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四日后的第一场雨之后的北京大街。
我十三岁时的一个晚上，从收音机里听到日本人天皇宣言，那句"日本将忍人之所不能忍"，使我心有震颤，却并未理解。直到吉普女郎伴随美国大兵疾驰在东交民巷，差点撞倒我的自行车，又直到我站在宣武门外学校门前，含泪欢迎一卡车接一卡车的中央军进驻北平，这才醒悟：日本投降啦！我不是亡国奴啦！没有几天，是的，没有几天，。国军伤兵嫖娼砸妓院，重庆来的接收大员成为"劫收大员"，法币贬值，物价飞涨......。仅仅三年半时间，我从热切希望变为彻底失望，何其速也。
国民党在民怨沸腾中兵败如山倒。1949年1月31日下午1时，一支从东北开来、士兵都带着大皮帽子的队伍，举行进驻北平的入城式。一个儒雅军人登上前门箭楼。广播里说，他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啊，从来只有"司令官"的叫法，怎么他也是一个"员"！不知道我这个高中二年级学生，能否在未来也成为其中一员？这是我刚满十七岁的梦。
1949年3月14日，我乘坐短途列车到达长辛店，进入解放军最高学府--华北军政大学步兵科学习。"成为其中一员"的梦想成真，全程只有45天，这一人生转变，又是何其速也。
获得十三年半军龄后，我转业到地方，开始教书匠生活。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七日，我按课表上课，但教室里空无一人。全体学生都集合在操场上，主持大会的不是院领导，而是学生自己选出的代表。大会情绪激昂。他们马上就上街游行，支持北京天安门前绝食学生的民主运动。
老师们无课可上，都聚集在办公楼前观看，态度凝重。老北京的天桥艺人，总是向围观的人说："有钱的请赏钱，没钱的请您站脚助威。"多数教师是同情学生反官倒、反腐败的正义要求的；但他们每个人都有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懂得"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滋味，顾虑重重。"站脚助威"不失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表态方式。
此时，学生队伍中突然喊出一句口号："欢迎老师参加我们的游行！"
这句口号像一声闷雷，把我的思维打乱，但又重新组合，头脑中出现一幅图画：风云突变中，海燕振翅高飞，口中喊著：让暴风雨来得厉害些吧！而潜水鸟却躲在岩石下，浑身瑟缩地哼著，它们已被暴风雨吓昏了。
我走进我教的那个班的队伍当中。今天是我的课，我的位置本来就该在这里。
学生多来自石家庄郊区、井陉矿区和市属四县。地区闭塞，政治视野受到限制，活动方式也较拘谨。他们一直保持著整齐的队形，有组织地齐喊口号，临时学到了用双指做 "V"字("胜利")手形。虽是中等城市，中山路上也已鼎沸。各高等学校和部分中学的游行队伍出动了；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也参加了。摄像车穿梭其间，工作人员一边高举录影机工作，又不时用手向游行者做 "V"形示意，他们把份内的职责和真实的感情表达融为一体。市民在街旁挤得水泄不通，见到学生们持的"支援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捐款箱"，纷纷解囊相助。不少人把手伸进衣袋大把抓出，连零带整，看也不看，悉数塞入捐款箱。天气很热，路人买来成包的冰糕和成箱的冷饮，送进游行队伍中来。武警在重要路口布防，但未带武器，也未见杀气，他们都是当地人，亲友邻居说不定就在游行队伍中。
队伍行进到河北省委大院门前坐了下来。河北省委书记岳歧峰正手持扩音喇叭, 带著一幅焦急而谦和的面孔，向聚集在门前上千人的游行队伍讲了自己每月的工资收入，并逐个交代他的妻子和几个孩子的工作和收入情况。此所谓"上行下效"。他见北京在"对话"，在"透明"，他也出来对话和透明了。至于他的薪金数额，市民相信那是和会计室的工资单完全一致的，但是工资单以外的实惠，上哪里查？他说孩子是普通干部也不假，但知情人说，他作为省委书记一调来，就把孩子安插到当时最有油水的外贸部门了，这谁能做到？好在人们对这类官僚也并没有更高的期待。他出来了，见面了，说话了，话中也没见硬茬儿，就算不错。
