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权受腐败细菌病毒侵蚀，得了无药可治的脏病，服用权力抗生素也无非是政治安乐死。
"亡国灭种"乃是一个虚言吗？晚清士大夫误读西典而迷信"天演"观与弱肉强食，也是过度紧张？恐怕当年严复他们并不确知西班牙殖民者征服美洲的细节呢，新大陆土著因免疫力不足而亡于瘟疫，乃是现代生物学揭示的真相，而最早的抗生素要到一九○一年才出现，免疫控制的整套理论构架迟至一九七四年才完备。
丛林深处的印第安"幽闭部落"
爱达昆（Itaquai）河蜿蜒蛇形深入邈远的丛林处女地，是未被掠夺过的，不像亚马逊盆地上的许多便易接近之处，其黄金、石油、橡胶、木材、奴隶及其灵魂，撩拨起五百年的征服、瘟疫和摧毁，巴西上百万的印第安人口锐减至三十五万，丛林深处就藏着一些幽闭（uncontacted）部落。当时的土著死于暴力冲突者并不多，大多数死于流行病，甚至是很普通的感冒，他们对此没有生物机能上的免疫力。北美"新大陆"环境相对隔绝，不似欧亚非三大洲之间频繁的贸易、交通以及连带的细菌病毒交换，西班牙殖民者（对旧大陆已经具有免疫力）把剧烈的新病毒传播到新大陆，没人知道一四九二年哥伦布抵达今海地、多明尼加一带时，那里的人口有多少，保守的估计也超过十万人，但到一五二○年，那里只剩下一千个印第安人，和单一的一个世代，在这个岛上辉煌了上千年的文明及其肉体和灵魂，统统被摧毁。
没有免疫力，一个凄凉的隐喻∶无论是生物机能上的，还是文化制度上的。曾废除私有制度和市场半个世纪的"新中国"，很像当年环境相对隔绝的美洲"新大陆"，马克思把金钱视为"罪恶"的观念，恰好造就了对商品制度的"细菌"没有防御机制的一个社会，河南等地一旦将血液当作商品来买卖，对艾滋病毒没有免疫力的系统，首先不是人体而是制度，而所谓"科学"若不是随同整个西方系统来引进，则"赛先生"是引不进来的形同虚设，这才是"五四"精神的大笑话。
骇人听闻的河南"血浆经济"
有"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之称的高耀洁医生，在她新近出炉的自传《后记》的末尾，发出《离骚》似的浩叹∶"我已经年逾八十，自知来日无多。这场惨烈的‘血浆灾难'我怕是看不到尽头了......我敢断言∶用不了五十年人们就会看到，爱滋病带来的灾难恐怕比人口灾难要更加惨烈，后果更加严重！......请记住我这个老人的呼喊吧！"
中国现有一百万人ＨＩＶ显示阳性，联合国估计很容易在十年后增至一千万，并且不难超过非洲（有三千万艾滋感染者）。艾滋病在中国的迅速扩散借助了政府的力量，万延海介绍河南省九十年代兴隆的血液买卖市场，惊心动魄∶"河南地方政府在九十年代初把组织农民卖血当成了第三产业。一九九二年他们提出，河南有将近一亿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其中百分之一的人卖血，他们一年就可以有几亿元的利润。事实上，河南卖血的规模大概不止一百万人，整个九十年代参与过卖血的可能有将近一千万人。政府办血站、政府的各个医院办血站。有的县，光政府办的血站就有四、五家，就是一个简易的小房子，或者一台拖拉机，人就躺在血站里，变成了一台台造血机器，像一根根的管子一样。对，他们把这些卖血的人就叫‘管子'"。
驻马店悲歌
二○○一年五月三十日，河南一个"艾滋村"的七名村民在北京举行记者会揭露惨烈真相。这个村子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流行卖血赚钱，做法简陋，"血头"把几个人的血液混杂在一起，分离取走其中的血浆，然后把剩下的红细胞分成几份再输回卖血者体内，以减少卖血者的失血量，为艾滋病毒提供了蔓延机会，只要一人带菌，就会迅速蔓延。驻马店地区的新蔡，就是八十年代中期我去采写《洪荒启示录》的地方，当时虽也耳闻卖血这档子事，尚属极个别，未及深问，后来竟弄到人人卖血的境地，乃我想像力不逮之处。有个东湖村，四千五百人，超过百分之八十的成人是艾滋病带菌者，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爱滋感染者，十四、五岁以上的人百分之九十五都至少卖过一次血，纽约时报称该村的发病率乃世界之最。驻马店位处淮河支流洪汝河流域，是个自古洪水泛滥、逃荒要饭的地界，三四十年代有所谓"水旱黄（皇军）汤（恩伯）"；五九／六○年之交更遭遇"新社会"的大饥荒，因人口锐减，北部十个县从信阳地区划出，另立一个专署，叫驻马店，再后来的"改革开放"，竟又给这个穷窝带来"血祸""艾魔"。
"血浆经济"的这些细节，具有从政治学到社会卫生学的丰富解读含义∶从共产制度脱胎而来的这个政权，其市场概念之懵懂（"摸着石头过河"），与文盲占有率极高的农民阶层卫生概念之欠缺，正好匹配；社会整体的"艾滋"盲，与体制关于发展的迷狂错乱、不择手段（"黑猫白猫"），又两相呼应；农民赤贫到了除去自己体内血液便再无别的商品可以出卖，与政府贪婪到了犹如巨兽吞食生灵从肉体、血液到灵魂之全部，恰成正比......概言之，这个社会不止是无知，更无人性。邓小平"六四"杀了学生娃娃之后说∶只要共产党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就会忘掉过去此后二十年的这场"经济改革"，就是被他"设计"在这样一个冷血、功利的前提下，从一开始就剔除了公义、恻隐、善良等有关人性的一切。所以认为经济搞上去中国就会进步，基本上是一种弱智。
