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9-07-02 10:50:30作者：乔新生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一位教授辞去系主任的职务，在社会上引起了一阵小小的波澜。新闻媒体记者朋友纷纷打电话给我，希望我就此事件作出评点。我难以推辞，只好略陈固陋。
最庞大最浪费的教育组织
首先，中国大学的组织架构是如何浪费资源的。不了解中国大学的人，很难想像中国的大学是一个机构庞杂的官僚组织。在大学既有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也有学校的行政组织。这些组织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次──大学校一级的组织──学院一级的组织──系一级的组织──教研室一级的组织。大学日常运作的程序是这样的：学校开会之后，传达到学院；学院的负责人开会后，传达到系负责人，系负责人开会后，传达给教研室，教研室主任再传达给教师。在现代互联网络条件下，一个小小的通知，往往要经过层层传递，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延误，都可能会导致教师接收不到信息。可以这样说，在这样的官僚体制下，普通教师是最没有权利，也最没有发言权的职工。学校的绝大多数资源，都耗费在这些组织机构里面。从教研室、系办公室、学院的办公室到学校办公室，都有专门的行政管理人员，他们不仅耗费教育拨款，而且更主要的是，会层层加重教师的负担。
大学是按照行政级别分配资源的。学校的负责人除了有专车、办公室和服务人员之外，还有特别的出差费用和电话费用；学院的负责人除了不配备专车之外，办公室和服务人员以及出差费用、电话费用样样齐全；在许多大学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都有专门的电话通讯补贴。假如学校有数十个院级单位，上百个教研室，那么，仅仅办公费用和电话费用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在这样的组织架构下，根本谈不上效率，普通教师的辛苦所得，几乎都耗费在这些机构及其负责人的身上。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是世界上最庞大也是最浪费的教育组织。
现在许多年轻教师不安心学术研究，一心向上爬。究其原因就在於，在这样的官僚体制中，只有获取一官半职，才有可能得到资源，包括教学和科研资源。普通教师要想完成教学工作量和科研工作量，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这是中国教育界的普遍现象，也是许多青年教师希望在大学担任领导职务的根本原因。
资源分配学校领导说了算
其次，大学的资源掌握在各级官员的手中，级别越高，获取的资源就越多。不同的大学实行不同的财务管理制度，但是，资源的层层分配体制却大体相同。据笔者了解，大学的经费来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学生的学费、政府的拨款、学校的经营性收入。这些资源被称作基本资源。在分配的过程中，完全由校一级领导说了算。学校领导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向不同学院分配不同的资源，其理由往往冠冕堂皇。譬如，支持学科建设、申报博士点、申报硕士点、资助年轻教师、申报国家重点课题、扶持核心刊物、奖励优秀教师、增加重点专业等等。学校的领导可以颁发各种文件，寻找各种藉口使用资金。不用问，这些资源通过各种方式向各级领导倾斜，普通教师只有在极力迎合领导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享用这些资源。令人感到好笑的是，一些学校的领导认为这种寻找理由制定红头文件的做法，过於复杂，於是设置各种校级或者院一级的课题，直接以课题费的方式，将这些款项拨给自己或者自己的学生，然后由自己使用。
可以这样说，在大学资源的配置方面，学校完全可以自定规则、自行操作。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大学的领导出手阔绰。他们可以采用各种手段把学校的经费据为己有。少数学校领导干部，把自己的黑手伸向学校的基本建设，贪污受贿获取钜额资金。这样做十分愚蠢，只要行贿人员告发，那么，学校的领导就会被送进监狱。事实上，近些年来大学负责人锒铛入狱，绝大多数是在学校基础建设方面贪污受贿而被人揭发的。现在许多大学领导早已意识到，制定各种教学科研奖励制度，可以公开获得钜额的资金，根本不值得与建筑承包商同流合污。现在大学领导中绝大多数都是重大课题的负责人，他们拥有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科研资金，这些人整天在国内外飞来飞去，打著学术交流的幌子，游山玩水。
