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日记封面全图
【看中国记者柳笛报导】 2009年6月4日是中国天安门广场六四民主运动届满20年，当年天安门广场副总指挥封从德近日在香港出版了新书《六四日记》。这是第一本详录当时学运组织内部情况的书籍。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评论该书是「六四学运的最可信、同时也是最详尽的一部记载。」近日，看中国记者对 《六四日记》的作者封从德先生进行了专访。
作者近影
记者：您能谈谈《六四日记》的写作过程吗？
封从德 （以下简称封）：《六四日记》这本书5月13号在香港由出版社出版，这本书原本是我六四后，在国内逃亡十个多月逃到海外之后才写的，是90年到91年的手稿，当时叫"八九学运备忘录"。原本只是要将我自己对六四的记忆记录下来，当时就有35 万字，522页，手写的，一直没有想出版的。直到去年初，觉得20周年应该出版，就把它整理了一下做了精简，压缩了12万字，然后增加了6 万多字的注解。于是这本书就变成了两大部份，一部份是我自己的回忆，六四过后赶快记录下来，因为这本书的主体部份是讲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逝直到6月4日之间的情景完整的叙述了一遍，第二部份就是这六万字的注，其中不仅有我自己的记忆，加上这十几年我自已在整理六四档案的过程所搜集的资料，后记里则是六四后我们怎么逃亡和流亡海外后的情况，尤其是这其中包括了91年夏天，由17个流亡学生开了八天的研讨会，并于93年将会议的录音整理出版了一本《回顾与反思》的过程记录，后来《天安门》这个电影出来后，虽然做的不错，却对于89年六四的运动产生很多误解，对外也造成很多误导，所以98年出了一本书做了一些澄清，到2001年办了六四档案这个网站，05年我从法国到美国来工作，再到去年我到加州旧金山这边来，这些内容都收录在后记中。所以《六四日记》 主要是根据我的记忆，当然还参考了很多当事人后来的回忆以及最近我又找到了大量的当时的报导，和其它的资料。
作者当年
记者： 这本书的主体部份是向人们讲述六四的真相，那么从89年4月15日开始一直到6月4日您一直都是身在现场或是直接参与是吗?
封： 对，其实外面有很多关于89年64的报导都不是很准确，所以我当时就有这个想法要写些东西来澄清。89年我几乎参加了所有重要的学运组织，最早成立北大筹委会，全称就是北京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备委员会，我一直担任常委，这是4月19号胡耀邦去逝后第四天在北大成立的第一个组织，后来我也参加北高联，在4月30号至5月6号任北高联的主席。我又参加了绝食团与广场指挥部，任副总指挥。其实我最主要做的是创办广播站，它就自然成为指挥部的指挥中心。运动后期我参与了联席会议，在5月 27号联席会议上提出过准备在5月30号撤离，所以那一天的联席会议非常重要，是柴玲和我提议要怎么撤，但外界都误以为是柴玲坚持广场不能撤，所以当时广场附近的情况很复杂，非做个澄清不可。
而[天安门]电影的制片人后来我才知道他其实是文革当中红卫兵的头目，虽然她父亲是美国人，但她是在中国长大，后来到了美国。
当时我不清楚，我也曾接受过她的采访，后来从许多资料中才了解到她跟周恩来，毛泽东的关系很深。人民日报多次报导他们家族和她自己，其中有两次有照片，认识到[天安门]其实是极左派做的电影，表面看起来做的不错，其实影响及迷惑性很大。
尤其是里面主要采用戴晴的观点，戴晴是不能代表当时的知识分子，这个电影中没有采访像方励之，严家琪，包遵信，郑义，陈明远等对我们影响很大的知识分子。戴晴在电影里面是那种伪理性，也就是假的理性，因为她基本的论调就是89年64这场悲剧是两方面责任造成的，一方面是政府的极端非理性，另一方面是学生的极端非理性。其实中共的极端非理性，是指他的残暴疯狂，在89年全世界都看见了，尤其是六四的开枪，全世界都看见了。而这部电影把屠杀的责任部份归咎于学生的非理性，做了很多的歪曲，在这本书里针对这方面分析了很多，尤其是她在92年到95年写了很多回忆的文章，里面有很多问题，同样的一个情景，戴晴的描述和当时身在其中的我所见到的有很大的出入，这里面有很多的谣言，传播编造一些谣言。
所以在89年过后实际上就是一个记忆的战争，尤其是中共会想控制这个真像，一方面中共不解密这些档案，把他当作国家机密，不让外人知道，变成了核心的机密，一方面他们又制造了大量的谎言，这种记忆的战争最重要的就是真像倒底是什么？比如天安门广场没有开一枪，没有死一个人这种谎言，又说整个过程，六四只死了300人左右这样的谎言，我在书里面也有大量的澄清。
当时我们学生组织就到医院做过调查，还有红十字会，还有像美国的学者都有不同的调查，但是结论和政府公布的人数差距很大，单在医院里面死亡的人数就比政府公布的数字要高十倍。三方面人员的调查，学生组织派了200多个人去调查，也采访了一些当时的组织者像王有才，常劲，他们就记得是3000人左右这样的数字，另一方面红十字会公布的是2700左右，然后有个美国的独立学者他叫Brook在Stanford出了一本书， 当中有一章叫死亡调查，他当时得到了11家医院死亡的人数的统计就是有487人，他由此推算当时北京有124家医院，他在做过一些精细的研究之后他推算出来， 他估计医院里的死亡人数应该是2800人，比如说刚才提到的做调查的同学，而据做调查的同学回报单复兴医院死亡人数就有240几人，所以绝对不可能是如官方所说的300人。民间这些调查资料都是我六四过后陆续收集到的，这一部份就收在我的后记里面，有了这些订正之后，这本六四日记可能会准确一些。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