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骁军 42岁，他曾经在山西多家媒体从业，开过摄影工作室，称自己为一个摄影人。(上图由戴骁军本人提供)
- 对话动机
9月25日，戴骁军拍下了真假记者在山西霍宝干河煤矿领封口费的一幕，并将这些图片发到了网上，引起媒体和政府的关注。
戴骁军的行为动机是什么，面对网友对其的质疑，他又如何回应。在他看来，封口费被曝光会对矿难瞒报产生怎样的影响？
11月3日，本报记者电话采访了戴骁军。
- 事件时间表
9月20日
山西霍宝干河煤矿发生一起死亡矿工1人的责任事故。
9月25日
在《西部时报》山西记者站从事报道工作的戴骁军，接到媒体朋友报料后，拍到山西霍宝干河煤矿矿难事故中记者领取"封口费"的画面，并随后在自己的"直播间"博客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发表了博文《霍州霍宝干河煤矿为瞒矿难狂发"封口费"》。后经媒体报道，引起关注。
10月25日
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山西省新闻出版局先后派出调查人员对此进行调查。经初步核查，领取"封口费"人员中，持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新闻记者证"的有2人，其余多数则是假冒新闻单位的社会人员。
因揭露山西矿难真假记者领取封口费事件，戴骁军就猛然名声大振了。不过，在他看来，真正的媒体是好的，而这一批假记者让记者行业蒙上了一层灰色。
拍照前已商量好退出方案
新京报：当时你怎么知道有领封口费的事情？
戴骁军(以下简称"戴")：当时是山西报业集团下面的一个资深记者，知道这个煤矿发生了矿难。他到了那边之后给我打电话，说有很多人在领封口费，大概有近百人。他当时没有带相机，让我拿相机赶过去。
新京报：你的意思是，当时的举报人是山西报业集团的一个记者？
戴：对。他举报给我的，他不太想露面，希望我可以去做这个事情。
新京报：到了现场看到那么多人，是种什么感觉？
戴：虽然以前看过相关报道，但是没想到看到真实的情景，会真的有那么多人。
新京报：拍照的时候害怕吗？
戴：怎么不害怕？整个脊背都发凉。我当时就想到了兰成长，他可是活活被打死的。当时那种情景，不用矿主，那些假记者都会打我。
我跟我的合作伙伴商量好了最好的退出方案。在楼下，他把车发动好，我一旦从楼上冲下来，就立刻开车。如果我在上车前被人抓到，就把相机扔到车上。合作伙伴拿相机先走，然后报警。当时我想的就是照片第一，如果我不这么想，只想到生命，这个事情就做不成。
新京报：他们当时发现你了吗？
戴：我速度很快，拍名单只花了几秒钟，退到楼梯里又拍了几张。那些人还处于发蒙状态，我已经上车了。而且我们到了车上先是向相反的方向跑，怕有人跟踪，然后再折回去。
"不能因为涉及我们报社就不公布"
新京报：把这些照片传到网上时，你想到过结果吗？
戴：当然想到过。我记录下来公之于众，肯定会捅到某些人的痛处。但是也没有多想，既然要做，也就不想那么多。
新京报：可是，现在有人质疑你的身份，说你也是假记者。
戴：首先我要说，我举报这个事情，是以个人的名义，不是以记者的身份。我作为一个公民，举报是我正当的权利。现在网上有很多人质疑我，是很正常的，因为我捅到了一些人的痛处。我不想针对这个事情说太多。
新京报：你有新闻出版总署发的证件吗？
戴：没有。
新京报：那你的身份是西部时报的通讯员还是记者？
戴：我承认我在山西记者站不是记者身份，而是通讯员。但我在《西部时报》一直发稿子，而且都是有关山西省委省政府的重要会议与活动，比如报道奥运火炬手。我在报纸上发表稿子，有时署名通讯员，有时署名记者，对此我也搞不明白。
新京报：这个事情之后报社领导找过你吗？
戴：没有。
新京报：会不会觉得奇怪？这本来是为报社增光的事情，反而显得有点尴尬。
戴：我是有点难受，但也没有主动找过报社。我想用一种平淡的处理方式来处理这个事情。
新京报：就你自己的想法来说，你们报社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态度？
戴：如果我个人猜测的话，也许是因为我拍的四张名单上有一个西部时报的赵某某。但是西部时报驻山西记者站一共就三个人，那个人我不认识，他并不是山西站的。而总部来山西的话，也会通知我们。所以这个赵某某应该不是我们的记者。
我整理照片的时候发现了山西时报的名字，我不能因为涉及我们报社，就不公布。我记录就要真实地记录。
几年前看过"封口费"相关报道深有感触
新京报：网上也有人说，你当时也想领封口费，结果没有领到，然后揭发？
