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完整的晚清：中华民国败走台湾，留下了1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基本上是晚清的地域。外蒙古地区150万平方公里土地虽然在中华民国初年，由袁世凯以自治形式给了沙俄。但1945年中华民国和苏联签定《加盟条约》，规定：苏联必须在1950年内撤走在外蒙古境内的所有驻军，由民国政府在外蒙古驻军的规定。中华民国从晚清那里接过的土地，在法律上全部、在事实上约1千万平方公里都留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蒙古至今还没收回，甚至连袁世凯时期那种名义上的宗主国地位也没得到，是中共伪人民国对苏共长兄代母扶持窃国的投桃报李。中华民国留给"中华人民"的是一个完整的晚清。台湾在清朝灭国前17年已属于日本，是历史安排中华民国抗战胜利收复，以便败出大陆后栖身。（顺便一说：台湾是中华民国抗战胜利的额外奖品，故而神助金门战役大胜中共。辛灏年说的对，中共死也不敢打台湾，死到临头才可能打台湾，打台湾就死。）
二、一个强国家当：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华民国已成为世界五强，并且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是一个很好的强国家底，是国民党执政时期有目共睹、有功可数的十四年抗日战争贡献换来的。这个强国家庭先是大陆近千万平方公里土地、五亿人口给了中共，后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美国反苏需要，没有给予台湾强力的援助和保护，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也给了中共。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历史安排中共不劳而获的。从中共工运挡不住吴佩孚军刀一击，说明：中共搬不掉北洋军阀（即使搬掉自己也没了），历史发展假立宪朋党逼国民党发动北伐革命代共移山。中共难摆脱苏共控制，一直被苏联通过共产国际牢牢控制（说一不二），历史发展安排德国纳粹主义对苏联几乎摧毁性的打击，被迫解散共产国际争取美英支持，从而给中共政治松绑，使苏联事实上只做成了中共的奶妈，而没能成为太阳。中共打日本经不起任何一次会战（比如徐州会战）的搏击，故而历史安排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正面抗日，使其得以借敌后抗战名义（假抗日，真占地）、时机（保存实力，坐山观虎斗）、捣乱（例如皖南事变，打国民党"顽固派"〈实乃正面抗日的国民政府军〉遭反击吃亏而栽赃），不战而坐大并成为铁板邪教国寨。
三、一件共和外衣：中共在苏共控制下长久披着苏维埃共和制的外衣，这是一件洋皮，如果一直穿着，那就是一个东亚的小苏联，不能成就今天这般为所欲为的大器。所以历史安排了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借国民党抗战中出现的军事失败和国民共和必有的腐败，以"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倡导，骗取人民代表的美名，继而将中华民国宪法中的"人民"皮衣披到自己身上，建立邪教国寨之后，"名正言顺"地组建了伪"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人们不觉其伪只以为还不够好。
中国历史古代就有"国人"、"黎民"、"庶民"、"游民"、"流民"、"小民"、"臣民"、"平民"等称谓。所以在"兴民权"、"倡共和"的晚清，"国民"新词只是中华名词新组合。故而1905年8月的《同盟会成立宣言》中，孙中山即说："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三年后清朝《钦定宪法大纲》--中国第一部宪法--确立君主立宪制政体，全文共23条，由"君上大权"和"臣民权利义务"两部分组成，"国民"和"人民"两词都还没有进入政府的话语体系。正式被政府采用，是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一条 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第二条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开始。《临时约法》之"主权在民"规定，是中国"民权"取代"君权"和国民革命所建共和国平民性质的法律确定的开始；关于"人民"共有三章13条21个用词，前所未有。《临时约法》两千字，"国民"一词仅仅在《第一章·总纲·第二条》用过一次，实际上是全国人民--"中华（国）全体人民"--的简称，无"公民"含义。国民党的政治企望是全民党，故而在1947年宪法中"国民"一词增用到53次（"人民"用词33次）。中华民国即国民共和国，也就是人民共和国。其政府和民间（中共邪教除外）话语里，"国民"和"人民"是同义词，国民指"和为贵"的"人民全体"，人民则指"国民局部"的"个人合众"，即孙中山常说的"民众"。
