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按：本文摘自铁流写的文章《 毛泽东罪恶展示录》，原文刊登在博迅网站)
一，从江西“苏区”一路杀到延安，从延安一路杀到北京，再从北京杀向全国。杀，杀，杀，是毛泽东生命的主旋律，美其名曰“伟大的革命任务”。
毛泽东在他早年的著作中就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描龙绣花，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力，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暴力，就是要放火杀人！他不但对革命的“敌人”烂捕烂杀，对自已的同志也是如此。远在30年年代，［正当“满怀崇高理想”的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浴血奋战的时候，在湘赣中央苏区、闽西苏区、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却发生了数次消灭自己人的大“肃反”（肃清反革命）运动，至少有数万人被屠杀。毛泽东当时是总前委领导，始终处于大肃反的组织者地位。毛认为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与地方军队中有大批AB（反布尔什维克）团分子，甚至超过1/4。事发的起因是毛在江西苏区的权威刚刚建立，却遭到敢于直批毛泽东的李文林为首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组织对其权威的挑战。结果，最先被逮捕的就是江西行委书记李文林等120余人，以后逐渐株连达到4400到5200人之间，杀了几十个AB团团长，永新县接连把六届县委打成了AB团，只允许一个自首，其余全杀了。老红军萧克回忆道：“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裏有AB团，并具体指出几个人……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把他们抓起来了。提审他们时都不承认，一打，一审，就承认了，还供出十几个人的名字，又把那十几个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被捕的人被“双手吊起来用牛尾竹竿子毒打”，或者“用香火或洋油烧身”，“一批批一批批绑出去杀了”。
当红军中曾经反对毛的人肃清得差不多了，毛泽东便着手对付江西共产党人。1930年12月3日，毛泽东派李韶九去江西领导人所在地富田。当时毛给了李一张单子，单子上都是那些对毛有所不满的人。毛下令要“来一个大的破获，给以全部扑灭”。12月5日，李韶九带着一连人马日夜兼程，赶往富田，立即逮捕了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金万邦（省苏军事部长）、周冕（省苏财政部长）、马铭（省苏秘书长）、刘万清（原四军政治部主任）等8人。从7日到11日，李韶九不分白天黑夜，四处捕人、审讯。10日夜，李韶九下令枪毙要犯17人；11日夜，又下令处决24人，其中有省行委员7名。12月9日，富田肃反人员兵分三路，掀起更大规模的捕人狂潮。由于李韶九等人的滥捕、滥杀，终于酿成了揭竿另立的富田事变。省行委常委丛允中曾经说：“李韶九捕捉AB团是受毛泽东指使，是毛泽东希望将江西老干部一网打尽，造成清一色的毛党，好安安稳稳地当皇帝”。
项英、任弼时等人都认为打AB团、肃反扩大化的原因是帮派主义，毛泽东应负主要责任。当时中央派来的三人团之一的顾作霖，严词斥责毛泽东：“毛泽东从来不检讨自己，而一味武断地把反对你的同志当作反革命杀了！你是什么立场？”毛泽东领导的总前委反AB团运动，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后果。据萧克上将回忆，仅在其四军即打AB团占全军人数五分之一。黄克诚说：“如果不是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江西肃反后来又扩展到其他红区。
贺龙回忆：“洪湖的区县干部在肃反中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连队前后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一直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闽西苏维埃政府35名执委和候补执委中半数以上被杀害，仅1931年5月中旬就逮捕了“社会民主党分子”1670人，其中700余人被处决。红四军主力4个师12个团的干部中，仅倪志亮、王树声幸免，余皆被杀；仅30团被杀的干部就有500人之多。白雀园大屠杀，杀不过来自己的“同志”，就用机枪扫。薄一波说，死在自己人手中的共产党员比死在国民党手中的共产党员多得多。］（以上材料引自胡星斗先生“抵自毛邪教”）
1937年红军败退到延安后，由于毛打着“抗日民主”的欺骗旗号，使大后方数十万不明真相的青年知识人涌向所谓的“革命圣地”。不久，亲信康生秉承他的意志，以“肃奸肃特”为名，在大后方延安开展了所谓的“抢救运动”，对数以万计的有正义感的革命青年进行拘捕审查和治罪下狱，《野百合花》作者王实味就是在这个时期被杀掉的。总之，毛一路打劫，一路放火，一路杀人，用极端暴力的手段，推动他的赤化革命。
