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9-01-01 05:23:00作者：程风
2008年11月底欧洲已经转寒，魏京生先生风尘仆仆地从美国来到德国首都柏林。因为是临时决定，他在德国的朋友匆匆与议会各党派联系，在两天内就获得了德国政治家们热情的确认。在柏林的三天行程中，魏先生分别拜访了德国议会各党派的五位议员和外交部，就德国对华政策和德国之声广播电台事件，与政治家们进行了讨论和磋商。
11 月26日中午，德国政府的人权专员冈特·诺克先生（Guenter Nooke）在外交部的国际餐厅与魏先生共进午餐。陪同的还有诺克先生的秘书阿斯童博士（Dr. Jurij Aston）。诺克先生代表德国政府参加中德人权对话,刚从中国回来。他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东德参加过民主运动，所以见到魏先生如故友相逢。他告诉魏先生: 在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血案时，他写了抗议信发给中国政府，可惜被东德政府截留。会谈中魏先生介绍了中国内部社会矛盾的尖锐，同时介绍了欧美各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希望德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继续保持对中国政府的压力。
诺克先生是德国之声广播电台监事会17位成员之一。所以魏先生向他介绍了近年来中共收买海外华文媒体、渗透西方主流媒体的情况。还介绍了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防止中共渗透的措施。中共对海外媒体的渗透，已经不亚于其对西方外交、军事领域的渗透。诺克先生非常有兴趣地倾听了魏先生的叙述。作为当年东德反对党的成员，对共产党的渗透活动他十分熟悉。他表示一定会将魏先生的意见带到次日召开的德国之声监事会的讨论会上，不希望德国之声中文部成为中共在海外的传媒。
11月26日下午，魏先生拜访了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外交政策发言人埃卡德·冯·克拉埃顿先生（Eckart von Klaeden）。同时在座的有他的资深外交政策顾问亨利·克莱夫特博士（Dr. Heinrich Kreft）。克拉埃顿议员于2007年11月代表基民盟主持撰写和发布的“亚洲外交政策新战略”,成为该党和德国政府的亚洲政策大纲。报告中提出的价值观外交的新概念，即德国要与亚洲的民主国家加强政治与经济交往的政策，震动了中国政府。
魏先生首先感谢基督教民主党主席梅尔克出任总理后，在对华政策上作出了一系列调整。尤其将促进中国民主与人权看作是自己的责任，不像前任总理施罗德那样推行赤裸裸的利益外交。魏先生与克拉埃顿先生探讨了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中国政策，交换了他们各自所感受到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可能动向。魏先生谈到了在目前的金融危机下，中国和世界政治与经济可能发生的变化。当魏先生介绍中国政府的金融救市、尤其是中国政府可能还掌握的外汇储备时，克拉埃顿先生笑着说，和他们估算的基本相符。在谈到德国之声中文部直接或间接地负面评论梅尔克总理及其外交政策时，克拉埃顿先生表示一定要亲自过问此事。并请求魏先生的朋友帮忙收集相关的文章直接交给克莱夫特博士。克拉埃顿先生表示，维护梅尔克总理的国际形象和价值外交观,是他不可推卸的职责。
11月27日上午，魏京生拜访了自由民主党议员克利斯朵夫·魏茨（Christoph Waitz）。魏先生回顾了当年与自民党老主席兰勃斯道夫伯爵的许多交往，感谢自由民主党对西藏问题和中国民主运动的关注。魏茨先生表示，尽管德中贸易交流总是赤字，但从自由民主党倡导自由经济和自由贸易的基本理念出发，他不赞同德国和中国双方采取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魏先生则表示，美国将上任的总统奥巴马提出的对华经济政策非常值得自由民主党借鉴：即德中双方应当排除贸易障碍，尤其是排除中国方面由于官僚、腐败和行政干预所造成的各种不利于中德经贸交流的障碍，这对两国的经济发展都有利。魏茨先生也非常关心在金融危机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德资企业在中国的出路。双方就金融危机下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交换了各自的观察和分析。会谈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预定的时间，离议会记名投票只有十分钟了，秘书只好进门要议员赶快结束会谈。魏茨先生拿出他的投票牌笑着对魏京生说，非常高兴有这样一次开诚布公的交流，他的投票牌都已经事先放在口袋里，现在要跑步去议会大厦参加投票了。
告别魏茨办公室后，魏先生又与社会民主党议员约翰内斯·弗鲁克（Johannes Pflug）的办公室主任于尔根·洛伦茨（Juergen Lorenz）在菩提树下大街的一家特殊餐馆喝咖啡。非常巧的是，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和前内政部长席利两人刚好也座在相邻的餐桌上。施罗德向这边看了几次，但魏先生不想与他打招呼。
议员弗鲁克是德国议会中国组的组长.。魏先生与洛伦茨谈论的主题当然也就是德国的对华政策。魏先生开玩笑说，和办公室主任谈话可能更有用.因为许多政治家的决策都是秘书们帮着做出的。洛伦茨说确实经常如此，但也不尽然。他劝弗鲁克放弃明年二月再赴巴基斯坦,但议员一定要去。弗鲁克在议会中负责世界危机地区的调停，亚洲地区的巴基斯坦、朝鲜和缅甸等都是麻烦地区，所以议员希望能得到中国的协助。但魏先生却说，他经常劝各国的政治家们在解决危机地区纷争时最好不要去找中国。如果把中国政府拉入谈判圈，这个地区就永远不会得到安宁。朝鲜、缅甸、巴基斯坦的危机就是例子。中国政府的谋略就是希望巴基斯坦的两股力量互相冲突，最终双方都依赖中国政府。西方国家前来调停，又得向中国政府支付条件。这些冲突就成了中共手中的牌。所以西方联盟应该探索一条摆脱中共所控制的联合国的解决冲突的模式。魏先生认为,从科索沃战争以来,这一新的模式正在形成之中，虽然并不顺利.
