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闻:胡适最痛苦的一段“地下婚外情”(图)


 胡适最痛苦的一段“地下婚外情”(

胡适出生于1891年,1962年他去世时,实足71岁。

曹诚英出生于1902年,1973年她去世时,实足71岁。

在胡适无奈地与母亲包办的江冬秀成婚后,他的耳畔回荡着无数的惋惜和哀叹声。一个留美博士,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并肩而站,人们习惯不去赞美小脚女人的幸福,只会为留美博士的吃亏而直呼“不值”。夜深人静,胡适望着月光下沉睡着的年轻但在他看来有些庸俗的小脚女人江冬秀的面庞,他的心底泛起波澜。他有了些不甘心。他陡然渴望能有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恋情,不敢奢求刻骨铭心感天动地轰轰烈烈,哪怕是普普通通平淡如水,也好。

这时,他想到了仍然在美国的红颜知己陈衡哲,他能够感受到她时时抛射过来的浓情,但他负了她。他又想到了他婚礼上的伴娘,一个娇小可人的小姑娘“娟”。他称她为“表妹”。

“娟”是曹诚英的小名,字珮声。她是胡适三嫂同父异母的妹妹,和胡适一样也是安徽绩溪人。给江冬秀做伴娘时,她 15岁了,在当年那个年代,也算是个大姑娘了。她亲昵地称胡适为“穈哥”。虽然胡适没有在日记里记载这次见面,但可以推定,这是他回国后与曹诚英的第一次见面。

婚礼之后,胡适和曹诚英各过各的生活。胡适回北京大学继续执教,并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曹诚英于1918年和父母包办的胡冠英完婚,嫁到邻村的胡家。如果没有外界力量,曹诚英恐怕就这样在乡下和大多数农村妇女一样朴实地过完一辈子,也就不会与胡适产生恋情。

和胡适一样,曹诚英也是在年幼时就由父母包办了婚姻。与胡适相反,曹诚英曾留学美国的哥哥曹诚克非常痛恨包办婚姻,对父母包办妹妹的婚姻,更加深恶痛绝。尽管他最终无力阻挡妹妹嫁给胡冠英,但他极力鼓动诚英外出求学。于是,1920年春天,曹诚英考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从而走出了闭塞的小山村,来到美丽的西子湖畔。与她同行的,有她的丈夫胡冠英,还有同乡、后来的“湖畔诗人”汪静之,胡冠英的姐夫程仰之。他们三人同学于浙江一师。

胡冠英家本就不满于儿媳妇出外求学,更恼怒于她结婚三年都未能给胡家开枝散叶。在1922年冬,他们强行给儿子冠英娶了小老婆,当然事先也不会征求曹诚英的意见。曹诚英因受了哥哥的影响,又读了几年书,思想自然开明,既不满包办婚姻,更不能容忍丈夫另娶。于是,她愤而提出离婚。1923年初,他们离了婚。

胡适与曹诚英虽然自婚礼后一直未再见面,但他们一直都有书信往来。曹诚英对胡适比较崇拜,时常去信请教问题。胡适本就乐于助人,对方又是三嫂的妹妹,还曾是夫人的伴娘,自然比一般人要亲近得多,对她也就热心得多。当严修等人请胡适为白话《聊斋》作序时,他借故推托;当华文学校校长请他去演讲时,他也推托;与此同时,他却应曹诚英之请为《安徽旅浙学会报》作序。他在日记里,这样记:

1921年5月5日
作书与严范孙先生、史瞿安先生(名梅,来函为白话《卿斋》乞作序,辞之)、Mr.W.F.Dawson(华文学校校长,约六月廿二日演说,不能往,辞之)、……曹珮声表妹(珮声为《安徽旅浙学会报》乞序,我以徽浙学术史甚可研究,故允之)。

对于胡适而言,“徽浙学术史甚可研究”只是表面上的理由,更有可能是他一直都想为表妹做点什么,如今机会来了,岂可放过?胡适守信,不出两个月,他就将写好的“序”寄给了曹诚英。胡适如此给面子,曹诚英暗自窃喜了好一阵子。两人也由此更加频繁地往来书信。