官僚体制层层盘剥
到了学院这一级，很少有经营性收入。但是，学院可以开办培训班，收取合作单位的学费，用於支付自己豪华的旅游费用。现在，大学学院的领导，如果没有公费出国访问，简直就是另类动物，绝大多数学院领导，把出国访问作为自己的日常工作。当然啦，他们出国访问的费用，就是办公费用或者申请的课题费用。
到了系主任这一级，可支配的资源相对较少，但并非没有油水可捞。且不说在申报各种课题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即使在教学安排环节，也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把许多费用相对较高的课程，放在自己的名下。根据笔者所知，仅办公费用、学科建设费用、研究生培养费用，就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如何使用这些资金，全由系主任决定。系主任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将这些费用报销处理，只要给出一个理由，这些资金都可以化为己有。
教研室在学校是最基本的官僚单位，教研室主任享受电话津贴，并且可以安排课程。教研室主任不一定是学科带头人，但肯定是惟命是从的人。表面上看教研室主任忙忙碌碌，但在现实生活中，作为最基层的单位负责人，他们可以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最大限度地获取好处。
可怜学校的普通教师，成为学校的弱势群体。由於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往往都兼任教师，占有教师的编制，所以，扣除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教师，那些不担任任何职务的教师才是学校最辛苦的大多数。过去笔者总以为，系主任承上启下，不可能有更多的权力，但现在看来，在这样一个官僚体制内，层层盘剥，只要担任领导职务，都可以占有一定的资源。
神圣学府沦为商业机构
第三，由於学校实行后勤社会化管理，学校早已沦为商业机构。中国的大学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产物──一方面对外反对教育产业化，可是另一方面，在学校内部却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学校的后勤实行企业化管理，各种设施都要付费使用。大学的后勤集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构，它们不仅可以利用国家划拨的土地从事各种经营性活动，包括开办商店、书店、餐馆食堂等，而且可以从日常教学活动中收取费用，可以这样说，学生的一举一动都是后勤集团获取利润的来源。不仅如此，学校的各个部门也从事经营性活动，譬如，研究生部本来是负责研究生的教育管理工作，可是，研究生部可以通过合作办学的方式，收取各种费用。各个学院也可以通过举办培训班或者社会合作办学等形式赚取外快。这些收入既不纳入教育管理预算，也不需要向教师公开，只要各单位的领导作出分配决定，就可以进入个人的腰包之中。
莘莘学子成了赚钱对象
现在很多人抱怨中国大学费用太高，其实他们不知道，看得见的费用是有限的，看不见的费用却是惊人的。大学生进入校门的那一刻起，就成为学校赚钱的对象。大学赚取的这些费用，很少用在普通教师的身上，学校的各级官僚之间相互进行利益输送，相当多学校负责人成为百万富翁。
分析中国大学的种种弊病，让人感到切齿痛恨。十年寒窗苦读的学生，在这样的组织机构逐渐沉沦。中国大学的悲剧就在於，大学的校长和书记由上级任命，他们颐指气使，享受优厚的福利待遇，可是，却把学校当作官僚体制经营。不少学校的负责人拉帮结派，普通教师只能忍气吞声。现在许多学校的领导对外公开反对官僚主义，但是在学校内部，他们比官僚主义更加官僚主义。学校的普通教师要想与校领导联系，必须通过层层关口，学校的领导高高在上，很难顾及教师的实际问题。人们很难理解，在这样一个日渐透明的社会，为什么还有这样的封建堡垒？人们也无法想像，在学生分配日益困难的情况下，为什么学校还会叠床架屋，不断地消耗著学生的学费？
大学自治早已是社会共识
大学自治早已成为社会共识。中国的大学之所以成为官僚组织，就是因为中国的教育管理者，希望大学成为官僚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样他们就可以安插领导干部，作为政治酬佣，也可以通过强化管理，从而压缩学校的自由空气。现在一些大学早已不是学术的殿堂，而是官僚政客相互勾心斗角的试验场。大学教师要想放下自己平静的书桌，必须俯首称臣，否则，大学负责人会寻找各种藉口，将其扫地出门。