现在知道，当时正值赵紫阳和邓小平的激烈政治交锋中。邓小平认为当时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动乱，赵紫阳却说："中国不会出现大的动乱，我对此具有充分的信心。"邓、赵分歧暴露于世，党内外均觉察到中央出了两个声音。此种政治态势，对于作为中共股肱大吏的岳奇峰来说，非同小可。他不知道下一步的"党中央"，谁在台上，谁在台下。他正脚踏着两只船，必须严格遵守"一站、二看、三通过"的官场游戏规则。"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唐· 韩愈：《山石》)经历过中共"与生俱来"的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大小头头儿们，都懂得在内斗结果未见分晓之际，要运用"蝙蝠战术"。待鸟、兽之战的胜负略见端倪的最佳当口，出来宣布自己原本属于哪一类，才见真功夫。
"僵卧孤村不自哀, 尚思为国戌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 铁马冰河入梦来。"（陆游：《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六月四日前后，我真的是僵卧在石家庄的陋室，靠夜阑卧听敌台，思考着国家命运的。通过VOA、BBC、法国和台湾等"敌台"的广播，我紧紧把握了北京的脉搏。六月四日清晨，我得知北京屠杀消息。让我惊心动魄的是BBC记者访问杨宪益的录音报道。杨宪益翻译的英译《红楼梦》和汉译萧伯纳名著《卖花女》，是我爱不释手的范本。这位翻译家、著名学者，气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向记者宣称：这支军队已不是什么"解放军"，而是杨尚昆的私人军队，我从现在起，同共产党决裂（按：当时"杨家将"当红，代表军方露面多是杨尚昆）。
被烧毁的装甲车，中间有被市民涂写的纳粹符号。
接下去几天，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薛飞、杜宪等人，穿上丧服，以悲伤语调播出全国电台联播稿件。这些敢在"天子脚下"的北京，面对坦克、耳听枪声而不低头的硬骨头，给我极大感染。后来，这两个人均被逐出央视，薛飞去东欧经商。大约1999年，我在纽约上网搜寻朗读材料自娱，不期而遇，听到薛飞朗读《海燕》，声音依然铿锵。那句"让暴风雨来得更厉害些吧！"唤回我对六四的种种回忆。
还有一件不期而遇的事情。作为英语教师，我时刻注意搜集英语听说材料。六四那天，我收听北京国际广播电台（Radio Beijing）的广播。广播员用英语说出这样的意思："今天凌晨，中国军队向学生和市民开枪，死伤多人，其中包括我台工作人员......"啊，电台此举，不正是阵前倒戈吗！这是要"军法从事"的呀！我及时把这段话录到音带上，次日在课堂上作为"听力训练"放给了学生听。我也倒戈了一把，但没有学生向校方告密，包括来自军人家庭的学生。
后来我在美国各大图书馆见到的有关中国六四书籍，几乎都有王维林赤手空拳以身阻挡坦克前进的照片。我认为，薛飞、杜宪、杨宪益，以及国际广播电台的英雄们，用声带的肌肉对抗屠城的达姆弹，其威武不屈的凛然正气，同王维林一样日月经天。
正像风暴中有海燕也有潜水鸟一样，那班曾经声名赫赫的元老、政客、文人，以及毛毛虫干部，面对血泊中的民主先行者和无辜北京市民的尸体，都由一度观战的状态中跳出来鼓噪了。
屠杀前几天，学生们求见徐向前、聂荣臻两位仅存的元帅，以及周恩来遗孀邓颖超，希望他们出面为学生说几句公道话；他们也回答学生代表，说解放军绝不会开枪，希望大家放心云云。但待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他们迫不及待地表态，老军头说恨不能亲自上街制止暴乱，元老遗孀则拿出礼物，慰问戒严部队。