二，崇苏媚苏“一边倒”，不惜国人生命涂炭，冒然卷入所谓“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并借用战争大肆坑杀人民，美其名曰“巩固红色政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为了与苏联抗衡避免毛泽东倒向苏联，一开始极力拉拢即将夺取政权的毛泽东。在内战之初，美国就停止了对蒋介石的一切援助，宋美龄赴美求援空手而归；国民党政权撤出南京，苏联大使馆跟着跑，唯独美国大使馆不动，美外交人员留在炮火连天的南京要“与中共接触”；蒋介石逃到台湾，美国政府发表声明，称国民党是“被中国人民所抛弃”，允许共产党军队进攻台湾；美台之间连续9个月断绝了所有的往来。毛泽东积极准备“解放台湾”的战争；美国发表声明，支持新中国加入联合国；英国开始了与中国的建交谈判，美国还提出以50亿美元的无偿援助，换取与毛建交（以上资料见《作家文摘》）。可是抱着极左思维一心想倒向苏联作儿皇帝的毛泽东却说：“不要急着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交。”“政治是不可以用金钱购买的。”就这样，毛泽东错过了一次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的机会。不但如此，此时的斯大林、毛泽东还怂恿金日成率先发动了“解放”朝鲜南半岛的朝鲜战争。但随着美军的介入，北朝鲜败回三八线。斯大林于是又怂恿毛泽东与美军作战，想以此削弱苏联的东方强国——中国，并阻止中国统一的大业。斯大林假装许诺为毛的军队提供空中支援和武器装备，毛泽东决定参与朝鲜战争。中共政治局开会大多数人反对出兵朝鲜，毛也一度作罢。可是后来毛与彭德怀一席话后，未经政治局讨论擅自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而斯大林此时却表示不提供空中支援了。结果中国人民志愿军以极其劣势的装备参战牺牲了30多万人、后期供给被美军切断而饿死冻死30多万，总共死亡70多万人（见《远东朝鲜战争》），而美军才阵亡5万4千2百46人。朝鲜战争中美军抓获中国战俘2万余人，其中14000人去了台湾，6673人在经历绝食等“斗争”后返回大陆。开始毛泽东用鲜花迎接，后来全部战俘打成了“投敌叛徒”，有的被开除出党，有的逮捕法办，大部分折磨致死。毛泽东的论断是：为什么不杀身成仁，要去当俘虏？
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毛泽东为了彻底消灭失掉政权的国民党起义人员和投诚人员以及原有的地方势力（乡保甲长），在国内发起了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史称镇反），从1950年10月到1952年10月，在不足两年的时间内，先后杀了国民党旧政权人员71万余人，关押劳改了300多万人。以杀人为已任的毛泽东，多次理直气壮不断向全国各地大军区、地市委下达镇反指标和镇反命令，在指示中说：“应当放手杀几批”，“应杀者均杀之”，“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我希望各大城市、中等城市，都能大杀几批反革命。”（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杀，杀，杀，真是一个杀人魔王的变态心理。
“镇反”刚一结束，接着又是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由批判电影‘武训传’引发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机关肃反”运动，对私人工商业者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史称对私改造）。这些运动虽没有大规模的抓人杀人，但却彻底摧毁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固有的善良与诚实的美德，使全民族笼罩在恐怖的阴影之中，连一声咳嗽都得环顾左右
三，大兴文字狱，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肆意搜查个人来书信，编造政冶谎言，罗织罪名，扑杀不顺眼不听话的鲸绠之士，美其名曰“纯洁革命队伍”。
纵是历史上制造文字狱的朱元璋，以文杀人的清雍正、乾隆，如果和毛泽东相比，也小巫见大巫，自叹弗如。第一次文字狱是“胡风反革命集团”案。
胡风是左联作家，一贯支持共产党的赤色革命，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仅因生性耿直，不尊命于歌功颂德文学，于1955年向中共书写了30万言的《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被毛泽东说成是“反革命意见书”，亲自断头去尾摘编胡风与友人来往书信，为《人民日报》加评加按，活生生地打成“反革命集团”。此案共牵连2100多人入狱，许多人被整死，如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彭柏山被活活打死。胡风被抓10年后才被判刑14年，刑满后又不释放，他上书要求释放，结果被判无期徒刑。接着以此为借口，在开展了“机关肃反运动”，对全国企事业单位近五百多万干部进行历史审查，集中学习，限制行动自由，搜查信件，收缴私人书籍，至少有一百万人蒙冤。
第二文字狱是《刘志丹》小说案。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写成歌颂刘志丹的小说，结果被毛泽东说成“利用小说反党，这是一大发明。”副总理习仲勋被打成“彭（彭德怀）、高（高岗）、习反党联盟”，12000人受到迫害，许多人丧命。连习仲勋吃过8次饭的饭馆经理也被诬为“习仲勋的交通员”而被捕，株连湖南饭店等50几户，逮捕10多人，打死6人。国家经委副主任贾拓夫被害死，一机部副部长白坚被斗致死，湖南劳动局副局长刘宗焕被专政队沉河淹死，工人出版社社长高丽生被打死，连为李建彤带过路的陕北贫农王悦贤、刘景华也被打死。
