定性，名称叫「三年困难时期」，原因有三：「大跃进的错误、自然灾害、苏联背信弃义」，结局是「重大损失」。这个定性是抽象的、不负责任的、违反事实的。
但是，三十年来，中国有良知的学者，一直采取「你不给说法，我来给说法」的求实态度，对大饥荒作了不少研究，包括学者蒋正华、李南、金辉、曹树基等，但这些大陆学者偏重於根据一些人口统计资料，作死亡人数的推算，而对饥荒原因、饥荒惨状的分析显得不足。直到今年八月，杨继绳在香港出版的巨著：《墓碑》，才给大饥荒研究树起一座纪念碑。杨先生是北京被认为是党内改革派喉舌的刊物《炎黄春秋》的副社长，曾是新华社资深记者，他为调查大饥荒真相，下了十年功夫。搜集大量翔实的资料，完全推翻了中共当局对大饥荒的定性。他认同「三千六百万」的死亡数字。
我的「大饥荒情结」由来已久
杨继绳来港校阅书稿时，我曾和他见面，对他治学著述风格的朴实严谨留下清晰印象。我和他交换过研究大饥荒的情况，谈到过八十年代在香港搜集大陆人口资料的往事。一九九九年我们出版《共产中国五十年》时，我曾简单地回顾过我一九八四年被邓小平点名批评的事。现在想来，有必要对此作一些比较详细的交待，因为这并非个人的得失毁誉，而是有关中共大跃进政策的一个旁证。
我的「大饥荒情结」由来已久。和杨继绳的家族遭遇不同，早在文革前，因从事水利技术工作，经常下乡去水利工地与各地农民接触。多次听到那些贫下中农主动向我们诉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情况，甚至有公社干部说四清开「忆苦思甜会」，农民不忆旧社会的苦，反而忆共产党大跃进之苦。一九六四年我曾去我的出生地湖南桃源三阳港一游，见到外婆家的老佃农谌家老大（我外祖父家是该乡地主），拉?我的手告诉我，小时候记得的谁谁谁，一个二个地都饿死了。使我心里十分震动。
后来，文革中批判彭德怀，看到他的材料深为他感到不平。文革中，我作为「四类」反党份子挨批斗。从社会上大量负面材料中，终於看清了毛「反修批修」发动文革的本质，都与那场「大跃进」的失败有关。心想有朝一日，能说话时，一定要揭露这「千古奇冤」。一个闯下弥天大祸的独夫竟然还发动（文革）这么大的运动，去打倒为老百姓说了两句公道话的老战友（彭德怀、刘少奇），且置於死地而后快，天下还有如此混帐的事吗！
从大饥荒到文革，耳闻目睹，我的世界观完全成熟，对毛和他的制度彻底幻灭。
因此，八○年来港，八一年进入新闻界（加入七十年代月刊做编辑）后，我的政论立场就是批毛不遗余力，留意相关资料。每逢遇到对毛恨之入骨的人，就像他乡遇知己般的愉快。有一次《红都风流录》的作者夷叔老先生来香港，他是高级统战对象，对毛知之甚深。他对我表示：共产党老说「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我撼不了大树，也要剥他两块树皮！
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出版
在香港虽然更深地接触资料，了解到不少毛周王朝的内幕，但大饥荒的材料仍有限。一九八四年夏天，一位北京社科院出来的生意人王俊铭先生告诉我，一九八三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出版了，你可以找来看看。对数字绝不陌生的我，拿到这本满是数字的书，一下子便发现，他们公布了一九四九到一九八二逐年的统计资料！因为以前的官方统计，在一九五七年之后，就空白，跳到一九六二年，显然是将大饥荒四年的资料封锁起来，见不得人。现在这四年的人口等数据都有了。
