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的生命旅程中，有不幸，也有幸运。不幸的，如「无罪无辜，谗口嚣嚣」（诗经．小雅．十月之交）；幸运的，如死里逃生，天空任鸟飞。
曾任香港《文汇报》总主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聂绀弩（一九○三至一九八六年），有不幸，也有幸运。不幸的，是一九五五年牵连「胡风反革命集团」，险些入狱；五七年反右时被列为右派分子，流放北大荒服劳役；最大的不幸，是六一年获释回北京后，竟遭常在一起喝酒聊天的好友不断告密，在文革初期的六七年被指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投入黑牢，这正是「无罪无辜，谗口嚣嚣」。他又算幸运，虽被判无期徒刑，却於七六年提前释放；在胡耀邦及中共中央组织部过问下，於七九年获平反。
近日，聂绀弩被好友告密的事，成为北京、广州等地文化界热议的话题。
热议是从《中国作家》（中国文联主管刊物）的报道文学──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引起。寓真曾任法院法官，他根据官方的解密档案，记述聂绀弩遭好友告密而系狱的悲剧。这个好友，是曾在香港居住的黄苗子。
本文从寓真的"聂绀弩刑事档案"、章诒和的"谁把聂绀弩送进监狱"谈起，述评告密是「一党领导」体制的一大特色，不足为奇，触及「剃人头者人亦剃之」的恶性循环和人的狼化。
喝酒聊天转身就去告密
"聂绀弩刑事档案"刊出后，「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在广州《南方周末》发表述评"谁把聂绀弩送进监狱"，为聂绀弩抱不平。
章诒和及其文中提到的厦门大学教授谢泳，笔者都曾见过，却没有机会深谈。谢以研究社会变迁中的知识分子角色着称，章及其母李健生，与聂及其妻周颖早有私谊，由她写聂的系狱最适合。
"聂绀弩刑事档案"长达十万字，笔者浏览大陆一个网站，花一个晚上把八十一页读完。寓真（笔名）写聂案成功之处，在於记述聂被好友告密事件时，描写了相应的政治背景，包括反右、四清、文革初期的「政治气候」。
他的另一成功，是涉猎大量的官方解密档案，抄录了告密者的密函。他又把告密者分为两类：一是在文革期间被迫「揭发」聂绀弩者，如剧作家吴祖光（评剧名伶新凤霞之夫）、担任北京师大教授的民俗专家锺敬文等；第二类是主动配合专政机关的告密者，寓真写道：「聂绀弩赠送较多的是黄苗子，但送给黄的诗篇，不知为何都进入了司法机关。」
笔者读了"聂绀弩刑事档案"之后，并没有激动。原因是阅读过大量关於政治冤案、文艺事件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共运）史的文献；在阅读和研究中形成的认知是：在共运中、在「一党领导」体制下，文字狱和告密者是司空见惯；没有文字狱和告密者才是奇怪。
毛泽东时代的「一党领导」体制，是「列宁、斯大林加秦始皇」─见於北京关於中共党史的一些论述。阴魂不散超秦始皇百倍。
在五八年五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当林彪插话说「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毛说：「秦始皇算什麽？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
毛对文人的监控、折腾，与中国、俄国的专制主义有关，更与「斯大林经验」不可分割。在三十五年前的七四年二月，笔者在《明报》的专栏发表"迫害．流放．苦役"和"阿拉克乞耶夫的阴魂"，述评俄国亚历山大一世时代（一八○一至一八二五年），沙皇本有意革新，但因听信奸臣阿拉克乞耶夫（粗通文字的军人），专横监控知识分子；尼古拉一世王朝（一八二五至一八五五年），设置监控文人的特工机构「第三厅」，大兴文字狱，大批文人被流放。
斯大林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五三年当政期间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毛泽东的思想改造、反胡风、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都有阿拉克乞耶夫的幽灵；毛时代及后来各地公安局设文化保衞处（文保处），就与「第三厅」相似。斯大林和毛泽东整文人的残暴手段，则超越亚历山大和尼古拉。
到处飘浮阿拉克乞耶夫的阴魂，自有大量的告密者和文字狱，告密者往往也被别人告发：「剃人头者，人亦剃之。」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写打油诗，云：「闻道人须整，而今尽整人；有人皆须整，不整不成人。......请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北京等地的网友，谅解被迫告密者，对主动配合专政机构的告密者却表达「气愤」之情，这是基於道德的谴责。比「道德期望」更重要的，应是「制度期望」──构建以法治、文明为基础的制度和秩序文化，才能遏制人的狼化、消除文字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