四，开启“以言治罪，以言杀人”的历史先河。借帮助党“整风”为名，实为政治陷阱，一夜之间把全国近百万知识精英，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使千万个幸福家庭破碎，数十万人死于劳改折磨之中，美其名曰“打退资产阶级向社会主义的进攻”。
1956年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先后发生了波匈事件，毛泽东惶惶不可终日，为巩固其统治地位，制服敢于直言有民主自由精神的广大知识人和年轻的革命干部，巧设“引蛇出洞”的“阳谋”奸计，开展所谓的除“三害”的“整风运动”，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并信誓旦旦宣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骗人鬼话，结果使五十多万知识人上当受骗，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的“反动分子”，（加上没有戴右派帽子的右派，为180万人）使得他们妻离子散，家庭破碎，亲友受到株连，整整毁了两代人。众多受害幸存者虽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提起此事至今仍有哭声眼泪，他们大好青春全葬送在劳累的“改造”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中不少皎皎者还被杀掉，仅北京大学就有女大学生林昭、沈元、张锡琨、黄宗羲等，还有北京农机学院学生陆鲁山、北工大学生孙本乔、四川大学的女大学生冯元春、兰州农校女教师毛应星、中央编译局翻译王桐竹、外贸部姚祖彝、湖南农民报编委刘凤翔、重庆渣滓洞的幸存者、市委党校马列主义教员周居正等几百人。惨绝人寰，不忍书纸，多么年轻的生命啊！不，他杀的不仅是生命，是正直、是正义、是良心、是忠诚、是民族的真正脊梁！
一个灾难还没有结束，第二个灾难又旋风般的降临。1959年在庐山纠偏的会议上，“唯我彭大将军”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因为民请命，建言毛泽东以老百为重不要再搞“升虚火，发高烧”的“大跃进”，结果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带头人，时为外交部常务副部长的张闻天（当年毛泽东的顶头上司）、解放军上将总政主任谭正、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均入围成了“反党”干将，全国立马掀起“拔白旗”的“反右倾运动”，致使300多万忠诚之士的干部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的“下放”，解职的解职。自此人们再不敢说实话讲真话，诺大的中国成了谎言王国，位居要津的达官贵人者皆是作奸犯科媚谀之辈。
五、疯狂的大跃进，人为的大饥荒，毛泽东活活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多老百姓，是中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亡的全部人口，还多出七百六十四万多人。美其名曰：“干革命就是要死人”。
1958年4月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为取悦毛泽东，在一篇社论中竟然无耻地说：“灿烂的政治思想之花，必然结出丰硕的经济之果”。
“政治思想之花”指“反右斗争”，“丰硕的经济之果”指“小资产阶级狂热病”的“大跃进”（彭德怀语）。由于毛泽东好大喜功，逆天行事，他以为“反右斗争”死死封住了人民嘴巴，没有人再敢于说东说西，贸然提出“一天等于20年”，“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大炼钢铁”，结果不到三年时间，活活饿死了3000多万中国人。我们从无饥馑“天府之国”的四川，也饿死了1250万人（见原省委书记廖伯康回忆录）。
二OO五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对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大饥荒的历史档案在一定范围内有限制的解封。这是官方正式内部公布的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权威数据：
一九五九年，全国十七个省级地区，有五百二十二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九十五万八千多人。
一九六O年，全国二十八个省级地区，有一千一百五十五万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七十二万多人。
一九六一年，全国各地区有一千三百二十七万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二百十一万七千多人。
一九六二年，全国各地区有七百五十一万八千多人因饥饿及非正常死亡，其中城市有一百零七万八千多人。
大跃进时期饿死人的总数是：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见辛子凌《千秋功罪—红太阳的殒落》）。