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资源越来越多，可是，中国的高等教育质量越来越差，各种学术泡沫不断泛起，毕业生的就业率越来越低。面对此情此景，教育主管当局难道还不应该深刻反思，尽快改弦更张吗？
（本文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最庞大最浪费的教育组织
首先，中国大学的组织架构是如何浪费资源的。不了解中国大学的人，很难想像中国的大学是一个机构庞杂的官僚组织。在大学既有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也有学校的行政组织。这些组织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次──大学校一级的组织──学院一级的组织──系一级的组织──教研室一级的组织。大学日常运作的程序是这样的：学校开会之后，传达到学院；学院的负责人开会后，传达到系负责人，系负责人开会后，传达给教研室，教研室主任再传达给教师。在现代互联网络条件下，一个小小的通知，往往要经过层层传递，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延误，都可能会导致教师接收不到信息。可以这样说，在这样的官僚体制下，普通教师是最没有权利，也最没有发言权的职工。学校的绝大多数资源，都耗费在这些组织机构里面。从教研室、系办公室、学院的办公室到学校办公室，都有专门的行政管理人员，他们不仅耗费教育拨款，而且更主要的是，会层层加重教师的负担。
大学是按照行政级别分配资源的。学校的负责人除了有专车、办公室和服务人员之外，还有特别的出差费用和电话费用；学院的负责人除了不配备专车之外，办公室和服务人员以及出差费用、电话费用样样齐全；在许多大学系主任和教研室主任都有专门的电话通讯补贴。假如学校有数十个院级单位，上百个教研室，那么，仅仅办公费用和电话费用就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在这样的组织架构下，根本谈不上效率，普通教师的辛苦所得，几乎都耗费在这些机构及其负责人的身上。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是世界上最庞大也是最浪费的教育组织。
现在许多年轻教师不安心学术研究，一心向上爬。究其原因就在於，在这样的官僚体制中，只有获取一官半职，才有可能得到资源，包括教学和科研资源。普通教师要想完成教学工作量和科研工作量，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这是中国教育界的普遍现象，也是许多青年教师希望在大学担任领导职务的根本原因。
资源分配学校领导说了算
其次，大学的资源掌握在各级官员的手中，级别越高，获取的资源就越多。不同的大学实行不同的财务管理制度，但是，资源的层层分配体制却大体相同。据笔者了解，大学的经费来源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学生的学费、政府的拨款、学校的经营性收入。这些资源被称作基本资源。在分配的过程中，完全由校一级领导说了算。学校领导可以根据自己的好恶，向不同学院分配不同的资源，其理由往往冠冕堂皇。譬如，支持学科建设、申报博士点、申报硕士点、资助年轻教师、申报国家重点课题、扶持核心刊物、奖励优秀教师、增加重点专业等等。学校的领导可以颁发各种文件，寻找各种藉口使用资金。不用问，这些资源通过各种方式向各级领导倾斜，普通教师只有在极力迎合领导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享用这些资源。令人感到好笑的是，一些学校的领导认为这种寻找理由制定红头文件的做法，过於复杂，於是设置各种校级或者院一级的课题，直接以课题费的方式，将这些款项拨给自己或者自己的学生，然后由自己使用。
可以这样说，在大学资源的配置方面，学校完全可以自定规则、自行操作。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大学的领导出手阔绰。他们可以采用各种手段把学校的经费据为己有。少数学校领导干部，把自己的黑手伸向学校的基本建设，贪污受贿获取钜额资金。这样做十分愚蠢，只要行贿人员告发，那么，学校的领导就会被送进监狱。事实上，近些年来大学负责人锒铛入狱，绝大多数是在学校基础建设方面贪污受贿而被人揭发的。现在许多大学领导早已意识到，制定各种教学科研奖励制度，可以公开获得钜额的资金，根本不值得与建筑承包商同流合污。现在大学领导中绝大多数都是重大课题的负责人，他们拥有数十万乃至数百万的科研资金，这些人整天在国内外飞来飞去，打著学术交流的幌子，游山玩水。
