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登奎这样回忆道：
当时最紧张的情形刚刚过去，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中央政治局成员还留在人大会堂集体办公。一天，当时协助抓国务院业务组工作的先念和我有事需要向总理汇报，见总理独自一人坐在他临时的办公室里发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两人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事情闷闷下乐，便进去好言劝慰。开始时，总理只是听着，一言下发。后来当听我说到"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这样一席话时，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总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又号啕大哭起来，其间曾几度哽咽失声。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伤心，一时下知说什么好，就站在一边陪着。最后，总理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下面就什么也不肯再说了。
周恩来本来是一个自制力极强，决不轻易喜怒哀伤形于色的人。按照"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时"的说法，这回如果不是伤心到了极点，心中郁积已久的苦闷已经到了非吐不快的地步，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如此恸哭失态的。
作者曾就周恩来究竟为何而哭这个问题问过纪登奎的看法。纪说一言难尽，以他个人的观察，周的伤心苦闷恐怕乍要在于毛、周两人治国的思路不同，毛强调阶级斗争，周注重抓经济，更看重国计民生问题，为此多次挨批，受了不少委屈，一直有志难酬。应该说，纪登奎看得这是很准的，当然也不尽如此，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体会出周此时苦涩的心境。
周恩来除了在治国理念上与毛泽东不同外，两人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也有分歧。周的经济思想比较务实，在五十年代主张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要适当，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在综合平衡中协调稳步发展。周并不同意毛在经济工作中种种急躁冒进的搞法，曾为追加一九五六年基建预算的问题和毛当面争论过，甚至在情急之下，说出过这样的重话：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对一向对毛总是毕恭毕敬，奉行侍君之道的周来说，是极为少有的。当然，这番话也为他惹了不小的麻烦，毛对此非常生气，虽然当场没有发作，却一直记恨在心。
为此，周恩来在五十年代中、后期曾挨过当时一心想"超英赶美"的毛泽东下少次批，被指离右派"只剩了五十米"，一度政治地位岌岌可危，到了被迫提出辞职的地步。周本人几乎逢会便检讨"反冒进"的问题，后来虽说总算是保住了总理的职位，但他也委实从中领受了教训。
为了在政治上保持自己的晚节，周恩来虽然有志难伸，却一直竭力隐忍，小心周旋，强迫自己全盘接受毛泽东的主张，在政治上跟毛亦步亦趋，在并不十分情愿的情况下，深深地卷入了毛所发动的这场文革运动，为此他本人也累垮了身体，结果历史却对周恩来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到头来竟然是一场空!林彪的叛逃，让这场使整个党和国家付出惨重代价，周本人还跟着做了不少亏心之事的"大革命"完全破产，无法再自圆其说。在这种情况下，深知不好向历史交代的周又怎么能不感到格外苦闷伤心呢?