据专家统计：一九四九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两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发生二百零三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先后共死亡二千九百九十一万多人。（《大自然探索》一九八四年第十期，陈玉霞、高建国《中国历史上死亡一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的时开特徵》）而毛泽东在三年大跃进时期，活活饿死中国人的总数是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比中国两千多年间因自然灾害而死亡的全部人口还多七百六十四万人。这就是魔鬼毛泽东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也是毛泽东不顾人民死活，瞎指挥瞎折腾的必然结果。
五，“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妄图把“党天下”变成“毛天下”，不顾人民死活悍然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浩劫：一亿人挨整，有两千万人死于非命，浪费损失一万三千亿人民币。美其名曰：打倒“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
毛泽东这个魔鬼，为了把饿死三千万中国人的罪行嫁祸于国家主席刘少奇，搞“家天下”的封建世袭制，假“革命”之手，“反修防修”之名，悍然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先后打倒中共八届中央委员123名，其中有88人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还采用各种卑鄙伎俩，假“红卫兵”和“造反派”之手害死国家主席刘少奇、国防部长彭德怀、军委副主席贺龙、外交部长陈毅以及陶铸、罗瑞卿等几十位老一代革命家。除此，全国有一亿人挨整，有两千万人死于非命，浪费了八千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年12月20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5000亿，浪费和减收共计一万三千亿人民币的特大罪恶。将其碎尸万段也难中国人民心中之恨！
据不完全统计，从1968年8月18日到12月7日，全国先后有数十万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有一千多万户人家被抄家。计北京市有十一万四千多户被抄，上海十万户被抄，它所辖的郊区川沙，是个五十多万人口的小县，竟有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远在浙江嵊县，有八千余户被抄。连僻远的云南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也有五百六十五户被抄。山东威海市仅工商界、文化界人士就有二百七十五户被抄家。
在损毁历史文物方面，更是令人痛心疾首。北京市一九五八年第一次普查时政府明令保护的六千八百四十三处古迹，有四千九百二十二处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北京体育学院红卫兵还登上颐和园佛香阁，砸了释迦牟尼佛像。北京师范大学二百余名红卫兵，跑到山东曲阜孔庙造反，召开了捣毁孔庙的万人大会。还给毛泽东发来电报说［敬爱的毛主席：我们造反了！我们造反了！孔老二的泥胎被我们拉出来了，‘万世师表’的大匾被我们摘下来了，孔老二的坟墓被我们铲平了，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庙碑被我们砸碎了，孔庙中的泥胎偶像被我们捣毁了……］，仅谭厚兰率领的红卫兵，共毁坏文物六千余件，烧毁古书二千七百余册，古字画九百多轴，历代石碑一千余座，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文物七十余件，珍版书籍一千多册。其他名人陵墓，如炎帝陵、成吉思汗墓、朱元璋墓、项羽墓、霍去病墓、张仲景墓、诸葛亮墓、岳飞墓、袁崇焕墓、王羲之墓、吴承恩墓、吴敬梓墓、蒲松龄墓、张之洞墓、康有为墓、徐志摩墓、傅抱石墓、徐悲鸿墓、张自忠墓、瞿秋白墓等，都被破坏。洛阳城东的白马寺，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六十八年），明嘉靖年间（一五五六年）重修。这座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被红卫兵发动附近农民捣毁。十八罗汉堂被彻底破坏。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白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流亡中国的东埔寨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要来朝拜白马寺。周恩来总理只好将北京香山碧云寺的十八罗汉和故宫收藏的贝叶经运到洛阳白马寺，掩饰文化大革命的野蛮和罪恶。四川乐山背靠鸟尤山面对青衣江的大佛，高达七十米，红卫兵砸不了，就将背后鸟尤寺的五百罗汉挨个斩首。山西大学红卫兵到佛教圣地五台山破四旧。砸烂庙宇佛像，开和尚、尼姑的斗争会，然后强迫二百八十九名僧尼还俗，回原籍生产队当了社员。陕西周至县境内有存留两千五百年的道教圣地说经台，传说是《道德经》作者李耳讲学的地方。这座道观，以说经台为中心，方圆十里之内，散布着五十多处古迹，包括唐太祖李渊修建的宗圣宫。文革中都遭破坏。红卫兵命令道土们剃头刮须，还俗成家。哈尔滨市尼古拉大教堂，是世界上仅有的两座东正教大教堂（另一座在俄国），教堂建筑连同经卷、器皿，全被红卫兵捣毁。
