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全面发动后，毛泽东依靠两套班子：一方面通过由江青一手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指挥运动，贯彻他的各种意图；另一方面则依靠周恩来所主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维持和应付日常局面。
八月下旬，针对造反派查抄工作组"黑材料"，冲击中共党政机关的问题，周与陶铸商量后，起草了一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护党和国家机密和要害部门的通知，送毛泽东、林彪审阅和中央文革披阅。江青对这个把属于党和国家机密要害部门的范围规定得极其详尽，几乎无所不包的通知，十分不满，她在上面批道："建议中央常委讨论一下，更少应请主席和林彪同志仔细阅读和批改。"毛阅后支持了江青的意见，批示："此件不发""，把文件退了回去。
当然，江青对周恩来并不完全是一味的打压拆台，也还有拉拢争取的另一手。自从周受命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处理党、政、军日常事务后，江青曾几次表示" 欢迎"他参加由她一手把持的中央文革碰头会。周心里当然清楚江青此举所打的如意算盘，是要他放弃所工持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把两者合二为一，形成由中央文革一统天下的局面。这是周所不能接受的。一方面是因为他所主持的中央常委碰头会是经毛泽东授权的，不经毛的同意，他不会拱手相让，另一方面这也是他在文革中可以对时局发挥影响的阵地。于是，周恩来婉言谢绝了江青的这番"好意"，并且不动声色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施展自己擅长拉拢人的本事，把党内的第四号人物、同时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陶铸拉到他这一边，并尽可能地与文革小组的另一个顾问康生保持好关系，在遇到问题时，注意尊重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的意见，即便是对中央文革中的"小字辈"，诸如王力、关峰、戚本禹等人，周也放低身段，请教听取他们的意见。对江青本人，周更是格外恭敬，小心周旋，决不与她正面冲突。凡此种种，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中央文革小组。
江青见拉拢不成，反而被周恩来挖了墙脚，十分恼火，于是迁怒于陶铸，不断地找他的碴。工交座谈会本来是根据周恩来的布置召开的，研究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以扭转工业生产节节下降的局面。但是，当触犯了急于把文革这把火烧向工矿企业的毛泽东后，周马上随风转舵，为了自保，并没有出来承担责任，听任为他背黑锅的陶铸中箭落马。
由于1966年第四季度全国经济形势明显恶化，出现了生产节节下降，建设濒临停滞的局面，为此周恩来把佘秋里和谷牧找去，布置他们抓紧准备召开计划会议，安排一九六七年的计划，并组织一个小班子，研究一下工交系统如何"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正好就在这时，陈伯达已经奉命搞出关于工交系统开展文革运动新规定的文件初稿，周建议将这一文件提到正在召开的工交座谈会上去讨论。
这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中央文革的稿子在工交座谈会上遭到激烈反对。参加会议的部长们哄堂而起，大加批驳，认为工厂搞大民主，势必影响生产，在工人中成立五花八门的造反组织，不是打架就是停产，主张取消已经建立起来的全市性工人造反组织，并要求在文件上写上"下能让学生和工人结合起来造反"。把陈伯达起草的稿子批得体无完肤，会议又另外搞出了一个修改稿，强调工矿企业不能停产闹革命，运动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等。
不过，善于在政治上观风的周已经看出了毛泽东的态度，因而开始有所退却，谨言慎行，凡事不轻易表态。可是，他的感情和看法毕竟和他的部属们是相通的，因此他在十一月十九日到工交座谈会讲话时，鼓励大家要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挺身而出，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
但是，三天之后，周恩来与陶铸、李富春一道向毛泽东汇报工交座谈会的情况后，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座谈会上表现出来的情绪和提出的主张正好与毛想把文革这把火引向工矿企业的意图背道而驰，令毛大为恼火。再加上这时中央文革的王力在私下已经向周恩来打了招呼，告以毛泽东对陶铸的种种不满，批评陶铸提出的工矿企业开展文化大革命要依靠各级党组织和老工人的观点是错误的。很显然，工交座谈会触怒了毛，陶铸也在政治上凶多吉少，一场风暴即将来临。在这种情况下，善于在政治浪涛中弄潮的周恩来立即随风转舵，有意和工交座谈会一上的论调保持距离，同时尽力说服掩护他的部属退却。