问题还不在于此。更让周恩来有苦难言的是，林彪事件的发生，尽管已经使文革运动难以为继，却无法从根本上改弦更张，放弃以阶级斗争而纲的思路，转而致力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因为文革的始作俑者并非林彪，而是毛泽东。实际上，毛、林之所以交恶，除了毛担忧林彪的权势日益膨胀，而要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外，同时也和毛、林两人在政治上的想法不同有关，毛不能容忍林彪授意陈伯达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搞"唯生产力论"的那一套。对此，当时赞成林、陈主张的周恩来是深知其中内情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企图倡导抓经济建设，从根本上纠正文革错误的作法都无异于揭毛逆麟，这是毛绝对不会容忍的。但是如果不这样做，整个国家又无法从文革的困局中摆脱出来，周本人也无法向历史还账，求得良心上的解脱。真／以说，林彪事件后，周深为这种困境所苦而又无以自解，又怎么能不悲从中来呢?然而，这种苦衷又不可尽对外人道，只好欲言又止，通过大哭一场来稍稍宣泄一下。
不过，周恩来毕竟是深得儒家传统文化的精髓，擅长在政治上采行中庸之道的老手，总能从各种矛盾之中为自己寻找到某种平衡点，然后尽量兼容并包，允执其中。周氏这种一贯的为政之道，在他试图扭转文革困局的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周恩来深知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命根子，任何企图正本清源的作法都是不智之举，只会触怒毛而把事情搞糟。不过，由于林彪事件的冲击，毛迫于形势，不得不在政治上作出某种松动和调整，而这正是他可以从中做些文章的地方，虽说回旋余地不大，但毕竟还是有了某种着力点。周很快便在两难之中为他本人确定了扭转文革困局的分寸，那就是：绝不从正面去触动、清理文革的错误，而把它完全归咎于补彪煽动起来的极左思潮，然后在具体工作中补偏救弊，进行有限度的拨乱反正。
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周恩来一直恪守这一点，小心翼翼地在毛泽东的容忍限度内行事。他在小的场合向党内外解释林彪事件时，总是尽量为毛所发动的文革运动辩护开脱，说：林彪叛党叛国，乍听起来是坏事，但转而一想，又是大好事，是文化大革命最大的收获，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二十二年来的伟大胜利。
在回答林彪何以成为党的接班人的问题时，周恩来绝口不提毛泽东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责任，只是强调"要历史的、辩证的，发展的看问题"，然后含糊其辞地表示：林彪取得接班人的地位是有历史原因的，是当时党内形势发展的结果。
大概是连周恩来自己都觉得这种说法未免有些牵强，难以服人，但又不便明说，只好拐弯抹角、意在言外地表示：我们这一代就是这两件事，一是陈炯明炮打孙中山的总统府，一是林彪谋害毛主席。陈炯明是孙中山培养起来的，林彪是毛主席几十年培养起来的。
当然，当着毛泽东的面时，周恩来还是尽量为毛开脱，找台阶下。比如，毛在林彪事件后不久会见越南总理范文同时，在谈话中言不由衷地承认他在林彪的问题上犯的错误，然后又指着陪见的周恩来等人，语带调侃地表示："现在他们还原谅我，允许我改正错误。"周氏见状，赶紧表示："我们也犯了错误。"应该说，毛泽东一开始还是默许了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甚至还给予某种支持。但这并下是毛本人迷途知返，想改弦更张，而只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实际上，毛此刻最大的心病恰恰在于担心有人否定这场押上他全部政治资本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即便是对周这样一贯忠顺、小心谨慎的人也仍然很不放心，只不过当务之急正需要依靠他来帮助毛本人在政治上度过难关罢了，所以才暂时容忍下来。此外，毛泽东深知他本人发动的文革运动得罪了一大批党内军中的老干部，而周恩来则在他们中间有很大的影响力，因此只要能够设法拉住周，再由他从叫呻专圆做工作，事情就会好办多了。为此，毛在林彪事件后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对周刻意笼络，甚至一反常态，让他过问一向被视为禁区的军队工作，对新成立的军委办三?；会议明确规定："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