在此期间，曾与毛泽东面折廷争的梁漱溟，回忆红卫兵抄家的情景说：[他们撕字书，砸古玩，还一面撕一面唾骂是[封建主义的玩艺儿]。最后一声号令，把我曾祖父、祖父和我父亲在清朝三代为官购置的书籍和字书，还有我自己保存的，统统堆到院里付之一炬。……红卫兵自搬自烧，还围着火堆呼口号。当红卫兵抱出两本大部头洋装书《词源》和《辞海》时，我出来阻止了。我说，这是两部谁都用得着的工具书，而且是一位外地学生借给我的，如烧了就无法物归原主了。红卫兵不理我，还是把这两部书扔进了火海，还一边说：[我们革命的红卫兵小将，有《新华字典》就够了。]红学家俞平伯五十年代被毛泽东钦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者]。自是红卫兵的重点攻击对象。抄家时用麻袋劫走了俞家几代仅存的藏书，一把火烧掉了俞氏收藏的有关《红楼梦》研究资料。前交通部长章伯钧是著名的[大右派]，藏书逾万册。他的住所被附近一所中学的红卫兵占用作为[红卫兵总部]。冬天到来时，章氏藏书成了红卫兵头头们昼夜烤火取暖的燃料。后来，除少数善本被北京图书馆收藏外，其余全部被送往造纸厂打了纸浆。在上海，画家刘海粟珍藏的书被红衙兵抄出后，堆在街上烧了五个多小时，焚毁字书文物不计其数。中央文史馆副馆长沈尹默是名满天下的书法大家。年届八十四岁的沈老怕自己的[反动书画]殃及家人，又担心焚烧时让外人看见告发，罪加一等，将毕生积累的自己的作品和一批明清大书法家的真迹一件一件地撕成碎片，在水盆里泡成纸浆，再手攥成纸团，让家人夜深人静时拎出家门，倒进苏州河。字画裱褙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国宝级文物，如宋徽宗的山水画，苏东坡的墨竹，文徵明和唐伯虎的作品。他耗尽家财、费尽心血收藏的名人字画，被红卫兵付之一炬。他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的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在苏州桃花坞木刻年画社的画家凌虚，五十年代曾手绘一幅长达五十尺的《鱼乐画册》，被政府拿去，作为国宝送给印尼总统苏加诺。他用了几十年工夫，收集到的上千张中国各地的古版画，连同他的国宝级佳作，通通被红卫兵烧毁。
1967年8月28日，在长沙毛泽东下令开枪，打死“反革命”游行群众101人。大兴县杀“四类分子”325人，22户被杀绝。湖南道县农村纷纷组成“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大队干部随意处决人，红色大屠杀致死上万人丧命。屠杀的手段有：刀砍、铳打、铁烙、活埋、沉河、尖刀刺、钝刀剐、锄头挖、绳子勒、石头砸、数十人捆在一起用炸药炸、几十人丢进红薯窖用火活活熏死，还采用砍头、挖眼、割耳、削鼻、剖腹、割乳、切指、断肢等种种手段，惨不忍睹。文革中，冀东案迫害8万4千人，死亡2955人；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民案致死14000人；内蒙古人民党案致死11622人。广西武斗死亡10万多人，广西武宣县、隆安县、大兴县、上林县、武鸣县、蒲北县、灵山县、贵县都发生了大规模的煮吃“反革命分子”心、肝、肉的吃人事件。叶剑英曾说，文革造成了2000万人死亡（汉学家麦诺教授估计，非正常死亡773万人），上亿人受迫害。可是至今中共领导层里的毛派人物，仍把一切罪恶都推之于林彪、四人帮的头上。他们成了替罪羊。真正的罪魁祸首却逍遥法外，仍然是“伟大的领袖”，可他的老婆江青说了实话：“我只是毛主席的一条狗！”
六，骄奢淫逸，生活放纵，腐化堕落，玩弄女性，抄袭剽劫，毫无人格，道貌岸然，从不恤民，卑鄙龉龊，形同禽兽。还美其名曰：“伟大导师”。
毛泽东是个腐败的不择手段的独裁者。彭德怀曾斥责他“后宫佳丽，粉黛三千”，在中南海成立文工团目的是“选妃”。一位中南海文工团女琴师说，毛泽东没一个品位。他一见着漂亮女人就拉人上床，他任何办公地方都有“密室”。他对女性从来不尊重，包括自已的妻子，是个见异思迁的淫君。原配夫人杨开慧为他身陷囹圄时，他在井岗山上早与贺子珍合欢交眠；在延安当着贺子珍面竟与他人上病，当贺子珍赴苏联养病期间，他又与江青同室周居；在与江青结婚后又与许多女女“暗渡陈仓”。有人统计，他玩过的女人不少于一百人，在死前还在玩女人，任何时候身边都佳丽如云，自然活不到“万岁”。
他的骄奢更是惊人，每次外出坐专列，数千警察、军队保护他。一切人、一切车辆皆服从其特权——让路。毛每次外出要花费上百万元。毛去苏联访问，也用专机把木板床运去（毛的朴素只是他的农民习惯而已。当要花很多钱维持他的“朴素”时，他毫不犹豫地折腾）。即使三年饥荒时期，全国到处都在为毛建豪华别墅。除各省市首府外，一些中等城市如包头、鞍山等也竞相效尤，其数量之多，古今中外少有。外交部当时的总务司长等人从各地观摩回来后说，有些地方装修标准在北京钓鱼台宾馆之上。
有些别墅是毛泽东亲自交办的。除庐山“美庐”旁的一处外，1959年6月毛回韶山时，向省委提出在滴水洞“造点房子”，说以后可以来此办公、休息。这座别墅，连修公路、美化环境在内，耗时两年，耗资1点2亿。有人计算，如果毛泽东用建别墅的钱去买粮赈灾，可供湖南饿死的248万饥民吃一年。本人2001年曾去韶山滴水洞参观，留有一首诗：“君王席上一戏言，百万民膏扔此间，寂寞行宫寒光锁，借问疆吏可汗颜？”
在全国到处都饿死人的时候，毛命令把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改成「一一八会议室」，里面的装璜、家具、陈设、吊灯远胜于克里姆林宫。而且，中南海的春藕斋也被重新粉饰装修，成为毛的专用舞厅。在饿殍遍野时，毛居然把舞会由每周一次改为两次，可谓莺歌燕舞，。