《人民日报》开辟了表态版面。一些我平时颇为尊崇的作家，突然面目狰狞，为屠城擂鼓呐喊，让我心惊、心碎、心灰。他们中间有巍巍，刘白羽。还有一个三十年代老作家，曾写诗说什么死了的还活着，活着的已近死了，我看他才是活着却已经死了！这帮无耻文人的名单是很长的，我不敢凭记忆道出。希望有条件看到那年六月份《人民日报合订本》的人，把他们的大作，集印成册，立此存照。
1989年暑假后，紧锣密鼓地搞"党员登记"，实则是秋后算账。党员经评议后，分为四个等级：一是优秀党员，二是合格党员，三是基本合格党员，四是不合格党员。要达到"优秀"这一等级，必须是始终紧跟党中央，即紧跟邓小平。对于此一荣光，人们似乎感到不大舒服，都辞谢以表谦虚。"不合格"则被"劝退"，失去党票，也非所愿。所以实际上，登记只是两级，"合格"和"基本合格"。
评议结果，院党委正式宣布：除开两人外，都是合格党员。而这两名"基本合格党员"中，就有我一个！
我是无法逃脱这个另册的，因为我事先已经知道，党员登记中有一条硬标准：凡参加过游行支持天安门学生运动的，最多是个"基本合格"。我参加了那次5月17日的游行，还有何话可说？两人中的另一个是刚调来的青年女会计，属年轻无知，情有可原。而我这个有27年党龄的老家伙，则是挨批焦点中的焦点了。
问题是，那天参加游行并同学生一起高呼口号的教师和职员，有数十人之多，他们为什么都成了好人呢？
实际情形是，那天游行中，有几十个学院的中层干部也和我一样走在游行队伍里。学院办公室主任、党委办公室主任来了，学生处长来了，各班班主任都来了。我绝对不会想到其中有诈。因为我旁边一个专管学生思想工作的干部，频频擦着眼泪。我相信他是为学生反官倒、反腐败的强烈情绪所深深感动了。最忙的是总务处的几个正、副处长，几次开车追来，送面包、香肠，还告诉大家，院长正组织食堂包饺子，等你们胜利归来。
如前所述，5月17日那天，情势扑朔迷离，观战的大小蝙蝠们，对学生和群众要求民主、反对腐败的激情，个个表现得那么理解，那么体贴。可以设想，若是出现另一种结局，游行定性为爱国的，他们会拍着胸脯说：我早就知道学生的行动是对的，还特意让食堂包饺子给他们吃呢！
现在六四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把我揪出来，便可彰显学院领导立场之坚定，路线之分明，当然有助于保住乌纱，邀功请赏。那么其他参加游行的人呢？他们是"由领导派遣、现场维持秩序、保护学生"的！谁能想到，这些人背离职业道德，充当学生运动中的第五纵队，监控学生言行，现在却都成了功臣！怪不得列宁有一句话："善良的愿望，往往把人引向地狱。"我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作到和学生成为"一个战壕的战友"，理应遭此回报。否则，就违背共产党的常理了。
平心而论，评我个"基本合格"，尚属宽大。我不只参加游行，还在课堂上反过党。除了给学生放送过北京国际台的那段倒戈广播外，还向学生朗诵过乌克兰诗人谢甫琴柯的一首诗，为他们壮行："别等待，等待自由--徒劳！自由已睡去，是沙皇迫使它昏倒！如何使沉睡的自由醒来？我们的人民，举起所有的棍棒，还有那乌克兰的宝刀--那时候，自由才能来到！"我有军人喊口令的功底，朗诵声冲出教室，不仅那层楼的其他课堂都听到了，连隔墙石家庄一中的学生，也在课后打听出了什么事。
面对"基本合格"，我沉默不语，心中却跌宕不已。六四期间的一幅幅画面，烙印在我的大脑皮层上。例如那幅印有21名通缉学生照片的通缉令，每幅照片都有面貌特征说明。这些可敬可爱的莘莘学子，被描绘成三角眼、鹰钩鼻、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匪徒。古代的"画影图形，捉拿逃犯"，国民党的悬赏大洋、追捕共党，都没有这次来得凶焰漫天。我是当了一辈子教师的人，对无论哪里的学生，关爱是我的天职，对此不能不产生极大愤懑。电视画面里，警车驰骋，今天捉到这个，明天捉到那个，时时揪着我的心，也揪着我周围老师的心。有个被通缉的学生，因他姐姐、姐夫报警而被捕，大家议论纷纷，实际是借题发挥，表示对学生的同情，对中共恶行的诅咒。
