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很清楚，他们不许人诉说文化革命的罪恶，这罪恶的老戏就会新演。他们要讲以人为本，结果是学生还在以师为敌。他们不准说土改、镇反、统购、大跃进、文革那些历史的真相，贯穿那些运动中的告密惯性与惯力，就仍在下一代又下一代身上表现与反映。他们的白皮书不是说人权状况己很有改善吗?杨教授公开的言论自由，仍受学生与公安的侵犯。其实，几十年来，中共推行的所有革命运动，都是靠窃密告密作武器，冷战时期，社会主义阵营对抗资本主义阵营时，苏联史大林的特工就从美国罗森堡夫妇窃走核秘密，中共今日以商业进出口公司活动于世界，暗地仍在窃取高科技秘密。一部中共史，有一条黑线贯串的就是他们称为无形战线的告密窃密的特工史。从蒋介石身边有中共地下党员郭汝瑰为他编制徐蚌会战计划（中共称淮海战役）大将胡宗南进攻延安，有中共派的特工熊向晖在身边出谋。所以，102岁的孙元良将军接受居美作家邓义的采访时要批判毛泽东那"枪杆子出政权"的说法，称中共是特工出政权。了解窃秘告密在这个邪党中的地位，就能更明白今日大学生告发老师的源流与背景了。
告密，历来视为卑鄙小人的宵小行为，在中国这道德伦理社会，是最受谴责与不耻的。但是，在中共的辞典里，却是好的表现，早在1950年代的大中小学，有一个最流行的名词叫：靠拢组织，把这名词剥开一看，就是向党组织汇报与反映情况，在大陆的每个人，即便未入单位，他的档案里，日积月累塞满了告密者递的汇报与条呈，文革中流传于社会的那些档案，曾曝光档案里那些对人的监控，引人愤懑。那几十年的毛时代，反映情况靠拢组织成风，在党内，告密，视为党员的优秀党性;在党外，是入党前表现靠拢党组织的手段，因此，这种你告密我，我告密他，正是毛泽东在人与人之间搞阶级斗争的条件。告密窃密使他们的党性，人性卑劣化、小人化，流氓化了，由这么些人形成的组织，能称现代意义的政党吗?并且，把党里的告密，推向社会，街道派出所与居民委员会，就是收集汇报与小报告的单位，他们逼五类分子与管制分子，去汇报自己的思想与活动时，还必须汇报检举别人的活动与言论。利用垄断一切生存资源的分配，如给一份工作做诱饵，给一点虚荣与小惠作奖励，就可以在居委会指挥下，组织无知妇女为小脚老太婆侦缉队，到处缉拿可疑现象，去密告可疑人物，在严密布置情报网方面，纳粹不及，苏联也不如吧?
1950年我进入单位;最令我惊讶的是一位中共党员在所谓反封建运动中，为了表白自己与封建家庭的彻底决裂与背叛，把家庭隐私与父亲隐私在小组会上向组织告密，受到表扬又在单位及其他单位去巡回表演这种坚定的反封建立场。我看到几千年的伦理社会，以忠于党代替了忠于父母的孝，以阶级关系代替父子、兄弟、朋友关系。社会开始崩裂了。
翌年，我到广汉参加土改工作，斗地主之前，要搜集地主的劣迹，就又背着地主先发动农民告密与检举，工作组就常收到民兵与所谓积极分子的情报，捕风捉影，猜疑推断，都成了打垮所谓地主威风的口实。传统的礼义社会、和谐的宗族与邻里社会，也撕裂了。
从1955年的肃反与审干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肃反中提倡的怀疑一切由疑点写成的那些告密材料;在反右时，都成了划右派的依据，而大字报对人身攻击的材料，这种告密公开化的活动，又成为打右派的手段。其实，这些手段早在1930年代的川陕苏区，就存在了，1956 年，我出差到万源作调查，当地民众告诉我，33年，只要你想报私仇，去张国焘的红军告密，说你仇家私藏粮食不交，晚上， 红军就去杀了全家。这家的亲戚不服，又去密告那告密者私通"白狗子"（国军称白军，蔑称白狗子）于是;红军又去捕杀告密者这一家。这种 1930年代的赤色恐怖，到了1960年代，毛泽东发动的文化革命，造反派的抓对立派别的人，怀疑是探子、间谍而用私刑惩罚，岂非老戏新演吗?
自从中共的党化教育进入学校，党主一切代替了教授治校，把学生都变成党主的奴才，以告密去讨好主子，这种校风，还是从幼儿园的孩子就培养了，阿姨把向他（她）去告密的孩子视为乖娃娃，还挂红花哩!人们说的党化教育灌输的狼奶，是从孩子就抓起的呵!
告密活动是由阶级斗争发轫的，为阶级斗争服务的，谚语说的"鹤蚌相争，渔人得利"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都可解释挑起斗争者的诡秘。告密正符合专制者分而治之的阴谋，今天，这阴谋己扩张到海外的华人社团与民运组织。中共用告密把人奴才化、工具化，使人在互相斗争与猜疑中丧失互相信任；社会千呼万呼要讲诚信，市场不要欺诈，这告密对人心理产生的病变，不根除，能恢复人良性的诚信关系吗?华东政法大学这学法的学府，学生竟然由告密显示对宪法中言论自由的无知与蔑视，岂非荒诞得可笑吗?这样的未来法律工作者，能是法制建设者吗?告密，败坏了中国为数不少人的素质，阻碍了现代人与现代公民的发育与成长，把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破坏，把人的真、善、美向往扼杀，使民族素质与精神低劣化，要获得恢复，可能要一两代人的努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