红旗出版社1996年11月版的《毛泽东遗物事典》记载上有：三年饥荒期间毛泽东的菜谱（被宣传为饥荒时期“不吃肉”）1961年4月26日，几位工作人员会同厨师为毛泽东精心制作了西菜菜谱，包括七大西菜系列，即鱼虾类、鸡类、鸭类、猪肉、羊肉类、牛肉类、汤类。其中有：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菠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等等。60年代初，工作人员为毛制作的鸡类西菜有：黄油鸡卷（鸡排）、软煎鸡徘、鸡肉饼、鸡肉元、大王鸡肉饼、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葱头焖鸡、青菜焖鸡、纸包鸡、鸡丁敏士、椰子鸡、奶油鸡等等。60年代初毛泽东吃过的猪肉类西菜有：烤猪排、烤猪腿、炸猪里几、炸猪排、馏猪排、法国猪排、意式奶猪等等，毛泽东吃过的西菜牛羊肉有：羊肉串、烤羊腿、烤马骏、白烩羊肉、煎羊排、煎羊肝、牛扒、煎牛肉、咖喱牛肉、伏太牛肉、酸牛肉，烩牛尾等等。
《党史文苑》载：据汪东兴回忆：1967年10月毛亲自查了自己的稿费存单，达570多万（相当于现在的三个亿左右），是当时中国的首富。而毛的文章却大多为胡乔木、田家英、康生等人所代写（“毛选”中的文章90％以上是秘书们所写），《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都不是毛的作品，只是冠以毛的名字发表或成为毛的讲话稿，稿费全部归毛。1964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改革稿酬制度的请示报告》——废除了印数稿费的制度，只采用字数稿酬，后来全国报刊、出版以及任何创作又取消了稿费制度，全国唯有毛泽东一个人享受特权在拿稿费，而且是按印数稿费拿。毛的著作大多不是人民自己掏腰包购买，而是国家、单位花钱购买，发给人民，结果每个家庭都不止拥有一套两套“毛选”。著作不断地再版，声称“手不沾钱”的毛泽东不断地违规拿钱。是个典型的口是心非的混帐！
毛的钱是怎样花的呢？据王彬彬的《为批评正名》叙述：毛的稿费收入首先是用于贴补生活之用。毛泽东每月工资404．8元，江青330元，他们的收入是当时中国普通工人收入的十倍。但远不够他们开销，于是每年从稿费中拿出一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二三十万）用于个人生活，结果毛还被宣传为“艰苦朴素，粗茶淡饭”爱民的“领袖”。从1965年至1976年2月，毛泽东先后9次提取了38万元人民币和2万美元的稿费给了江青；从1967年至1976年5月，毛泽东先后5次提取15万元给了张玉凤，又给了护士吴某2.5万元，给了汪东兴4万元，但没有见过毛拿自己的稿费去做公益事业或者救贫济困——即使是对曾经养育过、乃至成就过他的伟业的“福地”井冈山、遵义、延安、西柏坡等长期以来相当贫穷的地区，“伟大领袖”也没有掏过腰包。
毛泽东不但没有感激过贫穷的乡亲，而且多次公然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叫好。比如日本首相田中访华，田中为日本侵华口头道歉，毛却说：“我们还要感谢日本呢。没有日本的侵略，也就没有我们的胜利”。
辛子陵在《打开文化大革命黑匣子的密码——毛泽东传位心路追踪》写道：“毛泽东晚年曾经多次提出自己身后班子的名单：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毛远新或王洪文。可见，随着毛泽东的去世，毛家天下的班子已经形成，幸亏毛岸英早死了，否则他就是中国的金正日。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让政治局讨论总理人选。政治局提了三个人：华国锋、李先念、张春桥。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是由汪东兴提议的，附和的人有张春桥、姚文元和吴桂贤。讨论此议题时，叶剑英、朱德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王洪文、陈锡联、吴德、纪登奎表示要请示毛主席。江青“谦虚”了一下，表示坚决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自己不当什么副主席，继续当批邓的“过河卒子”。主持会议的华国锋认真地记下了江青的话，并要列席会议的毛远新把整个会议情况完整地汇报给毛主席。
1976年1月底，毛泽东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副主席”，圈掉李、张和江青。据姚文元回忆：“毛泽东还召见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说：‘谁提江青为党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诚，是汪还是张提的？谁提是谁在害她，逼我早死，你们要拥江，应该等我死后。’”
毛泽东钦点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准太子毛远新激烈反对，认为华国锋能力太低，主持个会连话都说不清楚。毛把手臂往下一压，说：“我就是要用这个没能力的。”毛再也找不到“萧何”了。他看中华国锋无能力、无班底、无野心，有这“三无”，毛死后，他只能把政权交给江青，是个最理想的二传手。这是毛泽东心中的如意算盘。
