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理说，在民主社会，公权力乃是出自民意的让渡和授予，它实在没有充分的理由再玩专制时代的那一套把戏。但亦有例外。据报道，2008年11月8日上午，陕西神木县公安局在内蒙古召集辖区内的煤老板召开座谈会，某局长首先发言，称"刑事案件的频发，使公安机关并不宽余的经费更加紧张"，"根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原则，倡导花钱买平安，平安促发展，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随后有煤老板现身说法："......为公安分局集资，让他们多买几部车，对干警们待遇稍微提一提。虽然名义上是支持了公安局，实际是对我们个人利益加强防范。"--话说到这里，哪个参会的煤老板会不识相而不交钱呢，不然以后的生意就没法做了？大家纷纷慷慨解囊，据统计，当场交的现金在300 万元以上。（见《三秦都市报》11月9日报道）
这里至少有三个细节值得注意：第一，会议地点选在了内蒙古境内，而非在自家地盘；第二，座谈会会场没有悬挂任何标语；第三，所有参加会议的公安干警没有一人穿警服。这些均可说明，警方还是对自己的做法有所顾忌，还晓得自己身上的制服代表了什么。可反过来一想，警察不穿警服，不就是普罗大众吗？哪个普罗大众敢于明目张胆收煤老板的钱，不就是黑社会吗？当公权力与黑社会秘密或公开结盟，法律的尊严受到了玷污；当公权力直接扮演了黑社会的角色，其执政的合法性根基便开始摇摇欲坠。
公权力与黑社会之间一直存在隐秘而繁杂的血缘关系。我们不妨先做一个总结：黑社会合法化，就是公权力；公权力非法化，就是黑社会。这一个"法"字，真是奥妙无穷。谁掌握了"法"的诠释权，谁是法权的主人，谁就可以划分公权力与黑社会的鸿沟，就可以为二者做DNA鉴定。
继续说公权力。公权力向黑社会转化，脱掉制服，穿上长袍马褂，多少还是要冒一些风险的，哪怕它手里有硬邦邦的枪杆子。而且，黑社会收保护费，虽然更为痛快，可毕竟不敢公然实施，只能锦衣夜行，正如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那样，神木县公安局开座谈会向煤老板要钱，连警服都不敢穿。公权力则不然，它若想揽钱，完全可以冠冕堂皇，巧取豪夺，只是有些事，实在无法公开操作，只好回归黑社会打家劫舍、敲诈勒索的勾当。可以想象，神木县公安局如果能公然逼煤老板掏腰包，何必不远千里、偷偷摸摸开劳什子座谈会呢？它们所举出的理由--"并不宽余的经费"--很可能便是实情。说到底，公权力黑社会化，亦是迫不得已。至于谁让神木县公安局的经费"并不宽余"，则是公权力内部的一笔呆帐，不算也罢。
俗话说，流氓会武术，谁也挡不住。公权力黑社会化正属于这种结合了双重恶的残酷情境。对于煤老板而言，恐怕他们还是更愿意和黑社会直接打交道，而非是黑社会化了的公权力。对前者还有道上的规矩可讲，对后者，你就是刀俎上的鱼肉，只有被吃的份。也许，有人说，这些煤老板，大多数都是黑心肠，发的是不义之财，他们即便是鱼肉，亦是腐坏的鱼肉，让公权力或者黑社会去吃，属于黑吃黑，吃坏了肚子最好。对此需要说一句：以恶抗恶，最终只能衍生恶，使这个世界愈加恶化。
回头想想，被冠以"黑心"的煤老板挺难的。除了依法纳税，公安局要变相收保护费，记者来了要给封口费，在各种不正当的"费"、各种潜规则之间，生长了一个变质的、苦难的、矛盾沉积如火山的中国。要了解这一个中国，你必须像剥洋葱一样，剥除层层辛辣的黑幕，深入权力博弈的的真相。要整治这一个中国，则不是某一脱轨的、腐败的环节的修理工作--譬如说，免去神木县公安局负责人的职务，就能防止保护费的泛滥？更深层次上，则需要权力的压缩与制约，不仅是警察权、行政权，而是对整个公权力的全方位革命。即是说，从根子上斩断公权力与黑社会的一切血缘，顺便在公权力下身抹一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