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土改时家庭被划为地主成分，故一直处于沉重压迫之下，父亲在四清运动时被诬告为组织反革命集团，受到酷刑对待，在寒冷的大冬天，被吊起来打昏后用冷水泼醒了再打，以后也一直无片刻轻松之时。
因成分问题，在大集体分粮食时，经常被打折扣，以致口粮严重不足，小时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晚上无饭可吃，母亲就哄我和弟弟睡觉，后来据母亲回忆，当时一天吃两顿，早上是一顿稀粥，中午一顿干饭，晚上就不吃饭。我母亲经常说一些善良的老太太们说全村就我们家四个人脸上颜色最差，可怜我弟弟因长期饥饿，抵抗力太弱，不幸患上了脑膜炎，又不幸遇上不负责任的医生打错了药，还不到上学年龄就夭折了，而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跟我一起背着书包上学，他小小的遗体被从医院拉回来躺在门板上时，还不甘心的睁着大大的眼睛，这个世界对他太残忍了。每当想到他短短的悲惨，就禁不住痛苦的流泪。
随后我一个小小妹妹，才四岁，因得了点小感冒，我母亲怕她又遭到我弟弟那样的命运，就抱她到村医务室打针，结果医生喝醉了酒，又打错了药，还没回到家，头就耷拉下来了。送到镇卫生院抢救也来不及了。最惨无人道的是，因我父母软弱可欺，当时本来我弟弟不幸夭折，再生我妹妹本来不算超生，生产队长为了弄钱买车，硬说我妹妹属于超生，罚款三百五十元，可怜我父母因为还要赡养我祖父，一年也挣不到一分钱的工分，加上我弟弟治病花了几千块钱，都是借亲戚们。
我妹妹被打错药后，因大队的赤脚医生是当时民兵连长的弟弟，在我父母向镇上告状后，民兵连长打通关节，父母告状无门，他们为了不让我父母继续告状，就承诺说取消超生罚款，可生产队长却把自己买车贷款中的三百五十元转到我父亲名下，并没有告诉我父亲，多年以后，利滚利到几千元，镇信用社到我家让我父亲还钱，并威胁要动用国家武装力量。
当时我已经十几岁了，在上高中，第一次只来了一个信贷员，我并不知道他找我父亲谈什么，只看到我父亲可怜的窝在墙角，很少说话，那个信贷员走后，我问我父亲，他也没有说，还是我母亲私下告诉我的。第二次那个信贷带来了一个狠角色，当时暑假，我正好在家，就说了几句话后，那个信贷去调查了一下我上学的成绩后，就跟我父亲说利息就不要了，只要给四百块钱就行了，我父亲就背着我借了四百元钱给了他。
后来秋收后卖了粮食，因为还别人的这四百块钱，就没足够的钱上缴政府的各项税费，还差一些，镇政府要我父亲和别的没上缴完全的人去开会，威胁说不上缴完，就把在上学的孩子赶回家，我父亲苦闷不已，终于忍受不了压力向我说了，说我可能上不了学了，我说这是违法的，不用管他，他不让我上学我就告他。后来就不知道怎么样了，估计我父亲又借钱上缴了，因为我再没看到人去催逼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