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8-12-16 01:49:54作者：大纪元
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把中共政权带入了权力危机，公众因投资失败和工厂裁员，引起对政府的强烈不满。尽管目前为止，不满的表达还仅是小规模的抗议，但对一个禁止公众抗议的集权政府而言，却足以令其紧张、惶惶不可终日。
洛杉矶时报十二月十二日报导，广东省玩具厂被辞退的工人们捣毁窗户和电脑并推翻警车，哈尔滨一家酒厂的员工到北京的公司总部索回工资，在传播至七个省的出租车司机抗议中，两万之多的出租车司机与警察对阵。
正当中国经济下滑，这样的愤怒抗议时有发生。北京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小正( Zhou Xiaozheng，译音)说：“这无疑是自一九八九年以来我们所见过的最严重的问题。数百万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丢失工厂工作的民工们没有可返回维生的土地。”
像周这样的学者们认为，经济危机会使中共当政者面临着自二十年前的天安门广场学生抗议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
目前中国的失业率估计最多不超过4.5个百分点，而美国现在则达到6.5个百分点。问题是一般的经济增长对一个过去五年来一直靠两位数的增长而维持的政权体制而言是不够的。纽约大学经济学家罗比尼(Nouriel Roubini)在上个月一篇被广泛引用的新闻消息中说，没有百分之九到百分之十的增长，中国的经济就会“硬着陆”。
一般人都知道，中共统治之所以能维持到二十一世纪，是由于这个国家快速的经济发展。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教授苏珊·谢克(Susan Shirk)说：“我认为中共领导人被吓呆了。他们肯定知道一党独裁与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有关联。”
中共政府尤其脆弱的一点是，经济上受伤害的人们没有合法的通道发泄不满。他们不能选举他们自己的领导、不能罢工、不能得到法庭的赔偿，他们只有抗议。而当警察介入时，事件就迅速演变成暴力。
惧怕社会动荡
失业而绝望的流动人口是中共的梦魇。一位政府经济学家周田永(Zhou Tianyong，译音)上星期在一报纸社论中说，“通过盗窃和抢劫来重新分配财富的事件会急剧增加，社会不稳的危险也将增长”。
不只是流动人口会反抗。中产阶层人士在投资、房地产及股市风险方面相对而言还是新手，他们会很快转向谴责政府。一位66岁的退休邮政工人熊环勇(Xiong Huanyong，译音)说：“一些人在股市上失去了一切。他们卖掉了房屋还借了款。梦想股票收益，他们认为应该有更健全的股市管理。”
摇摇欲坠的中国经济：大变时刻
环球邮报十二月十二日MARCUS GEE 的评论文章指出，全球经济危机摆在中共面前的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渡过这一危机。要让这个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度过这一困境，中国需要彻底改变经济运作与政府管理模式，简而言之，中国需要大胆。这却不是北京那些封闭的中共官员们的特点。
不幸的是，中国深层的问题不是大堆的金钱或单一的经济刺激能解决的。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期，政府干涉太多。北京仍然不许燃料及电力价格自我调控，不许货币在国际市场自由贸易，不许农民拥有他们所耕作的土地，低效的国有企业仍然控制着中国的大部份经济，而银行又太过为中共政治目标所羁绊。
要度过艰难时期，中国需要小而灵活的经济，需要更富创新而更少官僚的公司，需要更好的财产权，需要出版自由来揭露腐败，需要好得多的健康福利保障，来让中国人不再为养老和生病而过度储蓄。
还有一小点：中国需要民主。事实上，没有民主赋予它合法性上的自信，中共只是一头极胆小的兽。艰难时刻需要巨变，北京最好懂得这一点。否则出口萎缩就会只是最轻的问题。
洛杉矶时报十二月十二日报导，广东省玩具厂被辞退的工人们捣毁窗户和电脑并推翻警车，哈尔滨一家酒厂的员工到北京的公司总部索回工资，在传播至七个省的出租车司机抗议中，两万之多的出租车司机与警察对阵。
正当中国经济下滑，这样的愤怒抗议时有发生。北京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周小正( Zhou Xiaozheng，译音)说：“这无疑是自一九八九年以来我们所见过的最严重的问题。数百万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丢失工厂工作的民工们没有可返回维生的土地。”
像周这样的学者们认为，经济危机会使中共当政者面临着自二十年前的天安门广场学生抗议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
目前中国的失业率估计最多不超过4.5个百分点，而美国现在则达到6.5个百分点。问题是一般的经济增长对一个过去五年来一直靠两位数的增长而维持的政权体制而言是不够的。纽约大学经济学家罗比尼(Nouriel Roubini)在上个月一篇被广泛引用的新闻消息中说，没有百分之九到百分之十的增长，中国的经济就会“硬着陆”。
一般人都知道，中共统治之所以能维持到二十一世纪，是由于这个国家快速的经济发展。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教授苏珊·谢克(Susan Shirk)说：“我认为中共领导人被吓呆了。他们肯定知道一党独裁与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有关联。”
中共政府尤其脆弱的一点是，经济上受伤害的人们没有合法的通道发泄不满。他们不能选举他们自己的领导、不能罢工、不能得到法庭的赔偿，他们只有抗议。而当警察介入时，事件就迅速演变成暴力。
惧怕社会动荡
失业而绝望的流动人口是中共的梦魇。一位政府经济学家周田永(Zhou Tianyong，译音)上星期在一报纸社论中说，“通过盗窃和抢劫来重新分配财富的事件会急剧增加，社会不稳的危险也将增长”。
不只是流动人口会反抗。中产阶层人士在投资、房地产及股市风险方面相对而言还是新手，他们会很快转向谴责政府。一位66岁的退休邮政工人熊环勇(Xiong Huanyong，译音)说：“一些人在股市上失去了一切。他们卖掉了房屋还借了款。梦想股票收益，他们认为应该有更健全的股市管理。”
摇摇欲坠的中国经济：大变时刻
环球邮报十二月十二日MARCUS GEE 的评论文章指出，全球经济危机摆在中共面前的最大的问题是：如何渡过这一危机。要让这个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度过这一困境，中国需要彻底改变经济运作与政府管理模式，简而言之，中国需要大胆。这却不是北京那些封闭的中共官员们的特点。
不幸的是，中国深层的问题不是大堆的金钱或单一的经济刺激能解决的。中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期，政府干涉太多。北京仍然不许燃料及电力价格自我调控，不许货币在国际市场自由贸易，不许农民拥有他们所耕作的土地，低效的国有企业仍然控制着中国的大部份经济，而银行又太过为中共政治目标所羁绊。
要度过艰难时期，中国需要小而灵活的经济，需要更富创新而更少官僚的公司，需要更好的财产权，需要出版自由来揭露腐败，需要好得多的健康福利保障，来让中国人不再为养老和生病而过度储蓄。
还有一小点：中国需要民主。事实上，没有民主赋予它合法性上的自信，中共只是一头极胆小的兽。艰难时刻需要巨变，北京最好懂得这一点。否则出口萎缩就会只是最轻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