与此同时，毛泽东本人也在政治上作出姿态，修补同党内军中老干部的关系。他知道当年为了扶植林彪当接班人，在政治上伤了不少人，特别是军中的老帅们。为此，毛绞尽脑汁来洗刷他和林彪之间的关系。还在林彪刚刚出逃后形势最紧张时候，毛把所有紧急应变的事情一概交给了周恩来，而他本人则把心思放在如何为自己解释开脱上。他把林彪的历史老账翻出来，一笔一笔地算，列举了林彪自井冈山以来所犯的十六条错误，在政治局内部进行传达。接下来，毛又在权衡利弊得失后，硬着头皮批准了对他本人大张挞伐、杀伤力极大的《"571工程"纪要》作为批判林彪的罪行材料印发全国。
毛泽东的这番用心，在当时的中共领导层中，只有周恩来才能多少体会出来。据主管林彪专案的纪登奎说，在是否向下公布《"571工程"纪要》的问题上，他一度很踌躇，认为这份东西对毛的形象损害太大，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副作用，倾向不对下公布。但他吃不大准，为此找周商量，谈了自己的想法和顾虑。周听完后表示，主席对这个问题可能有他自己的考虑，建议报送毛，由他本人来决定。
另一方面，惯于从历史故纸堆中寻觅政治灵感的毛泽东又从历代文人墨客的怀古诗中，为自己当初选择林彪作为接班人寻找说辞，进行开脱。像当时在社会上流传一时的唐朝杜牧的"折戟沉沙"和白居易的"辨材"、"周公恐惧"等，都是毛刻意挑选出来的。其中像"试玉还须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时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一类诗句，便是借古人之口来为他找台阶下的。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在政治上刻意作出姿态，安抚那些曾因"大闹怀仁堂"而被打入冷宫的军方老帅们。从一九七一年秋冬开始，他不断在小范围内吹风，为"二月逆流"正名，把文革中几位老帅挨整的账全都算在林彪的头上，提出：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它的性质是老帅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并表示：大闹怀仁堂，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讲就好了。说到这里，惯于做戏的毛还煞有介事地诘问叶剑英：你们那时为啥不来找我嘛?你们写写，我批上几句嘛!
周恩来自然乐见毛泽东在政治上作出的这种松动，但心里也很清楚此举并不是真想给"二月逆流"平反，不过是想借此化解党内的怨气，缓和一下和老干部的关系罢了。因此，周一开始并没有马上见机而作，大事渲染毛为"二月逆流"恢复名誉这件事，为解放老干部造舆论，以免操之过急，惹毛不高兴。他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毛在政治上作出更明确的表示。随后的陈毅之死，正好为他提供了这样一个的机会。
应该说，周恩来对陈毅之死心里是很难过的。两人曾是几十年风雨同舟的老战友，相知甚深。文革中，周为了保护陈毅，曾经以身作盾，费了不少心血。不过，周自觉对陈毅也有亏心之处，在他被打入冷宫后关照不够，特别是在庐山会议的大会上还当众点了"二陈合流"的问题，把陈毅弄得灰头土脸，在精神上造成很大的压力。对此，周是心里有愧的。如今老友归去，按照人之常情，周恩来自然是希望能够把陈毅的追悼会开得隆重些，以便能够多少补救一下内心的愧疚。而且这样做还有一层的考虑，那就是借治丧在政治上为陈毅恢复一下名誉。但是，周一开始对此却有些踌躇，因为陈毅究竟是当年"大闹怀仁堂"的十角之一，因为直言批评文化大革命而触怒毛泽东，成为全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党内"老右"的代表人物。现在毛的态度虽然有所改变，但并无意从根本上改弦更张，况且当年充当反击"二月逆流"打手的中央文革一干人还在台上，也会找碴生事。这些因素是周恩来在为陈毅恢复名誉时不得不考虑的。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在政治上惹出麻烦，周恩来决定退而求其次。他在随后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陈毅丧事时，并不坚持追悼会一定要按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规格，而只是表示他本人一定要参加，并且要见报。对陈毅的悼词，他更是煞费心思，字斟句酌地补写了一段对陈毅一生功过的评价，说陈毅一生"努力为人民服务，有功亦有过，但功大于过"。接下来对"功"实写而对"过"虚写。这样，既避免刺激党内文革派，又彰显了陈毅在历史上功劳，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为他恢复名誉的目的。