中共扔了"国民共和"的中华传统（它憎恶这里蕴含的"和为贵"），扒了中华民国的"人民共和国"表皮，与邪教敌我斗争的肉共生长，替换了明显从属苏共的"苏维埃共和国"。但今日中共国寨宪法的"公民"称谓仍显其墨迹。
四、五亿人民家底：中华民国最要紧的是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五亿中华人口，以及象征五亿国民共和之家的政治协商会议（简称"政协"），即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包括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无党派人士等）三大政治集团举行谈判协商和平建国的政治会议。是中华民国抗战时期开始筹备，并在1946年正式召开的各界精英会议：国民党代表城市工商阶层和农村地主乡绅，共产党"代表"牢牢控制在手掌心的工农大众，民主同盟代表城市文化教育阶层。这个会议在中华民国，有些类似（当然不是）英国上院或美国参议院（中华民国的国民大会则有望在宪政之后，跟随政治协商会议参议院化而众议院化，形成家人社会·国民共和的两院制新国会）。中华民国确有过将政治协商会议当作共和国大家庭元老会的努力，却弄巧成拙。
历史安排显然让政治协商会议和民主同盟（简称"民盟"）帮助中共扒国民共和国的皮。政治协商会议并不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规定里，其政治构想来源于中共红军匪帮（简称"红匪"或"共匪"）流窜途中发表的"八一宣言"中，关于联合一切力量抗日"谈判共同成立国防政府"的统战谋略（妖术），继承了中华文化讲道理传统的蒋介石受这个思路的影响（实际上是被中共红魔操控），召开了具有"政治协商"性质的1937年七月的庐山谈话会。抗战后期，针对国民党实行宪政的决定，共产党捣乱搅和提出"国共谈判，组织联合政府"。抗战刚刚胜利，国民党训政的国民政府正式与共产党谈判，筹划有民盟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民盟却自创立始起，即与中共结盟，理智不清地依照公民宪政的西方思维认定国民党训政就是一党专政，不单方面与国民党成立条约。
抗战后民盟和政协像中了邪。民盟默许共产党玩"停战·内战"的显而易见的手段，却对允许它骂的国民党吆五喝六（直到破坏宪政而被解散）。政协为中共赢得了参加内战的理由，即"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进攻解放区"，更为中共备战（练兵、生产、土改）提供了宝贵的时间。政协期间国民政府大量整编复员部队，减弱了战斗力；政府按照停战令按兵不动而白白丢掉东北。国民政府在整个政协表现特别弱智：例如，中共一再要求在重庆，南京等国民政府统治区的城市办理报纸，建立电台来宣传，但国民政府从来没有考虑在延安办理报纸宣传以争取民心。政协统战对于中共而言就是妖言惑众，给它欲联合作恶的对象说任何好听的，却从来说了不算。中共很喜欢政协之名，用它骗人得心应手，所以中共将1946年民国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搬到北京再开一次，以会议的《共同纲领》为临时宪法，骗取人民协商和平建国的美名。宣布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之后，人民政协成为"人民"共和国的黑匣子：斗争、独裁经它协商出来。
五亿中华人口成为中共政治人质和党文化洗脑的对象，中共以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包装它的共产邪恶主义和社会敌对主义，却让全民替它背负恶名。工人为铁饭碗的小稳定，贫农为分得地主土地的小便宜，读书人为毕业包分配和上班打朴克、看报纸，曾经真的认为自己就是国家主人。就这样中共马列邪教今天有了世界上最多的教徒，15亿人口市场成为它经济行淫的资源，10亿以上可动员和扩变为军人的人质，成为它以战争要挟世界屈从它的邪恶的本钱。
李鬼借用李逵威名，只是抹黑自己面容。共产党盗用国民党的政绩，则硬扒拉下中华民国的国民共和、人民抗战、政协建国的外皮，包裹自己强盗占山、土匪卖国、人民斗敌的真实形象，并拷贝自己的流氓形象通过教科书、影视剧、报纸书刊跟国民党国民政府训政狸猫换太子。中共通过盗用民国宪法之"人民"名词和政协会议形式，披上了中华人民共和的皮囊，这里惟独共和有皮是真实的（集体领导心软时才个人独裁）。中华共和"和为贵"，人民·政协"和为斗"。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实乃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皮囊的盗匪山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