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精神上受到很大打击，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来日无多了。他不再绕山绕水，顾左右而言他，不得不把身后事明白交代。据姚文元在回忆录中披露，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
党主席：江青；
总理：华国锋；
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
军委主席：陈锡联。
毛还将这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你办事，我放心。”不是毛泽东传位给华国锋的遗诏。”
1982年12月3日上午，在公审四人帮的法庭上，当指控江青有反党夺权的野心，攻击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时，江青高声叫板，把全场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她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她环顾四周，她的眼镜成了法庭中照相机的焦点——“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了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结果，法庭大乱。
江青在混乱中冷笑：“我无法无天。”
我们再看看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林彪是怎样反思毛泽东的：林彪在日记中写道：“主先臣后”，“主倡臣和”，“终生不犯错误之法……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坚决的左倾高姿态”，“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大事，不然是书呆子”。叶群记录的林彪讲话还有：“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林彪正是按照这些原则投毛之所好的。
所谓林彪整人，只是对毛泽东想整的人说了几句狠话而已，如对罗瑞卿、贺龙。罗瑞卿因为窃听器的事而被毛欲置之死地，贺龙因为长期不愿奉承毛而被毛怀疑——贺龙家里从来不挂毛泽东的像；全国学毛选时，贺龙却说“应当好好学习刘主席著作”；毛泽东接见运动员，贺龙站在门口，10分钟就走了；有一次，运动会上高奏《东方红》，贺龙起身就走；毛泽东摆家宴过生日，贺龙称身体不好没去，可是却在家里打扑克；批判刘、邓，贺龙不发言，毛泽东逼他发言，贺龙却说：“我上不了纲哟”。因此，毛泽东怀疑贺龙是另外一个彭德怀，必欲除之，让人揭发他“二月兵变”、想当主席。
林公开大批彭德怀，私下里却说彭的“万言书是对的，就是急了点。”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毛吹成“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天才”，但私下里却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有道理。”林彪个性清高，聂荣臻说：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两个敢顶撞毛主席。林彪反对出兵朝鲜，拒绝率兵入朝；反对大跃进，说毛泽东“凭空想胡来”。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彪推辞不受，还写了一份报告继续推辞。毛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坚持让林彪作接班人，林彪竟把毛的“钦批”报告撕碎扔进了痰盂。
毛泽东强迫林彪做接班人，但林彪或许是因为身体不好，他是寡欲的，他多次声明不当国家主席；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但却把日常工作委托给了叶剑英。从1967年到1970年，林彪仅一次在住地召见过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约20分钟，谈的仅仅是防止苏联对北京的突然袭击；黄永胜当军委办事组组长和总参谋长前后，林彪只见过他两次，林彪从未单独接见过吴法宪，对李作鹏也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过一次，丘会作在文革期间从来没有面见林彪的机会。林彪甚至在文革数年也没有对军委办事组下达过象样的命令。可就是这样一些零散的人，被毛泽东捏造为“林彪反革命集团”。
原来，林彪与“四人帮”等毛泽东的走狗水火不容。林彪集团的人都是受到毛泽东、四人帮的残酷打击而投靠林彪的。黄永胜直到1980年出庭受审时还大骂江青“大流氓！大坏蛋！”吴法宪、李作鹏、丘会作等人皆是受尽批斗凌辱，后来被林彪暗中保护了起来。林彪他们称江青为“白花蛇”，张春桥为“眼镜蛇”，姚文元为“响尾蛇”。林彪多次当众大骂江青，还说要“毙了她”；一次，陈伯达想辞掉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的职务，可林彪劝他：“你不占住这个位子，她（江青）就会上去，祸害的人会更多”；只是因为江是毛的夫人，林彪又要让叶群与江青套关系。1971年，林在苏州大哭一场，提出要“清君侧”，搞掉张春桥等几个奸佞，搞掉“三蛇”，架空毛，实施“新政”，“新政第一条就是：中止文革，搞民富国强。”
