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平接受了不同的声音主持人谷季柔的专访。因为揭露腐败而被关押的中国记者姜维平，在五年零一个月的刑期中，被关过三个看守所、两所监狱。
姜维平：发明了一个词，就是现在中国进入了什么时代呢？一个状态叫撕裂状态；一个时代是什么时代呢？表演时代。撕裂状态是什么呢？经济上高速增长，政治上僵化倒退到了民国都不如。比如在新闻自由方面，就造成这个社会上的撕裂状态，裂了一个口子，象火车一样头在前进，尾在另一个方向发展，中间这个断裂带就是社会的动乱。
所以，为什么现在统治阶级，从共产党来讲，一党执政，它有那么庞大的军队但是它很恐惧，因为它自己知道这是一个撕裂的状态。
就是坐在火山口上。每一个点都充满变数，有可能随时坍塌下去。你再看表演时代，你看现在的中国人不管当官的还是百姓，很多人都在表演。当官的台上讲一套，背后讲一套，老百姓一样，上班讲一套，包括小孩，妈妈都告诉孩子‘别给老师这样讲啊'，比如说老师求孩子办事，我们都经历过，‘教你爸爸给我们报销点出租票'，‘教你爸爸办点什么'，孩子说怎么能这样呢？‘别这样说啊'。小孩从小就这个社会已经变成在一种表演时代。为什么象春节联欢晚会一个小沈阳，不过是一个演员，一下吹捧成如此风云人物。你现在问小孩子理想是什么？很多小孩都说当演员，我要学章子怡、我要学刘晓庆。说为什么？‘名利双收哇'。象对角线一样生活，走最近的那一个成功途径：表演。所以，造成我认为的中国现在目前就进入这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是非常长危险的。
记者：怎么个危险法？对中国未来长远的影响力？
姜：一个社会的发展从理论上讲，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会出现稳定的中产阶级，这个社会才会有民主法制，老百姓才有安定的生活，才能缩小城乡的差别、贫富的差别。这样就象邓小平刚开始改革开放讲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另一部分人富'，但现在是怎么样呢？一部分人富起来了，但另外一部分人根本没带动。而且陷入了绝对的贫困化。所以，这个就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是在经济繁荣背后的不稳定因素。现在通过一些突发事件，从瓮安事件以来越来越强烈，这就是个危险的信号，包括杨佳事件。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用和平、民主、非暴力的方式表达愿望，包括你们电台，为什么？我认为实际上在帮助中国，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把这些民怨、民情、民恨由一种途径把它宣泄出来，社会还是稳定地转型嘛，叫民主转型嘛，对吧？
记者：事实上象您所写的那些文章揭发中国的腐败黑暗面也是同样的工作。
姜：所以，我把我自己称为医生，什么意思呢？实际上，就是社会的医生，什么医生呢？我抱着善的愿望，比如社会得了疾病，癌症或者是各种疾病，通过我们的文章、通过我们真实的声音帮助它。理性、客观、积极。所以你看我的文章，我认为我良好的愿望帮助它。国保的人2006年以后经常和我谈话，我也和他们讲，我说我是很善意地帮助你们，因为老百姓的一些悲伤由于官员的层层对信息的过滤你们听不到，看不到，我把真实情况告诉你们，你们可以加以改进。
我给你举个例子罕热缢担?998年在香港的《前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黑龙江民谣显民意》，就是黑龙江的民谣显露出一种民意。其中民谣当中就提到了一个两极分化的问题、官员腐败的问题，如果那个时候统治阶级，我们的执政党能够（我这是书生的想法）按照我当时提出的观点来改进的话，就不会出现黑龙江后来发生的韩桂芝案，田风山案，这些人我都是很熟悉的，还有马德案，辽宁省的张国光案，慕马大案，吉林的米风君案，实际上它如果按照我的做，能挽救很多当官的政治生命。因为他改进了嘛，更不用说老百姓得到了好处。因为我在东北办事处工作了五年，从县委书记到省委书记，省长，这级别的领导干部我接触很多。我这篇文章我认为我是很善意很积极的。
