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线民针对中国统计资料的质疑可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枯燥无味的统计资料之所以成为"公众话题"，不是因为这些统计资料鼓舞人心，而是这些资料透出的明显虚假。
第一波质疑针对国家统计局，因该局2月26日公布的2008年全年税收总额与财政部税政司公布的全年税收总额相差 3,600多亿元；第二波质疑针对4月 9日该局公布的2008年城镇职工平均收入2.9万元，民众大都感到这一平均收入明显高于自己及周围人群的实际收入；第三波质疑针对去年四川大地震中死难学生的数字迷宫。仅谭作人、谢贻卉的《公民独立调查报告》报告中，就指出四川省教育厅曾公布过三套不同的统计资料，这还不包括四川省常务副省长魏宏 2008年11月21日宣布的"在校师生死亡总数为19,065人"、后宣布为口误的那一次。
统计资料只是衡量社会经济状态的量化指标，原本用途只是作为制定政策的重要依据。在民主国家，对它的关注从来就不像中国这么高。但在中国，由于统计局被当局错位地赋予了宣传功能，造假就成了中国统计资料摆脱不了的宿命，对统计资料的质疑才会如此一波接一波地出现。
对四川大地震中死难学生数字的可能瞒报，时论很清楚地指出这是出于四川地方政府规避责任、减少赔偿等政治经济需要。但对于国民收入为什么一定要采用"平均收入"这一口径，除了专业人士之外，公众只是感觉到不对，表示质疑，很难掰扯明白。本文以此作为切入口，指出统计资料承担的宣传功能"妙"在何处。
国家统计局将高、中、低收入一锅煮、社会福利计算在内、并且遗漏了几乎占就业人口三分之一（不包括私营企业从业者及个体工商户在内）、将失业人口排斥在外的"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要害在于通过模糊一些关键性的指标掩藏真相：
第一，它可以掩盖中国收入差距过大这一事实。中国的社会财富分配不平等，不仅体现在财富占有的不平等（约占全国家庭总数0.4%的150万个家庭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还体现在巨大的收入差距上（2007年的基尼系数为0.48，远远超出了国际警戒线）。去年以来，多个研究机构的调查结果都表明，目前一些行业管理层和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达15倍，有的甚至高达30多倍。即便是在收入高的垄断行业，普通职工也没能 "搭便车"获利。以北京网通、北京电信为例，有媒体曾披露，一线装机职工的月工资约为700～800元左右，仅比2006年7月北京实施的最低工资下限 640元高几十元而已。
第二，它模糊了收入分配的流向。大多数网路留言都阐述了一个事实，即留言者的收入远远低于职工平均工资数。那么这些 "增长的收入"究竟流向何处？有据可查的流向有两条，一是流向垄断行业，即几年前新华社曾大张旗鼓地声讨过的"特殊利益集团"。据官方统计，目前中国的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到全国职工人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显然，这些行业是工资增长的支柱，是它们支撑着中国职工工资的"增长"。
其实，今天的国民受教育程度较毛时代要高得多，用这类有意模糊收入差距严重性的资料来糊弄公众，作用显然有限，只是自欺欺人而已。而用来做为"制定收入分配政策的重要依据"，不仅无法矫正时弊，反而会导致政策的短命化与行政能力的弱质化。比如去年的"两税合一"政策、以农民土地承包权流转为核心内容的"新土改"政策，因为错估时势与实际情况，其命运都与"王莽新政"相类，出台不久即告夭折。而4 月开始实施、用来证明中国已成为经济强国的"人民币国际化结算试点"政策，它那还未启航就告沉没的命运，更是成为一个错估本身实力的笑柄。
为了减缓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国领导人呼吁要以信心攻坚克难。但是，信心不是依靠谎言打造出来的。捷克教育家夸美琉斯有言："对于事实的健全判断是一切德行的真正基础"。中共政府依靠编造统计资料来打造信心，只会弄巧成拙。因为谎言不断被戳破的结果，是政府失去诚信，国民失去安全感。
（2002年，何清涟女士在普林斯顿家中书房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