改完之后，周恩来为慎重起见，又把陈毅的悼词送给毛泽东审阅，请他作最后定夺，并在附信中说：
"陈毅同志是国内国际有影响的人，我增改的一长句，对党内有需要，但如发表在报上，可能引起不必要的猜想，究竟如何为好，请主席指示。"
毛泽东不愧是善于在政治上借势行棋的高手，他在审阅陈毅悼词时，大笔一挥，将上述周恩来精心补写的几段评价陈毅一生功过的文字悉数勾去，表示："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不仅如此，毛在追悼会举行的前一刻，还突然决定抱病前去参加。
本来，自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门了，终日卧床不起。这固然是和毛在精神上受到林彪事件的重创有关，同时也是流年不利，祸不单行。据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毛因在庐山会议后得的肺炎久拖不愈，这时已经病得很重，身体十分虚弱，行动困难，走起路来，两腿像是两条木棍子似的在地上挪动。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硬是冒着数九严寒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自然不是寻常之举。不过，如果认为这是毛出于悼念井冈山时期的亡友，或是对当年直言谏诤的党内军中的元老大发"无产阶级震怒"一事内心有所愧疚，那就错了。实际上，毛此举更多的是故作姿态，在政治上收揽人心，安抚在文革中吃了下少苦头的党内老干部。
据知情人说，毛泽东本来并没有决定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但后来听说陈毅死后，三0一医院门口自发地聚集了不少从四面八方闻讯赶水的老干部。他们站立在寒风中等候，久久不肯散去，坚持要向陈毅的遗体告别，而且人数越聚越多，这件事后来惊动了高层。毛正是在看到这一点后，才在最后一刻决定参加陈毅追悼会的。
周恩来被毛泽东这一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有些措手不及。不过在看准毛的意图后，这回他不再犹豫，立即施展了善于见机而作的本领。他一面紧急布置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设法解决取暖问题，加强警戒，为毛的到来做准备。一面当机立断，趁机提高陈毅追悼会的规格，通知所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宋庆龄和全国人大、政协的负责人出席追悼会，并决定追悼会由他本人亲致悼词，还破天荒地邀请了正在北京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出席。然后，他又抢在毛之前赶到八宝山，亲自布置会场，并把这一消息告知陈毅的遗孀张茜。
追悼会前，毛泽东在周恩来、叶剑英等党内军中的一干老人的陪同下接见了陈毅的家人。谈话中，毛友情悲戚，肯定了陈毅的一生，而把陈毅抑郁而死的责任完全推给林彪，称：我们的老帅，他一个也不要，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云云。其实，当年正是毛泽东为了给九大的召开铺平道路，决定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大批"二月逆流"，把陈毅一干人搞得灰溜溜。毛还在选九大代表时，当众表示陈毅"可做右的代表"，给他造成很大的政治压力，心情十分沉重。对于毛这种善于逢场作戏的表演伎俩，当时在场的李志绥在其回忆录中有着生动的记述：
张茜进来以后，毛的服务员将毛从沙发上扶起来，迎上去。张螟步趋前。毛拉住张的两只手。
张满脸泪痕，向毛问好。
毛挤着眼睛，咧开了嘴，说："陈毅是一个好同志啊。"
这时周恩来、叶剑英、朱德(朱当时并未在场，李在这里记忆有误-一作者注)等人纷纷赶到了。我听到旁边有人说："毛主席哭了。"大家不禁唏嘘起来，整个休息室充满了抽泣声。
但是我没有看到毛流下一滴眼泪，尽管毛又嚎了几声。我常想，毛是极善于表演的，如果他是位演员，他可以成为一位名演员。他能够在不同的环境，对不同的人，做出不同的控制和影响对方情绪的表情变化。
对毛泽东此举的用心，周恩来自然心知其意，但并不点破，而是顺水推舟，尽量扩大此事的影响，在政治上为解放老干部造势。尽管陈毅的悼词仍是老一套的党八股，但是周氏在追悼会上读得缓慢、沉重，富有感情，不足六百字的悼词，曾两次哽咽失语，更增添了会场里的悲痛气氛。追悼会后，周示意陈毅家人设法将毛谈话的意思传出去。直到中午后，他还在一些场台大为宣传这件事情，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