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商银行北京一分行。据资料显示，2007年工商行高管年薪均超过150万元。（Getty Images）
在中国，国企高管同时又是"高官"。他们在拿"市场化薪酬"的同时，却无须承担市场竞争带来的风险。此外，他们还享有国家干部的政治待遇和福利待遇：可以调任、升迁；医疗实报实销，不存在上限......甚至可以自己给自己定薪酬。
国企高管也是高官
在中国，大部分重要金融企业都是国有控股企业。这类企业高管的产生、退出、责任承担机制都没有实行市场化，许多高管保留干部身份，可以调任、升官，而且享受干部福利，比如，医疗可以实报实销，不存在上限。高管就任的时候没有形成合同，就任后甚至可以自己给自己定薪酬。湖南省政府参事秦希燕在今年两会发言中炮轰国有企业高管高薪。秦希燕表示，现在国有企业高管的薪水往往是总经理、董事长自己决定的，尽管通过了企业的董事会，但是一般都是高票通过，所以等于是自己给自己发工资，"钦定"现象较普遍。
个人身份没有市场化、约束机制没有市场化，却拿着市场化薪酬。例如，中国几大银行的高管都享有行政级别，其一把手都是副部级。让这些享受副部级待遇的国有企业管理者再享受市场化的天价高薪，难以说服民众。因此，社会上要求对国有控股金融企业高管人员的模糊身份进行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产生机制、退出机制、责任承担机制一定要市场化。如果一个人既是监管机构的干部，又是国有金融企业高管，这其中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限薪令"还是"涨薪令"
今年2月，国泰君安证券曝出了继2008年股灾年之后职工人均年薪100万元的新闻，中国版的"限薪令"随之登场，中国财政部向有关单位印发了《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其中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税前收入280万人民币。
按2007年银行高管薪酬的情况来看，国有或国有控股银行中，工商银行董事长姜建清报酬总额税前179.5万元，行长杨凯生171.1万元，副行长张福荣153.3万元，副行长牛锡明151.7万元。交通银行董事长蒋超良195.18万元，行长李军187.83万元；中国银行董事长肖钢税前合计167.5万元，行长李礼辉171.6万元，副行长李旱航165.7万元。
独立经济观察人士时寒冰认为，从公开资料显示，2007年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交通银行等14家金融上市公司的企业负责人年薪都没有达到这个数字。与美国"限薪令"不同的是，中国版"限薪令"被不少人质疑为是"涨薪令"，因为280万元上限过高。280万元的上限是否意味着这些企业的高管薪酬有相当大的上调空间？
此外，《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规定的，只是高管现金收入的一部分。市场化薪酬一般包括几个部分： 基薪（base salary）、年度奖金（annual bonus）、长期激励（long term incentives）、福利（Benefits）、特殊津贴（perquisites）。在西方国家，大企业高管薪酬当中的长期激励占有很高比重，美国年收入100万美元高管的长期激励约占全部薪酬比重在1985年为20%，2000年上升到65%，2007年接近70%。金融企业尤其注重长期激励，其占总薪酬的比例可以高达90%。财政部的《办法》并未对长期激励收益进行限制。此外，中国公布的更多的是前两个部分，基薪、年度奖金，对福利计划、特殊津贴也没有交待，而这两种收入弹性非常大，隐性化程度也很高。这意味着，中国版"限薪令"不仅难以达到限薪的效果，甚至可能造成负面的激励作用。这恐怕是有关部门没有想到的。
限薪之路并不平坦，尤其在中国这个相关制度缺位的国家，无论是大权在握的政府官员，还是处于垄断地位的国企高管，都有自我加薪的动力，而制度的缺位又使得这种加薪之举屡屡在几乎无阻力的情况下顺利进行。