戴：这种说法我不会去理。如果这么说，那他们就拿出证据来。对于这些诬蔑，我会在适当的时候用法律来维护自己。到最后，调查结果出来，我相信社会会给一个公正的看法。
他们那些人现在巴不得我回应他们，和他们斗来斗去。我不上这个当。
新京报：你在山西做了很多年的媒体工作吗？
戴：在西部时报3年，在山西其他媒体也呆过，我还曾经开过摄影工作室。虽然我们现在文字和摄影不分，但我更多的还是一个摄影记录者。
新京报：特别想问的是，你把这个事件记录、公布出来的动力是什么？
戴：几年前我看过一个报道。在河南的一个乡里发生了矿难，报纸上登了一张大楼的照片，下面有一行文字说明，说当地矿难没有上报，很多人在这座大楼里领封口费。
这张照片给我的刺激很大，我就想为什么只能在外面拍个大楼，我的镜头能不能伸进大楼里，去拍更真实的情景，去拍领封口费的人。
新京报：是长久以来的一个心愿？
戴：对。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有时候胆量也不够，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冒险。
"就是这批人把记者的名声弄坏了"
新京报：就你所知，在山西矿难领封口费是一个常态吗？
戴：我觉得大家现在有一个误区，总以为这个只存在于山西。其实不止山西，在全国各地都存在这种情况。只要有高危行业，这种现象就存在。这批人并不只在山西。
新京报：你说的这批人是指？
戴：存在这样一批人。他们基本上是来自社会上的无业游民，移动性很强，互相之间基本上都是短信通知，哪里有事就到哪里，去索要封口费。
新京报：在这里面有真记者吗？
戴：这次调查组公布的名单里，有两名记者有新闻出版总署发的证。但准确来说，只有一名，因为另一名是我提到的举报者。
新京报：他领钱了吗？
戴：没有领过。在调查组来之后，我们已经把这个事情跟他们说了。
新京报：那你觉得，在类似封口费事件里，有真记者和假记者联合吗？
戴：我也只是听说，没有真正见到过假记者和真记者的联合。从调查结果也可以看得出来，像中国教育电视台的那个节目，也是一个承包栏目。真正的记者很少，就是这批人把记者的名声弄坏了。
但是矿主往往不管真假。这批人如果达不到目的的话，就会把这些事情捅到真记者那里，所以矿主也只能给他们钱。
"矿方不仅瞒报矿难还要瞒报领钱人数"
新京报：你在博客上撰文说，人数远远不止28人？
戴：光那天我拍到的名单，4张照片就有38人，而且还有很多没有拍进去的。矿方说只有28人明显是撒谎，他们不仅瞒报矿难，还要瞒报领钱的人数。
我就是要看看他们还能骗多久，现在我最关注的就是这个事情的结果。调查组和政府都非常重视，我想一定会把事情调查清楚的。
新京报：你希望的最后结果是什么？
戴：我当初的想法是，希望这个事情能成为全国打击假记者的一个起点。我希望最终的结果不仅仅是打击假记者领封口费，也希望国家能够出台一个政策，在第一时间进入矿难现场，让矿难瞒报不再发生。
新京报：你觉得什么样的政策能够使矿难不再瞒报？
戴：现在有110、120、119，为什么矿难不能有一个特殊的号码做举报电话？现在矿难虽然有举报电话，但是有几个人知道那个号码是什么？而且那个号码还要收费。
矿难设一个举报电话，在最短时间内给举报人高一点的举报费。这种奖励机制能够调动起举报人的积极性，不管举报人是什么身份，只要举报就有奖。这样，调查组第一时间进入，什么封口费都来不及给，想瞒报也没有办法。
另外也应该开通短信通道，有些矿工想举报，不用打电话，发个短信，矿主一点办法都没有。
新京报：你觉得举报费多少合适呢？
戴：这个应该由政府决定。但是我觉得不妨高一点，这比起昂贵的封口费来说，高一点不过分。
现在经常接到恐吓电话
新京报：听说你现在接到很多恐吓电话？
戴：是，非常多。大多数打过来，说的都非常简短。大致就是小心点之类的，就挂了。还有的电话打到了我爱人那里。
新京报：害怕吗？
戴：我个人来讲，不害怕。但是家人是我最担心的，我给他们买了保险。其他的，我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去保护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守在他们身边。
新京报：你做这个事情，也有为记者这个行业正名的意思吗？
戴：你说得很对，那一批人让我们这些记者做得很累。在山西，很多人一听到记者是那种眼神，我特别受不了。真正的媒体是好的，而这一批假记者让我们记者行业蒙上了一层灰色。
我希望这个事情能够把记者身上那层灰色的东西剥开，让大家看看，真正的记者是好的，不是领封口费的那些人。
新京报：你现在觉得自己是一个英雄吗？
戴：没有想过。我只是记录了我所看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