11 月27日傍晚，魏先生拜访了基民盟议员斯特凡·埃瑟尔博士（Stephan Eisel）。他是科尔总理的办公室副主任，常年担任基民盟的阿登纳基金会的部门负责人，并长期参加国际大赦组织的活动。埃瑟尔非常热情，魏先生一进门就问是否可以与他一起照张像，并问能不能公开发表。魏先生欣然同意。埃瑟尔的秘书马上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相机。埃瑟尔说，他已经阅读了魏先生的履历，非常感动.我们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都不会珍惜自由，只有看到专制国家人们的痛苦，才会想到自由的宝贵。我们要为专制国家的人民获得自由尽一份心。他说，三年前他曾去过中国，惊叹北京的豪华。但当他们驱车赴边远地区时，居然不让他下车，全程有"陪同"。但他们通过车窗看到的农民的破草房,实在是惨不忍睹.
他一听到德国之声事件后就非常关心，不仅召见了德国之声台长，而且亲自与张丹红谈了三刻钟，他要仔细研究这一事件。埃瑟尔博士还表示，他就是德国之声所在地波恩的议员，他立即决定组织德国议会与异议人士的正式会谈。他当场就翻日历，初步定在12月17日举行议员与中国异议人士的政治餐会并与负责魏京生先生活动及旅程的黄慈萍女士取得了联系。（由于这个活动与魏京生先生作为欧洲议会萨哈罗夫奖获奖人参加12月17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20年萨哈罗夫奖大庆的冲突，后被延迟到18日并升级为在议会的听证会。）告别时埃瑟尔博士再三表示，以后异议人士有事情，不用任何外交礼节，随时与他联系。
11 月28日上午是魏京生先生在议会拜访的最后一站。拜访的是绿党议员、议会外交委员会的乌西·爱特博士（Dr.Uschi Aid）。爱特女士是绿党第一代政治家中仅存的现任政治家，上届红绿党执政时期担任经济发展部副部长，同时担任联合国一个委员会的副主席。她非常高兴地与魏先生进行了交谈. 她说，她所关心的一个是环境保护，一个是人权，而且去过中国几次。中国现在飞船都能上天了，还需要我们什么经济援助？她去看了那些贫困地区，尤其是那些小型火力发电厂，对环境的污染程度简直不可想像。环境污染毁坏的是整个地球，整个人类都深受其害。所以在她任内，她还是拨出巨资改善那些贫困地区的火力发电技术。魏先生谈到，在这样一个专制的社会中，官商结合，既没有法制，更没有道德，为了暴利根本不顾普通老百姓的生存，所以专制体制是中国一切灾难的祸根。
在谈到德国之声问题时, 魏先生说国内民众要收听的是海外的自由的声音，而不是与中共广播电台唱一个调子的电台。爱特女士介绍了议会外交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对这一问题讨论的进展。她也谈到:现在议会各党派都对德国之声中文部不满，只有社会民主党想含糊过关。她与德国之声台长约谈时，那些从来不关心文化政治的社民党议员莫名其妙地都来旁听，搞得她都感到很奇怪。当然，德国之声台长是社民党的，据说一位德国之声中文部的编辑的丈夫也是社民党的，签署那封公开信的德国政治家基本也都是社民党的。她笑着说，她要在社民党中去寻找"同盟者".作为议员，她要在议会中为中国异议人士游说。
匆匆三天的行程就这么过去了，这期间魏京生还接受了法兰克福汇报、明镜周刊和德国广播电台的专题采访。28日下午魏京生先生飞往米兰，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三天活动。然后他将途经巴黎、飞往布拉格。在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参加活动后，他还会在12月18日再回到柏林在德国议会举办的听证会上作证。
11 月26日中午，德国政府的人权专员冈特·诺克先生（Guenter Nooke）在外交部的国际餐厅与魏先生共进午餐。陪同的还有诺克先生的秘书阿斯童博士（Dr. Jurij Aston）。诺克先生代表德国政府参加中德人权对话,刚从中国回来。他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东德参加过民主运动，所以见到魏先生如故友相逢。他告诉魏先生: 在1989年北京发生“六·四”血案时，他写了抗议信发给中国政府，可惜被东德政府截留。会谈中魏先生介绍了中国内部社会矛盾的尖锐，同时介绍了欧美各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希望德国政府在人权问题上继续保持对中国政府的压力。