"二茬罪"、脏病、权力强暴
中原的农民，曾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拿粮食跟苏联交换核技术，而饿死了数百万人，这个惨痛代价，他们被告知是为了"提前进入共产主义"而付出的；后来共产主义进不去，又要他们"反修防修"，以免"吃二遍苦、遭二茬罪"，农民们觉得无非还是饿肚子吧？却做梦也想不到暴戾贫穷的共产极权社会，不会具有关于资本主义的想像力这"二茬罪"竟跟饥饿无关，而是要你染上那只有在万恶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脏病"，那比饿死还要惨！
爱滋病在赤贫的农村蔓延，伴随着深重的伦理折磨，一个权力强暴的浅显直白的隐喻"脏病"跟性乱相关，乃是下贱行为，人们莫名罹难，到死都背着一个"丑病"的恶名，此一层冤屈；农民以"血浆"浇灌的经济繁荣，供养了官员干部们的炽热淫风，却叫老百姓因染"脏病"而担着这乱性的名声，此另一层冤屈，都是"跳进黄河洗不清"；更甚者，政府文件和媒体大肆宣传"爱滋病流传的主要管道是吸毒与性"，将责任全部推到民间，用农民的话来说，这叫着"吃鸡连骨头都不吐"。这就是"资本主义"？以农民的政治常识不会比其卫生常识更高，他们便觉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顶帽子，当初毛主席并没有搞错呀，搞"开放"放出来个艾滋病，还不资本主义吗？连封建社会那么"漫长"，也没叫庄稼人受过这种罪！
此江山怎一个脏字了得
"脏"的含义，只跟资本主义粘连，原是一个陈旧观念，却因为"血浆经济"和艾滋病，再加上诸如批条、吃喝、二奶等等，而注入了新义，搅动着左右思潮。邓小平拍板∶"姓社姓资不争论"，那意思其实是说∶"脏就脏呗，你能拿我怎样？"江泽民的秘笈功夫，就是面对国内国际指责中共之"脏"，充耳不闻，岿然不动；轮到胡锦涛便有些微妙，他似乎怕"脏"，总想去舀一勺延河水来当洗洁精，大概他的"清洁观"还维持在一九四二年老毛界定的那个"延安定义"，即未曾改造的知识份子比工人农民脏，可胡锦涛能还给"工人农民"那份所谓的"干净"吗？而他使唤的一伙知识份子便真有老毛说的那个"脏"，他却一点也不嫌弃，纯属"瞎折腾"；他坐的这座江山，无论在什么含义上，政治的、道德的、环境的、美学的，都没有丝毫干净可言，能说的只有"怎一个脏字了得"！
细菌／病毒／腐败的猖狂进攻，使"免疫系统"（immunesystem）成为极活跃的话语，从医学渗透到政治学、甚至中共的官方理论体系。有一篇党校教材作如下阐述∶"‘免疫'本来是一个医学用语，指的是由于具有抵抗力而不患某种传染病。免疫力有天然免疫力（或称为先天性免疫）与获得性免疫力两种。对腐败这种具有很强传染性、危害性的‘细菌'和‘病毒'来说，每一位党员干部都不具有天然免疫力，而只能具有获得性免疫力。"
中共的理论家们，从生物学获得了极大的灵感。本来嘛，人类饲养禽畜而获得免疫力，是发展出了农业的地域种族才有的一种幸免，富饶的美洲和干旱的澳洲，就驯养不了大型哺乳动物，按理说是更干净的地方，却敌不过肮脏大陆。欧亚大陆的免疫力，几千年里大概也是靠瘟疫一场场地爆发、人畜相厮培养起来的，但是只有这种肮脏大陆才到近代发现细菌，研制出疫苗，有医学手段应对瘟疫。所以，"党员干部"们怎可能"先天廉洁"呢？自然是要靠吃喝嫖赌"厮混"一阵子，一次次地"腐败"下去，才锤炼得出"防腐"免疫力，这就是科学，大概马克思对生物学不熟，当年并没发现它。
贪婪人性无疫苗可防
是的，人类虽然干净起来，禽畜们却依然肮脏，滋生新的病毒。欧美闹牛瘟、猪瘟，偏偏只有亚洲才闹鸡瘟，瘟出被称为Ｈ５Ｎ１的禽流感病毒。人类已经先进到试管婴儿、干细胞研究，却还是对农耕社会的瘟疫没辙，大概也永无止境。在人性这一端，则是根本谈不上"免疫"二字的，用生物学定理解释社会、人性，便无疑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人性利字当先、贪得无厌、欲壑难填、权力即春药等等，是不会有疫苗的，若退而求抗生素的话，唯有制衡权力一途。
但是，对独霸江山的一个利益集团来说，"权力抗生素"无疑就是安乐死，因为其制度安排乃是细菌源／病毒源，抗生素便要灭杀它，只在这一点上，政治学跟生物学是相通的。最后，我们自然是在面对一个"亡党亡国"的前景，不要说对这个奇异连体婴儿的分离手术尚未发明，得以诱使它服用的抗生素也没找到呢。于是走笔至此，思路又咬回文首∶"亡国灭种"乃是一个虚言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