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昭王时，宰相石奢为人坚直廉正，无所阿避。一日，巡视州县，正好碰到警察在追捕杀人凶嫌，石奢当然着人加紧追缉了；谁知抓来的，竟然是自己的父亲！石奢二话不说地放纵了父亲，而自我捆绑着入狱服刑，且使人报告昭王，说："臣纵放罪父，依法当死！"
昭王说："唉，你们就假装追捕不到，不就得了嘛？死脑筋！还是干你的宰相去吧！"
石奢说："不行！我不偏袒父亲，是谓不孝；不守法令，是谓不忠。大王要赦免我们父子之罪，是您的恩赐；伏罪而死，以正国法，是臣的职责所在。"终自刎而死。
这是不讲"法治"的国家吗？其实，我们从来的治道，就是用法而不言法（就是尽把‘法治'放在口头上讲）；要不然，试想，一个偌大的国度，不用法，还有不乱的吗？从《尚书》讲"吕刑"以来，那一代没有法典呢？只是强调用法之弊，实有不可胜言者，如太史公写《酷吏列传》的人物，多有这样的无奈语：
是时民朴，畏罪自重；而（郅）都独先严酷，致行法不避贵戚......武帝即位，吏治尚循谨甚；然（周阳）由居二千石中，最为暴酷骄恣......自宁成、周阳由之后，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类多（宁）成、（周阳）由等矣......
自（王）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效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小群盗以百数，掠掳乡里者，不可胜数也。
于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之，犹弗能禁也......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寖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
学法、习于法的人多说："治乱世，用重典。"以上所引，就是用"重典"的结果；难怪太史公要慨乎其言地说：
"孔子说：‘政府一味用法的结果，势必导致百姓了无羞耻地钻法律漏洞，而扭曲了道德、价值观念，最终社会必将付出惨痛的代价而后已。反过来，政府以道德、礼义来作示范，来教导百姓；社会不但弊绝风清，百姓更能知廉知耻，而登国家于衽席。'
法令只是治国的工具之一，而不是导致国家清平政行的根源呀！你如今倒本为末，变工具为目的，社会焉有不乱？国家焉能不亡呢？"
太史公的《酷吏列传》写了：侯封、晁错、郅都、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减宣、杜周等，十二人中能够寿终正寝的只有赵禹、尹齐、杜周三人，而砍头弃市的五人、自杀的三人、剃光头发穿着囚衣的一人。
我们对照他的《循吏列传》看，"循吏"只写：孙叔敖、郑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等五人，而个个都是"奉法循理，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的官吏。史家说："太史公传《循吏》，无汉以下者；传《酷吏》，无周以前者。寄慨深矣！"
究竟寄托了什么深沉的感慨？侯封是吕后的重臣，晁错、郅都是景帝的智囊，宁成以后则都是武帝的能吏；吕后、景帝、武帝，不都是所谓的"英主"吗？英主而用法、玩法，甚而弄法，太史公有不慨叹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