记者：不过很遗憾，生病的人都讳疾忌医，你指出了薄熙来各种贪污腐败的行为，得到的结果是您进了监狱，他继续升官。
姜：他这个情况应该是一个特例。为什么是特例呢？因为韩桂芝案也好还是马向东也好，还是米风君，他们的能量是有限。因为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造成个人的作用尤为明显，一个官员在地方做得怎么样个人品质特别重要，因为没有约束，包括我们没有法制的约束、没有言论自由的约束，没有人制止他。薄熙来是什么呢？应该讲是他父亲的背景造成在京城里有人给他摆平，在地方应该讲他的外表、他的谈吐很能迷惑一些人。但是他在这种体制当中使他人性恶的一面充分发挥了。所以他成为整个东北贪腐官僚当中的最后一个堡垒，到现在没有攻克。但是最近有攻克的迹象。
随着他爸爸权力的失去，他爸爸和江泽民交易的失去，他在地方的那些黑暗的东西越来越显现出来。所以他这个和马向东、韩桂芝有不同的地方，就是他的反弹能力强，非常强。那么就我个人来讲，我跟他没有个人恩怨，因为他从1982年到大连金州，那个候我是大连日报记者，他见到我是很客气的，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象现在这样专制、这样的霸道、这样的腐败。那么，他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我对他的看法有个过程。我现在之所以批评他，是因为他仍然在位，因为那些贪官一个个都垮掉了。
我给你觉个例子，包括朱胜文，哈尔滨常务副市长，就是死在监狱里自杀的那一个。我采访他的时候，我非常清晰地记得是1995年底，我刚到《文汇报》工作的时候哈尔滨开冰雪节我采访过朱胜文，当时他话讲得很大，他说你们大连有1万多警察，我们这有2万5千警察归我们管，口气很大的。他的太太也是，讲话口气很大的。他在台上的时候也是话讲得很大的。应该讲显得很有底气，常务副市长嘛，在那个地方也是一手遮天的。
但是当他在政治斗争失利，当时有个副书记叫岳玉泉，把他整掉了以后，他死在监狱里。他的太太到天安门广场替他申冤的时候整了一个白麻袋套在身上，麻袋的背后写的是‘朱胜文，冤、冤、冤'。你们也播了嘛，就在天安门，刚刚套上这个麻袋，不过三秒钟，天安门的警察就把她抓起来送到派出所里去。那么就是说，在位的时候她没有想到民主法制，新闻自由的重要性，当她变成了社会最底层的时候，这个时候她才知道了民主法制的重要性。
她在北京上访的时候也找记者，也找你们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给她报道了，我当时在监狱里听到的消息。当时想到当年和她见面的情景，你现在可以看到在香港文汇报查到我写的一篇文章《访哈尔滨常务副市长朱胜文与程道喜》，程道喜当时是政协主席，因为我们写的比较长的文章一般来说都要给他看一下，看完之后他说‘也加一个政协主席的名字吧'，他怕得罪那个人，他是北大荒的知青，给我的印象很好的。为什么像这样的官员在位的时候没有抓紧时间用自己的力量推动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而是满足于歌功颂德？等到自己政治斗争失败，倒霉的时候才想到监狱是那么黑暗，你看他在监狱里写的文章，我出来之后在网上看到他在监狱写的诗，写到专案组怎么折磨他的时候他才知道了民主和法制的重要性。
记者：他们其实也需要法律的保障。
姜：所以，我本身看到这一消息的时候，我有种切肤之痛，就是我们的官员，我就奉劝他们利用你们手中的权力，在你们在位的时候一定要推动中国的民主法制，这是帮你们自己的忙和子孙后代。就象何清涟讲的，现在的官员是最不负责任的。都不想你再干那么四年八年，为什么不推动中国的民主和法制？你要平反六四，你这样是为子孙后代造福，包括你自己，你不要等到象朱胜文这样政治斗争失败了，被殴打才去上访，才留恋过去失去的时光。
记者：希望中国的高官能够听到您这番肺腑之言。
姜：但愿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