官僚体制层层盘剥
到了学院这一级，很少有经营性收入。但是，学院可以开办培训班，收取合作单位的学费，用於支付自己豪华的旅游费用。现在，大学学院的领导，如果没有公费出国访问，简直就是另类动物，绝大多数学院领导，把出国访问作为自己的日常工作。当然啦，他们出国访问的费用，就是办公费用或者申请的课题费用。
到了系主任这一级，可支配的资源相对较少，但并非没有油水可捞。且不说在申报各种课题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即使在教学安排环节，也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把许多费用相对较高的课程，放在自己的名下。根据笔者所知，仅办公费用、学科建设费用、研究生培养费用，就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如何使用这些资金，全由系主任决定。系主任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将这些费用报销处理，只要给出一个理由，这些资金都可以化为己有。
教研室在学校是最基本的官僚单位，教研室主任享受电话津贴，并且可以安排课程。教研室主任不一定是学科带头人，但肯定是惟命是从的人。表面上看教研室主任忙忙碌碌，但在现实生活中，作为最基层的单位负责人，他们可以利用信息的不对称，最大限度地获取好处。
可怜学校的普通教师，成为学校的弱势群体。由於校长、院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往往都兼任教师，占有教师的编制，所以，扣除担任各级领导职务的教师，那些不担任任何职务的教师才是学校最辛苦的大多数。过去笔者总以为，系主任承上启下，不可能有更多的权力，但现在看来，在这样一个官僚体制内，层层盘剥，只要担任领导职务，都可以占有一定的资源。
神圣学府沦为商业机构
第三，由於学校实行后勤社会化管理，学校早已沦为商业机构。中国的大学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产物──一方面对外反对教育产业化，可是另一方面，在学校内部却按照市场规律办事，学校的后勤实行企业化管理，各种设施都要付费使用。大学的后勤集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机构，它们不仅可以利用国家划拨的土地从事各种经营性活动，包括开办商店、书店、餐馆食堂等，而且可以从日常教学活动中收取费用，可以这样说，学生的一举一动都是后勤集团获取利润的来源。不仅如此，学校的各个部门也从事经营性活动，譬如，研究生部本来是负责研究生的教育管理工作，可是，研究生部可以通过合作办学的方式，收取各种费用。各个学院也可以通过举办培训班或者社会合作办学等形式赚取外快。这些收入既不纳入教育管理预算，也不需要向教师公开，只要各单位的领导作出分配决定，就可以进入个人的腰包之中。
莘莘学子成了赚钱对象
现在很多人抱怨中国大学费用太高，其实他们不知道，看得见的费用是有限的，看不见的费用却是惊人的。大学生进入校门的那一刻起，就成为学校赚钱的对象。大学赚取的这些费用，很少用在普通教师的身上，学校的各级官僚之间相互进行利益输送，相当多学校负责人成为百万富翁。
分析中国大学的种种弊病，让人感到切齿痛恨。十年寒窗苦读的学生，在这样的组织机构逐渐沉沦。中国大学的悲剧就在於，大学的校长和书记由上级任命，他们颐指气使，享受优厚的福利待遇，可是，却把学校当作官僚体制经营。不少学校的负责人拉帮结派，普通教师只能忍气吞声。现在许多学校的领导对外公开反对官僚主义，但是在学校内部，他们比官僚主义更加官僚主义。学校的普通教师要想与校领导联系，必须通过层层关口，学校的领导高高在上，很难顾及教师的实际问题。人们很难理解，在这样一个日渐透明的社会，为什么还有这样的封建堡垒？人们也无法想像，在学生分配日益困难的情况下，为什么学校还会叠床架屋，不断地消耗著学生的学费？
大学自治早已是社会共识
大学自治早已成为社会共识。中国的大学之所以成为官僚组织，就是因为中国的教育管理者，希望大学成为官僚体系的组成部分，这样他们就可以安插领导干部，作为政治酬佣，也可以通过强化管理，从而压缩学校的自由空气。现在一些大学早已不是学术的殿堂，而是官僚政客相互勾心斗角的试验场。大学教师要想放下自己平静的书桌，必须俯首称臣，否则，大学负责人会寻找各种藉口，将其扫地出门。
现在，中国的高等教育资源越来越多，可是，中国的高等教育质量越来越差，各种学术泡沫不断泛起，毕业生的就业率越来越低。面对此情此景，教育主管当局难道还不应该深刻反思，尽快改弦更张吗？
（本文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