胡适“不舍得匆匆就离别”,却又不得不离别。于是,一旦另有机会,他自然又会匆匆与它(她)相聚。一个多月后,他再次来到杭州。

从胡适日记可知,在他第一次离开杭州到他第二次去杭州之间的短短一个月时间内,曾经连续与曹诚英书信往来。

胡适日记记载他此次赴杭,原本是与高梦旦同行的,后有了点意外,高梦旦与林子忱、刘雅扶夫人先行一步。三人在杭州会合后,同游西湖。

从6月9日起直到9月8日,现存的胡适的日记,没有任何内容。但是,从9月9日起,他的日记中特别注明了“山中日记”,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他与曹诚英的“神仙眷侣”般的生活。

6 月24日,胡适孤身住进烟霞洞。可以想知,曹诚英经常到烟霞洞看望胡适。至于曹诚英是何日开始留宿烟霞洞的,目前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在7月29日他们同在西湖南高峰看日出之后。两天后,胡适作诗一首“南高峰看日出”,在引言中,他说: “七月二十九日晨,与任百涛先生曹珮声女士在西湖南高峰看日出。后二日,奇景壮观犹在心目,遂写成此篇。”

最先看出胡、曹恋情的是汪静之。他一直热恋曹诚英,自然对曹的感情动态很敏感。当曹诚英频繁出入烟霞洞时,他对他俩的关系产生了怀疑;当曹诚英将胡适写的一首名为《怨歌》的诗拿给他看,并对他说胡适写的就是她时,他证实了自己的猜测。

胡适的“山中日记”也没有回避他俩的这一段“同居”生活。其中大部分是他俩单独共处时的生活细节。

胡适此次赴杭的主要理由是养病。前一阵子,他的老毛病(坐骨直肠脓肿)又复发了,很痛苦。病虽然治得差不多了,但身体还是虚弱。如今,炎热的夏季过去了,身体也恢复了,也该回去了,他毕竟是有工作的人,容不得就此躲藏在世外桃源中悠然度日。

如果胡适与曹诚英是7月29日在南高峰看日出那天开始同居的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到10月初,他俩已经在一起生活了两个月,也算是度过了两个“蜜月”,说短也不短了。但是,对于胡适而言,他对感情的渴望压抑得太久,一旦释放出来,就难以回收了,又何况他认为这几个月的生活是他从未体验过的最最快乐的日子。因而,他对即将的分离无比感伤。他在日记中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这种愁闷。

12月27日,妻子江冬秀来到胡适的身边。三天后,是他俩结婚六周年纪念日。但这一切都并不能解他烦闷。想见的,见不到,不想见的,却时时在眼前晃荡;想要的,要不到,不想要的,却无力甩脱。于是,胡适烦上加烦,闷上加闷。

也许是烦闷,胡适日记自1月27日以后就中断了,时间长达一年。因而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已无法知道他与曹诚英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是否又见过面。可以肯定的是,他俩的通信始终未断;他俩的爱,也始终未消。1925年1月25日,他补记了一份“1924年的年谱”,其中将《小诗》定为“最得意的一首小诗”。其实无论从诗的技巧上还是内容层次上,这首诗不一定称得上最好,但因为诗里渗透了他对曹诚英的一份情,所以他自认为 “最得意”。

整个1925年,胡适的日记记得很简单。但是,在这一年中,却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的本身是胡适在日记里刻意回避的理由。这年7月,他收到曹诚英的一封信。

这封信的封面是用英文写的“北京大学胡适博士收”,实际上它是由曹诚英的哥哥曹诚克自天津转的。当时,曹诚克在南开大学任教授。该信的邮戳显示,发信邮局是“天津府”。

为什么要这样呢?从信中的内容看,曹诚英似乎在担心被别人知道他俩的关系。因为她这样写道: “……我们在这假期中通信,很要留心!你看是吗?不过我知道你是最谨慎而很会写信的,大概不会有什么要紧……你有信可直寄旺川。我们现在写信都不具名,这更好了。我想人要拆,就不知是你写的。我写信给你呢?或由我哥转,或直寄往信箱。要是直寄信箱,我想你我的名字不写,那末人家也不知谁写的了。你看对吗?”