后来的事态发展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根据毛泽东的决定，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名为听取工交座谈会的汇报，实则展开围攻批判。林彪亲自出马，坐镇会议，连刘少奇、邓小平这样早已靠边站的人都被叫来与会。会上，中央文革的成员轮番上阵，集中向陶铸、谷牧等人开火，指责他们以生产压革命，"代表了一小撮走资派的情绪"。会议接连开了三天，最后由林彪作结论，说这次工交会议是完全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需要来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完全从生产收获的多少来评议文化大革命的成败，那是大错特错的! 大概是奉毛之命，林彪还专门敲打了周恩来一下，针对他不久前说过的运动形势是"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势不可挡"，指出现在不应该是挡不挡的问题，而是主动迎接的问题，不是刹车的问题，而是要扩大的问题，要让这场革命席卷全国每一个领域。
于是与会者纷纷作了检讨。首当其冲的陶铸在发言中有意识地出面承担了"堵"、"压"工厂、农村开展文革运动的"主要责任"，表示：这次会议把我这个盖子揭开，中央拿我这样一个例子来批判，来教育各地，我看很好。实际上，陶铸是在代周恩来受过，顶下了本来应该由周出来承担的责任。会后，周恩来把工交座谈会的汇报提纲送给毛看，并没有站出来为此承担责任，也没有给陶铸等人开脱，听由他顶下全部的责任，相反还注意撇清和其中的干系。随后毛泽东指定他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帮助"陶铸。
陶铸原来是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上调中央，接替彭真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被破格拔擢，进入中央常委，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当初，毛泽东看重陶铸是因为他在历史上与刘少奇有过节，再加上为人耿直，敢于放炮，又是林彪的老部下，正好可以用来作为他于中对付刘少奇的一门大炮。但是，陶铸到中央后的表现，却让毛泽东大失所望。他在政治上处处跟着周恩来走，有意识地和中央文革保持距离。更让毛不满意的是，陶铸非但没有成为一门向刘、邓开火的大炮，相反还总是和他本人的意图顶牛，在运动中屡屡充当"保皇"和"灭火"的角色。再加上江青也不断告状，说陶铸为人霸道，在很多事情上欺负她，根本不把中央文革放在眼里。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陶铸日益反感，认为他已经成为运动的绊脚石，遂决定批陶，为下一步运动扫清障碍。
陶铸当时对文革的女掌柜江青确实不大买账，甚至敢于当面顶撞她，当然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这在文革那个年代的中共领导层中是很少有的。陶铸曾对他的妻子谈起过这一点："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孙子那样训斥，总是命令的口吻，真是让人受不了!"
周恩来当然很清楚陶铸是在代自己受过。陶铸到中央来的时间不长，却一直视周恩来为自己的师长和领导，处处尊重，遇事请教。在许多问题上，两人观点一致，配合默契。运动中的不少事情都是他们两人共同商量后，由陶铸出面办的。而且陶铸一直处在运动的第一线，为周挡住了不少棘手的事情，分担了来自各方的压力。所以当社会上出现炮轰陶铸的浪潮后，一开始他采取保的态度，说："把第四号人物揪出来"，这是什么口号?你们是怎样看待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的?你们这样写，我不同意，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也不会同意。
但是，当毛泽东决心要批陶铸时，周恩来为了保全自己，不敢违抗毛的意旨，只好让陶铸先"顾全大局"了。还充当了批陶会议的主持人，让陶铸为自己背黑锅。在这件事情上，充分显露了周品德的低下，是欠了陶铸账的。
在批陶的会议上，中央文革的全班人马出动，按照预先的布置，轮番上阵，向陶铸开火。先由王力、关锋、戚本禹打头阵，然后张春桥、姚文元横扫，最后主将出场，江青、陈伯达、康生进行重点批判，为陶铸所犯错误的性质定调，给他戴上了两顶帽子："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和"刘、邓路线的代理人"。一个星期后，陶铸即被江青，陈伯达在群众大会上点名打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