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又读到章诒和《卧底》一文，此文根据冯亦代自己出版的一本日记类书藉《悔余日录》所载，冯在1958年被有关部门派到章伯钧家当卧底，每次到章家去闲谈后都要写书面汇报。所谓有关部门，可能是指统战部。当时有关部门派人找冯谈话，先晓之以义，后诱之以利，允诺给以摘帽、恢复原工资、组织给以充分信任等等条件，要他完成卧底任务。冯答应了，而且完成得很好。冯直到晚年有所悔恨，才出此书记录下这段历史。
黄苗子是著名画家，冯亦代是翻译家、出版家，两人都曾被打成右派，都是受害者，在我心目中素有良好形象，想不到他们也会去充当卧底者与告密者角色，真正地使我震惊不已！
毛泽东与康生创造了一套可怕的告密制度
告密现象，在我国古已有之，历代统治者要驭服臣工，巩固王位，都会利用或鼓励告密。到明清两代，告密已向制度化方向发展，不论锦衣卫，还是文字狱，都制造了一连串恐怖政治。但若与毛泽东的专制统治相比，那还是小巫见大巫。毛泽东利用康生之流所创造的一套告密制度，可说集苏联克格勃与蒋介石军统、中统之大成，达到了超越世上所有专制制度的登峰造极的地步。可谓：地无分城乡，人无分亲疏，时无分运动中或运动前后，处处有、时时有告密者与告密现象存在。它以革命的名义，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旗下，儿女告发父母，妻子检举丈夫，朋友揭露朋友，同事告密同事，都成了家常便饭，还制造舆论，洗换头脑，美其名曰：大义灭亲，站稳了阶级立场，提高了阶级觉悟，是积极靠拢党组织的表现，是入党、提干、升薪的必要条件。这就彻底颠覆了自古以来的家庭理念与社会道德准则，彻底颠覆了知识分子历来固守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个人尊严，变成人人都跪伏在毛泽东脚下的奴隶......。
这套告密制度，从延安整风、审干、抢救运动中逐步形成，建国后毛泽东把它推向全国，靠一次次政治运动，毛打断了几千万知识分子的脊梁骨，迫使他们无奈地臣服于他的脚下，眼睁睁地看着毛泽东把这个虚称的共和国从党天下变成了家天下。
这套告密制度，不仅有一套理论支撑，而且有各项制度相配套与完善。诸如人事制度、档案制度、户口制度、粮食制度等等，还有运动初期的分类排队制度、动员制度；运动中期的检举揭发制度、坦白交代制度、内查外调制度、大小会批斗逼供制度；运动后期的定案、处分制度等等，不胜枚举。核心是处处在教育、鼓励、提倡你：告密光荣，告密是政治进步的表现，只有告密才能得到信任与重用；不告密就是落后分子，三类分子，抗拒改造分子，就会受到岐视、批评、处分。
再从公安制度与党团制度来观察。全国城乡每个基层单位都设有治保委员，加上街道、村子里的类似小脚侦缉队之类的积极分子队伍，就把所有人都监视得密密实实。只要你家来个陌生人，就有人上门盘问；只要你稍有不满、牢骚，就会一一汇报上去。你想入团、入党吗？那就不仅要经常汇报自己的思想，还要教你不断汇报别人的思想与言行，在不知不觉中你就学会告密了。因此，告密现象被日益普遍化、日常化，几乎遍及城乡的每一个角落。在这种告密制度下，中国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迁徙自由等等被剥夺得干干净净，几十年下来，可怜的中国人还真不知自由为何物。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的专制独裁，是集秦始皇、斯大林、希特勒之大成。据一份材料披露，毛的保险柜里装着文革被期中央领导人你揭发我、我揭发你的书面材料，而保险柜的钥匙长期由张玉凤掌管。所以毛在世时，中央领导人都不敢得罪这个女人，还要讨好她。即使毛去世后，依然如此。这个告密制度的恐怖性、残忍性，可见一斑！
在这种告密制度下，告密者就比比皆是，形形色色。从中央大员到斗民百姓，从名闻中外的政要、专家、作家，到已被专政的劳改犯，劳教、管制分子，虽不能说人人有份，但你至少在无数次坦白交代中有意无意地涉及了别人，成为不是告密的告密。
告密者大致分两种状况：一种靠告密而向上爬，靠告密而求得各种政治、经济利益，这类人的灵魂已扭曲，心灵已被毒化，他们应受到众人的谴责与鄙视；另一种是因蒙蔽受骗而告密，被斗被逼而告密，对这类人应予原谅。尤其在劳改、劳教、右派流放集中地，公安管教人员为便于控制、管理这批人，故意在这些人中挑起矛盾，制造"狗咬狗"，逼迫他们相互告密，对此种情况，更应予以同情、谅解。对像黄苗子、冯亦代这种受害者，被有关部门利用人性弱点，许以种种好处，一时做了卧底者或告密者，人们也应给予原谅。但他们本人应像冯亦代那样表示悔恨、醒悟，慢慢净化自己的心灵。
总之，告密制度是可憎的，告密现象是可怕的，它只对专制统治者有利，对平民百姓绝对有害。它越盛行，社会越恐怖。只要个人曾有个告密行为，不管是主观有意还是被迫无奈，都该反思与悔恨，都是一种耻辱，都是这个专制制度刻在我们脸上的烙印，就像林冲脸上的火印一样永远洗不掉。只有人人起来批判告密，批臭告密，永远不再告密，才能割掉这个长在专制制度身上的毒瘤，才能迎来民主宪政的春天！公民自由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