这样的偷偷摸摸很让胡适痛心,他能感受到曹诚英不得不做一个无名无份的地下情人的委屈。而信的末尾一段更让他几乎要落下泪来: “……穈哥!在这里让我喊一声亲爱的,以后我将规矩地说话了。穈哥!我爱你,刻骨的爱你。我回家去之后,仍像现在一样的爱你,请你放心。……祝我爱的安乐!”也就是这句爱的宣言,让畏缩的胡适痛下决心,他要离婚,他要和娟结婚!

于是,胡适向江冬秀提出离婚!

江冬秀反应的激烈大大出乎胡适预料。她拿着剪刀要刺胡适,被人拦下后,又冲进厨房拿了把菜刀,威胁胡适说: “你要离婚可以,我先把两个儿子杀掉!我同你生的儿子不要了!”

胡适相信他那“庸俗的”妻子能够说得出做得到,他傻了,也清醒了。如果真的离婚,两个儿子的小命难保是其一,他胡博士长久以来精心维护的好名声也将毁于一旦而大失面子是其二。与其如此闹得鸡飞狗跳人尽皆知,不如悄然舍弃自己的爱情。就这样,胡适妥协了:不离婚了,让曹诚英去堕胎。

“堕胎”一说,在胡适日记中当然是找不到的,而只是知情者说。

曹诚英的苦楚,是能够想见的。她堕了胎,但无法堕掉对胡适的爱。为此,胡适在1926年写了一首诗《扔了?》:

烦恼竟难逃——
还是爱他不爱?
两鬓疏疏白发,
担不了相思新债。
低声下气去求他,
求他扔了我。
他说,“我唱我的歌,
管你和也不和!”

不久,曹诚英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与后来的物理学家吴健雄、生物学家吴素萱同学。再后来,由胡适推荐,她考入胡适当年就读的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

藕断丝还连。胡适与曹诚英分手却并不绝情,他俩一直有来往。这在胡适日记中也有体现。

1931年1月7日
车到浦口时大雪。过江已误点,车开又迟,故到晚上十一点始到上海。
珮声来接胜之,在渡船上稍谈。胜之与她在下关上岸。我们在江口搭车。

在上海时,他俩幽会在友人汪孟邹家。这让江冬秀怒不可遏,但她忍着,因为至少胡适不再提离婚。

曹诚英学成归国后,曾在四川大学农学院任教,结识了曾某,并决定结婚。可是节外生枝,曾某的亲戚与江冬秀相熟,闲聊中透露了此事。江冬秀抓住了这个报复机会,也不顾及丈夫的颜面,将他与曹诚英的旧情翻了个底朝天。“丑事”很快传到了曾某的耳朵里,他随即取消了婚约。

伤心欲绝的曹诚英在1939年的“七夕”之夜,给正在美国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寄去一封信后,愤而登上峨嵋山,准备出家当尼姑。胡适是通过吴健雄的来信知道一切的,他很感伤,在日记里这样写:

1940年2月25日
吴健雄女士来信,说,友人传来消息,珮声到峨嵋山去做尼姑了。这话使我感伤。珮去年旧历七夕寄一词云:
孤啼孤啼,倩君西去,为我殷勤传意。道她末路病呻吟,没半点生存活计。
忘名忘利,弃家弃职,来到峨嵋佛地。慈悲菩萨有心留,却又被恩情牵系。
此外无一字,亦无住址,故我不能回信。邮印有“西川,万年寺,新开寺”八个字可认。

看样子,尽管曹诚英仍然“被恩情牵系”,但她不留字、不留地址的行为,也足见其决绝之心,更可知其悲愤之情。

远隔重洋,胡适纵然也牵肠,但却无力而为,他只有通过友人不停地探询曹诚英的讯息。

得知妹妹要做尼姑,曹诚克即赴峨嵋山苦劝,不惜动用“结婚不成可以独身”这样的极端说辞,终于劝得曹诚英下了山。这样的打击摧残了她的身体,她终于病倒。远在美国的胡适在日记中这样记:

1941年1月6日
吴素萱来信说珮声去年六月病倒,八月进医院。

胡适没有记下他听说曹诚英病倒后的心情。也许此时此刻,他不知该说些什么。他留给曹诚英的,除了负了她之后的伤痛外,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都是没有意义的。他只有背负这份情债,遗憾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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