诺克先生是德国之声广播电台监事会17位成员之一。所以魏先生向他介绍了近年来中共收买海外华文媒体、渗透西方主流媒体的情况。还介绍了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防止中共渗透的措施。中共对海外媒体的渗透，已经不亚于其对西方外交、军事领域的渗透。诺克先生非常有兴趣地倾听了魏先生的叙述。作为当年东德反对党的成员，对共产党的渗透活动他十分熟悉。他表示一定会将魏先生的意见带到次日召开的德国之声监事会的讨论会上，不希望德国之声中文部成为中共在海外的传媒。
11月26日下午，魏先生拜访了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外交政策发言人埃卡德·冯·克拉埃顿先生（Eckart von Klaeden）。同时在座的有他的资深外交政策顾问亨利·克莱夫特博士（Dr. Heinrich Kreft）。克拉埃顿议员于2007年11月代表基民盟主持撰写和发布的“亚洲外交政策新战略”,成为该党和德国政府的亚洲政策大纲。报告中提出的价值观外交的新概念，即德国要与亚洲的民主国家加强政治与经济交往的政策，震动了中国政府。
魏先生首先感谢基督教民主党主席梅尔克出任总理后，在对华政策上作出了一系列调整。尤其将促进中国民主与人权看作是自己的责任，不像前任总理施罗德那样推行赤裸裸的利益外交。魏先生与克拉埃顿先生探讨了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中国政策，交换了他们各自所感受到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可能动向。魏先生谈到了在目前的金融危机下，中国和世界政治与经济可能发生的变化。当魏先生介绍中国政府的金融救市、尤其是中国政府可能还掌握的外汇储备时，克拉埃顿先生笑着说，和他们估算的基本相符。在谈到德国之声中文部直接或间接地负面评论梅尔克总理及其外交政策时，克拉埃顿先生表示一定要亲自过问此事。并请求魏先生的朋友帮忙收集相关的文章直接交给克莱夫特博士。克拉埃顿先生表示，维护梅尔克总理的国际形象和价值外交观,是他不可推卸的职责。
11月27日上午，魏京生拜访了自由民主党议员克利斯朵夫·魏茨（Christoph Waitz）。魏先生回顾了当年与自民党老主席兰勃斯道夫伯爵的许多交往，感谢自由民主党对西藏问题和中国民主运动的关注。魏茨先生表示，尽管德中贸易交流总是赤字，但从自由民主党倡导自由经济和自由贸易的基本理念出发，他不赞同德国和中国双方采取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魏先生则表示，美国将上任的总统奥巴马提出的对华经济政策非常值得自由民主党借鉴：即德中双方应当排除贸易障碍，尤其是排除中国方面由于官僚、腐败和行政干预所造成的各种不利于中德经贸交流的障碍，这对两国的经济发展都有利。魏茨先生也非常关心在金融危机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德资企业在中国的出路。双方就金融危机下的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交换了各自的观察和分析。会谈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预定的时间，离议会记名投票只有十分钟了，秘书只好进门要议员赶快结束会谈。魏茨先生拿出他的投票牌笑着对魏京生说，非常高兴有这样一次开诚布公的交流，他的投票牌都已经事先放在口袋里，现在要跑步去议会大厦参加投票了。
告别魏茨办公室后，魏先生又与社会民主党议员约翰内斯·弗鲁克（Johannes Pflug）的办公室主任于尔根·洛伦茨（Juergen Lorenz）在菩提树下大街的一家特殊餐馆喝咖啡。非常巧的是，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和前内政部长席利两人刚好也座在相邻的餐桌上。施罗德向这边看了几次，但魏先生不想与他打招呼。
议员弗鲁克是德国议会中国组的组长.。魏先生与洛伦茨谈论的主题当然也就是德国的对华政策。魏先生开玩笑说，和办公室主任谈话可能更有用.因为许多政治家的决策都是秘书们帮着做出的。洛伦茨说确实经常如此，但也不尽然。他劝弗鲁克放弃明年二月再赴巴基斯坦,但议员一定要去。弗鲁克在议会中负责世界危机地区的调停，亚洲地区的巴基斯坦、朝鲜和缅甸等都是麻烦地区，所以议员希望能得到中国的协助。但魏先生却说，他经常劝各国的政治家们在解决危机地区纷争时最好不要去找中国。如果把中国政府拉入谈判圈，这个地区就永远不会得到安宁。朝鲜、缅甸、巴基斯坦的危机就是例子。中国政府的谋略就是希望巴基斯坦的两股力量互相冲突，最终双方都依赖中国政府。西方国家前来调停，又得向中国政府支付条件。这些冲突就成了中共手中的牌。所以西方联盟应该探索一条摆脱中共所控制的联合国的解决冲突的模式。魏先生认为,从科索沃战争以来,这一新的模式正在形成之中，虽然并不顺利.