虽然，并不理想，如一九六○年人口锐减一千万整，没有零头──这哪像统计资料嘛，但好过没有。我兴奋而不眠地在数字中探索，估算出五八至六一年「非正常死亡」人数是一千五百三十万。后来，我又看到一套《中国人口》丛书（联合国资助出版），分各省市三十二册，不仅有数年人口数，还有死亡人口的「绝对数字」，我到处寻找，於一九九三年查到了各省的数据，便以五七年和六一年正常的死亡平均数，来估算四年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数。得出二十四个省死於饥荒的总人数为二千零四十万人。
一九八四年十月号《九十年代》月刊（已由《七十年代》改名）在中共建国三十五年专题中发表我以「牧夫」署名的文章〈中共治国三次大挫败〉，其中主要论述是「大跃进」引致之大饥荒。文中提出饿死人数之估计，还以官方数据，驳斥大饥荒的自然灾害之说，从外贸资料指出大饥荒期间粮食出口太多，进口大减，是令饥民处於死亡线的原因之一。当然，公粮徵收超过正常标准一倍，更是饥荒的主因。也驳斥了苏联撤援的说法。
邓小平内部批评牧夫文章
一个月之后，十一月十二日，总编辑李怡叫我谈话，告诉我中大教授李南雄传话，有大陆学者来港打听牧夫是谁，邓小平点名批评牧夫〈三次大挫败〉一文，指示十月号《九十年代》月刊不准在国内流传。李说，昨晚他又将我的文章详读一遍，觉得写得持平，没有情绪化，都是根据官方资料。不知何以如此被重视？
接着，李怡召集编辑方苏一道商讨这件事。李说，可能是文章把三十年全否定了，邓要维护党；方说，中共老是只准自己说，不准别人说。他可以否定，你不能去否定。我则表示，这篇文章份量不轻，有新观点，把批评具体化了，他们受不了。你可以笼统批评大跃进怎么错，但要具体批就不行。我还谈到对大跃进饿死人的感受，说那么惨，提起来都会哭……我还表示，邓的批评显示杂志的影响力。
过两天，十四日，李怡请大家在合和中心饮茶。他笑?说，牧夫已是「邓小平级的人」，应该由我来请客。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以上是根据我当年日记摘录的部分细节。
中共领导人点名批评一名香港的评论家，确实是绝无仅有的事。李曾表示，他将披露邓的批评，但他没有做。我也没有「跟进」。
这件被老邓点名批评的事，经过大致如此。事隔二十四年，这样写出来并非炫耀我的文章如何高明，事实上，我的一点功夫比之后来几位学者的研究，是很肤浅和简约的（例如曹树基查过上千册县志及明清的史藉，作背景分析）。只不过我用的方法和作出的结论没有大的问题。我没有忘记李卜克内西的一句话，他说，知识份子斗争的武器是论据。值得解读的是：
邓小平为甚么要批评我的文章？
一、邓点名批评的真实性。我虽然没有专门去做证实，但估计是可信的。根据是，当时《九十年代》这个刊物和北京当局的关系，不是香港一般媒体可以相比。虽然，该刊在八○年之后，言论方向已向右转，但组织关系如何，是外人很难明白的。该刊七○年创刊以来，一直是中共统战海外青年知识份子的一个重要阵地，在港共中的地位大大高过今日《镜报》月刊。由於其七十年代追随文革的极左路线，而中共已否定文革，其言论向右转乃是不得不为的选择。但该刊八十年代初期至少还维持?和北京方面的某些内部联系，仍是一份有统战价值的中共高层重视的内参读物。而透过官方学者传话，并非小道消息。
二、邓为甚么要批评牧夫这篇文章？现在看来，比较清楚，那就是反映了中共高层，尤其是邓小平这号人，完全了解中共内部的要害所在，而不能容忍公开地揭露其要害。具体说我的文章令老邓不安之处，不在於估算了大跃进饿死人的数字大小（我的估算明显偏低），而在於确凿地指出饿死人的原因，戮穿了他们维持多年的谎言，将饿死这么多人的罪责完全归结到中共政策上面：苛政猛於虎。
