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位四年前低调出任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最成功城市"市长的"突然出事"，不少人一时还难以置信甚至纳闷。这不仅在于这位许市长在深圳供职的十余年中始终以"思想开放、务实进取"的形象示人，更因为其在过去的仕途中对官位和金钱幷不着迷。他曾从湖南衡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副厅级别）这样一个显赫的位置上自愿降级调到深圳担任一名处长，曾将一家既没资源也没资金的出版社经营得风生水起、"钱"景广阔--那是他可以名正言顺"谈钱"、"捞钱 "的绝佳时机，他却没那样做，何以在当了市长之后，反而贪起财来了呢？是权力大到已无所顾忌的程度吗？
如果再来看看被黄光裕牵扯进来的另一名高官--前广东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陈绍基，人们会更加奇怪，这位在广东警界和政法系统任职20年，幷在7年的公安厅厅长位置上，为广东警方赢得"逢大案必破的最威名显赫的年代"和"打黑尖兵"荣誉称号的人物，何以最后还是倒在了"金钱关"前？让人大有 "英雄气短"之感叹。
早在两年前，就有人戏称当时最被媒体追捧的"富豪榜"为"死亡榜"或"丧气榜"，因为上榜富豪没有几个能在上面待长久。从10年前赖昌星的厦门远华案到3年前号称上海首富的周正毅案，从富豪张荣坤引爆的上海社保案到一度也被冠以"中国大陆首富"的黄光裕案，重要的不是富豪们个个不能"善终"，而是富豪们如出一辙的犯罪模式：拔出萝卜带出泥，一个富豪从财富的巅峰掉下砸倒的是一片官员。
人们甚至想搞清楚，在大陆，每位富豪的后面到底站着多少官员，换句话说，究竟有多少官员甘当非法创富"运动"中的先锋官？又有多少官员是不小心被"钱权交易"利益链条卷进去的？
虽说黄光裕案拉下的官员人数及其重量级别远不能与厦门远华案、上海社保案同日而语，但像许宗衡和陈绍基这样在公众中口碑一直不错的官员落马，确实对中国官员考核体制、公众对官员认知评价体系、当局防腐反腐机制产生了更大的负面冲击。
首先，在大陆"富豪案"，被牵扯进去的位高权重的官员似乎已越来越多，如在黄光裕案中，目前卷进去的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已达4人，后面还会有谁，目前不得而知。
其次，这些涉案官员不少是有能力、有水平、务实肯干，甚至曾有"赫赫政绩"。这样久经历练的官员，最终也难以"独善其身"，岂是一个惋惜了得。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瑞典新制度学派和发展经济学代表人物G•缪达尔说，腐败者及其行为因效忠于各种利益集团，与促进国家团结的种种努力背道而驰，从而助长了经济发展的盲目性，降低了政府信用。毫无疑问，任何一种腐败行为都会在无形之中垒高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的成本，而且会随着官员本身职权的大小、涉案人数的多寡而逐渐增大。
如果说，远华案是发生在中国改革初期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有足够的灰色地带成为权钱勾结的土壤，而今天的许宗衡，以及背后的黄光裕案，涉及的是已经规范化的企业（上市公司），以及在"改革最成功城市"里"久经考验"的官员，反映出在新环境下，在改革走向深水区的阶段，金钱对权力的腐蚀幷未消减，而是有了新变种。这警示，如何在改革中反腐，还是一篇远远没有完结的大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