11 月27日傍晚，魏先生拜访了基民盟议员斯特凡·埃瑟尔博士（Stephan Eisel）。他是科尔总理的办公室副主任，常年担任基民盟的阿登纳基金会的部门负责人，并长期参加国际大赦组织的活动。埃瑟尔非常热情，魏先生一进门就问是否可以与他一起照张像，并问能不能公开发表。魏先生欣然同意。埃瑟尔的秘书马上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相机。埃瑟尔说，他已经阅读了魏先生的履历，非常感动.我们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都不会珍惜自由，只有看到专制国家人们的痛苦，才会想到自由的宝贵。我们要为专制国家的人民获得自由尽一份心。他说，三年前他曾去过中国，惊叹北京的豪华。但当他们驱车赴边远地区时，居然不让他下车，全程有"陪同"。但他们通过车窗看到的农民的破草房,实在是惨不忍睹.
他一听到德国之声事件后就非常关心，不仅召见了德国之声台长，而且亲自与张丹红谈了三刻钟，他要仔细研究这一事件。埃瑟尔博士还表示，他就是德国之声所在地波恩的议员，他立即决定组织德国议会与异议人士的正式会谈。他当场就翻日历，初步定在12月17日举行议员与中国异议人士的政治餐会并与负责魏京生先生活动及旅程的黄慈萍女士取得了联系。（由于这个活动与魏京生先生作为欧洲议会萨哈罗夫奖获奖人参加12月17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20年萨哈罗夫奖大庆的冲突，后被延迟到18日并升级为在议会的听证会。）告别时埃瑟尔博士再三表示，以后异议人士有事情，不用任何外交礼节，随时与他联系。
11 月28日上午是魏京生先生在议会拜访的最后一站。拜访的是绿党议员、议会外交委员会的乌西·爱特博士（Dr.Uschi Aid）。爱特女士是绿党第一代政治家中仅存的现任政治家，上届红绿党执政时期担任经济发展部副部长，同时担任联合国一个委员会的副主席。她非常高兴地与魏先生进行了交谈. 她说，她所关心的一个是环境保护，一个是人权，而且去过中国几次。中国现在飞船都能上天了，还需要我们什么经济援助？她去看了那些贫困地区，尤其是那些小型火力发电厂，对环境的污染程度简直不可想像。环境污染毁坏的是整个地球，整个人类都深受其害。所以在她任内，她还是拨出巨资改善那些贫困地区的火力发电技术。魏先生谈到，在这样一个专制的社会中，官商结合，既没有法制，更没有道德，为了暴利根本不顾普通老百姓的生存，所以专制体制是中国一切灾难的祸根。
在谈到德国之声问题时, 魏先生说国内民众要收听的是海外的自由的声音，而不是与中共广播电台唱一个调子的电台。爱特女士介绍了议会外交委员会和文化委员会对这一问题讨论的进展。她也谈到:现在议会各党派都对德国之声中文部不满，只有社会民主党想含糊过关。她与德国之声台长约谈时，那些从来不关心文化政治的社民党议员莫名其妙地都来旁听，搞得她都感到很奇怪。当然，德国之声台长是社民党的，据说一位德国之声中文部的编辑的丈夫也是社民党的，签署那封公开信的德国政治家基本也都是社民党的。她笑着说，她要在社民党中去寻找"同盟者".作为议员，她要在议会中为中国异议人士游说。
匆匆三天的行程就这么过去了，这期间魏京生还接受了法兰克福汇报、明镜周刊和德国广播电台的专题采访。28日下午魏京生先生飞往米兰，参加在那里举行的三天活动。然后他将途经巴黎、飞往布拉格。在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参加活动后，他还会在12月18日再回到柏林在德国议会举办的听证会上作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