邓作为毛的亲信，是何等精明的共犯！他肯定知道中共几十年统治，就是「大饥荒」这一关过不去，其他问题都可以推到阶级斗争、敌我矛盾、四人帮之类遁词上去。这位总书记绝对知道饿死的几千万人都是农民，是中共口口声声依靠的贫下中农！而有无天灾、苏联是否逼债（现有资料显示，苏共非但没有逼债，还减轻了中国的债务）？他比谁都清楚！他相信拥有的绝对权力可以定一个铁案。
杨继绳的书，惊人地揭示一九六一年陈国栋、周伯萍、贾启允三人汇总各省人口统计，全国少了几千万，报告给周恩来毛泽东二人。周恩来阅后通知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三人销毁材料和印刷版后，周不放心还特地电话追查一次。周伯萍时任粮食部副部长。杨继绳采访所得，公安部规定各省人口统计数是「绝密」资料，只能让极少数人看。如山东省只有正副书记、正副省长、公安厅长五人可以看！可见，中共高层对酿成大饥荒的犯罪恐惧是如何深重！心理是何等阴暗！
毛制造大饥荒的罪责终将清算
我的文章，是《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出版后，第一个公开的回应，邓小平的紧张应可以理解。重要的是，这是中共领导人三十年中唯一一次对揭露大饥荒真相作出的反应。
两年后，我发表批周文章〈另一个周恩来〉，在香港舆论界亦激起一片涟漪，并引起北京决策方面（邓力群）的注意。后来我们又出版《红朝宰相：周恩来人格解剖》长销至今，去年东京发行日文版。但是周助纣为虐的一面（多次逢迎毛意，曲解大饥荒，有案可查）仍然被官方强力的粉饰所掩盖。
最后应指出毛对大饥荒造成巨大死亡的态度。众所周知，毛曾多次在党国重大会议上，肆无忌惮地大谈「杀人」经，杀了多少，杀与不杀……从历次运动杀人策略说到原子大战死一半无所谓。霸气凌人，不可一世。殊不知在现代政治中，尤其是死刑已遭到质疑的潮流下，举世没有一个领袖敢於在殿堂之上这样炫耀杀人的权力。毛承继苏区「杀人放火，占山为王」的土匪作风统治一个大国，毒化千万干部，杀人如麻、死人无动於衷便是必然的局面。看看杨继绳书中，那些人吃人的悲剧，今人不可置信。
但是，没有记录看到毛这样公开说「大饥荒」的死人问题，他有忌讳。当我们读到刘原一九九八年文章，写父亲刘少奇六二年当面对毛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无语。但是他记住了。为刘这句话，他就该下台。害死三千万人，罪不可恕。但朕既为霸王，岂容你等得势？张戎毛传披露，刘少奇在饥荒最惨烈的一九六一年初告诉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中国已有三千万人非正常死亡。
大饥荒三千万冤魂决定了毛要以「亚洲最大的政治流氓」（刘宾雁语）的一切手段，不计后果地铲除一切可能找他算帐的人。虽然如谢韬教授这样的智者幸免於死，终於在去年《炎黄春秋》上呛声：「三年大饥荒死了三千七百五十万人，成为古今中外最大的暴政。」
然而，这位古今中外最大的暴君，仍然被供奉在北京红庙里。一九六一年饿殍遍野之际，他对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中国人不缺粮食，吃得好。」这篇谈话已经解密，公开出来，十三亿人却无一人站出来直斥其非。
人血不是水，滔滔流成河。这是林昭的名句。三千万条人命是超过二次世界大战死亡总数的一笔血债，中南海的贪权食利者，以为凭几杆破枪一袋臭钱就可以毁灭一个民族的记忆，西谚有云：「你可以长久骗一部分人，也可以骗很多人於一时，却不能骗所有的人於永远。」杨继绳宅心仁厚，建议天安门立大饥荒纪念碑，这是中国人起码应该做的事。
（2008年9月25日 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