据林彪秘书张云生的回忆录：林彪与毛泽东最大的矛盾是在起草中共九大报告中。毛让林彪主持起草该报告，林彪、陈伯达起草了题为《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报告，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的矛盾”，所以应当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应当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搞“民富国强。”陈伯达也说：“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尽搞运动，运动就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毛泽东看了报告初稿以后大怒，决定另起炉灶，让张春桥、姚文元重新起草政治报告。张、姚起草的报告由林彪在大会上宣读，当时林彪面色铁青，肺都要气炸了。念完报告回到家里，叶群说：“我真担心，你都念错了。”林彪说：“多念错一点才好呢！”
据最近开禁的《林彪工作札记》：林对毛“文革”中的阴谋了如指掌，如林彪札记中记载：
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风吹得很劲。毛提出，让叶群多关心政治大事，创条件参加实际一线面上工作。问了叶群行政级别，说：“十四级，太低、太低！”毛的办公室主任是七级、八级。毛说：“不能再干等着，国庆节后准备对各大区第一书记放炮，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造反，中央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执行，不要迷信中央，不要怕兵变，不要怕乱，不要怕造反。大乱才能大治，是我革命斗争实践中的思想理论结晶”。毛要从舆论上、组织上发动进攻，要整人，要搞垮人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六日：老毛施阳谋外出，由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经刘除“彭、罗、陆、杨”作第一步，再通过毛的政治斗争纲领文件，铲除刘、周、邓，这是毛的阴谋。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七日：毛已决意要除刘、邓。刘邓提议，六一年八月召开党的九大。毛说：要请长假调理。六四年五月，政治局提出：八大至今已八年，要召开九大。毛说：要返故乡休息。毛指：六一年是要复辟搞修正主义，六四年是排斥毛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九日：一月革命，上海夺权斗争，是“B52”（毛泽东）授权眼镜蛇（张春桥）、婆娘（江青）搞的。全国各处，从上至下、天南地北展开夺权斗争。谁夺谁的权？婆娘代“B52”到处放炮，到处打、砸、抢、抓、斗，到处埋下仇恨种子。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日：局势继续乱，二十五个省区告急瘫痪。动用武装部门、保卫部门武器参与武斗。双方都坚持忠于同一个神，同一个魂，同一个旨。
九大之后，毛决心除掉林（毛最终逼死林彪，出于三大原因：林彪的以经济建设为重心的思想与毛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严重冲突，为了自己身后不被否定，毛必须在打倒刘少奇之后乘胜追击，打倒林彪，甚至后来试图打倒周恩来；当初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秘令林彪坐镇中央军委，为他掌握军队，结果军委办事组都是林彪的人；毛认为批判张春桥的“二月逆流”是林彪推动的，当时以林彪为代表的“枪杆子”与以张春桥为代表的“笔杆子”水火不容），林多次求见毛而不得，林彪甚至为此大哭了一场。一次，江青让林彪到钓鱼台，林以为毛要接见，匆匆赶去，结果只是跟江青照了相，没有见到毛泽东，林彪气愤填膺。毛始终不给林彪任何解释的机会。庐山会议上，本来是康生首先提出要设国家主席，林彪从未提出，而且多次表态：如果设立国家主席，由毛主席担任，我林彪绝对不当。但毛泽东要借机打倒林彪，他跑到南方大肆进行非组织活动，到处声称：有人想分裂中央，想当国家主席。
毛泽东逼迫林彪出逃，林彪不想认罪，认罪了必然是刘少奇、彭德怀的下场。林彪说：“反正活不了多久了，死也死在这里。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以上均见林彪秘书的回忆录）中央本可以阻止林彪从北戴河出走，当时全国的飞机都禁止升空，唯独允许林彪的飞机起飞，毛泽东还十分潇洒地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其实，毛胸有成竹，飞机上早就安了定时炸弹。
文革中，一份批判文革的信——《中国共产党非常中央委员会致全党的公开信》传到林彪处，林听讲后一言不发，但随后又把信要了去，说“再看看”，可见，这封信引起了林彪的共鸣。林彪曾说：“文化大革命，要变成‘武化’大革命喽！”林彪儿子林立果等人在《571工程纪要》中写道：“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上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的家长制生活。”(以上参见〈毛家湾记实〉，中央党史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