我头脑中的另一个印迹是"民主女神"的悲惨倾倒。从六四凌晨起，中共的电视节目里，都是独裁者严格把关的"平暴功绩"的画面。他们当然不会让你看到天安门广场上处理尸体、冲洗血迹、修补弹孔的操作过程。他们刻意多次播出了"得意之笔"：一帮军人扯着绳索，绳索另一端系在矗立广场四天的民主女神像的几个部位上，然后军人们喊着号子，一齐用力，雕像扑地。女神倒了，我的心也碎了。他们欺人忒甚！
四十年前，我作为不懂事的高中生，提着脑袋上共产党的船，现在该再提着脑袋下船了。上船容易下船难，我要讲点策略。
六四"反革命暴乱"定性后130天，我递交了"退党声明"。声明原文如下：
党支部：
我于一九六二年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今已经二十七年了。 这期间，我一贯听党的话，服从组织分配，忠诚老实，在教育战线上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最近读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写的《致留苏学生信》，其中说："对你们年轻人来说，我主张多学科学技术，少学些政治。"我虽是老年人，但很愿意本照这种精神，将残年余力贡献给教育事业。我决定自今日起退党，请予除名。今后，我将做一个合格的公民。特此声明。
（签名）
一九八四年七月腹稿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一日呈
这份声明写得"内紧外松"，有我的想法。其一、我的退党，直接导源于"六四"，文中却一字未提，心照不宣，没有给他们可抓的把柄；其二、"除名"是党章中对退党者使用的带有极大贬义和蔑视的字眼，我在声明文字中抢先提出，以示针锋相对；其三、"政治挂帅"、"讲政治"，是共产党钳制党员个人发展的利器，然而毛泽东在给他儿子毛岸英的信里透露出，核心人物对自己子女有另一本账，即从不放松培养真本领，以期太子们成为储君，好让中国人永远统治在他们家族手心里，这是极具欺骗性的利己主义。我在声明中，搬出毛的书信原文，证明我的不讲政治、专心业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书信的影印集就在图书馆放着，不信，你就去看！至于那句"一九八四年七月腹稿"，表明了我的真实思想历程，五年前我就萌动摆脱中共思想枷锁的念头了。
匆匆20年过期了。回顾这份"退党声明"，有我的勇敢和机智在，但和那些献身民主事业的志士比，显然有我的恐惧感和软弱性在。这是我一直感到惭愧的。
我参军时，十个人睡一盘土炕。夜间区队长和中队长为我们盖好被子，白天为我们讲述革命道理。有两次指导员的讲话，我至今不忘。
第一次是批"共产党来了是又一次的改朝换代"。他告诉我们，历来的改朝换代，都是一个压迫阶级推翻另一个压迫阶级，一个剥削阶级替代另一个剥削阶级。而共产党则是永远、彻底地推翻了压迫者和剥削者，使人民大众永远当家做主。我听后心悦诚服，对党的崇敬感倍增。
第二次是批"共产党的恩情永远报不完，所以我们要永远跟党走。"指导员说，这种"报恩思想"是错误的。因为共产党的理想是解放全人类，不是施恩图报。这话显示了何等广阔的胸怀！
然而几十年后，回想指导员的话，我只能哑然失笑。中共和历朝历代相比，可谓集压迫者和剥削者暴戾和谎言之大成。最近有一件咄咄怪事，正是中共孽海之一滴--一名中共官员在性侵一名女子遇到抗拒时，竟然理直气壮地说："你是又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试问，中共把百万生命送到朝鲜当炮灰，从事不义战争，扶植金日成家族的无赖政权，至今夸耀那是保家卫国；人为制造饥荒，饿死几千万人，至今把主谋的巨幅画像高悬天安门；六四屠城，至今回避杀人决策者的罪行，反倒肉麻地吹捧"百年小平"......。一切的一切，哪一件不是又当婊子又要立牌坊？他们把民主和人权的呼声，把弱势群体的据理抗争，视若寇仇，屏蔽，狡辩，抓捕，酷刑......，一个如此被盗取的"强国"，让青年去爱。青年们，你们可要警惕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